刘刚/文 南宋遗民下南洋
麦哲伦在菲律宾开了个殖民的头，结果，反而被当地土人收割了他的人头，土人跟土人不一样，而他却忽视了。
他一路驶来，所见土人不少，战也好，和也罢，都被他轻松打发，船队中，有篡权者，有叛乱者，也都被他搞定。
他本想在土人的族群之争中，浑水摸鱼，趁机殖民，然而适得其反，反而被土人带进了火坑，变成火中取栗。原来，他所熟知的达·伽马对付伊斯兰世界的那一套，在这里显得不够用了，因为这里的土人，不光来自伊斯兰世界，还来自中国文化。
我们不知道，打死他的人——马克坦岛的国王拉普·拉普，究竟来自哪一种文化？但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对这里的影响由来已久，仅以文献记载而言，就比麦哲伦早了一千二百多年。
据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载，226年，东吴国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巡海东南亚，就途经这里，那时，岛上并无国家，只有些土著部落，尚未引起中国重视。
然而，晚唐时，中菲贸易就已开始，据考古发现，近百年来，菲律宾各地，均有中国陶瓷出土，民间也多有传世古瓷发现，这些文物，自晚唐至清代，以明清为最多，宋元次之。《宋史》中，有《阁婆传》一篇，其中提到了“摩逸国”——菲律宾，其于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这是史籍中，首次述及中菲贸易，此后，历代史籍对中菲贸易都有记载。
南宋时期，中菲航路频繁，中国物品纷纷输入，仍以瓷器为最，所见遗址，多在中、北部，当属“摩逸国”范围。
元人汪大渊曾航海至此，在《岛夷志略》中，谈到过中国船只至“摩逸国”贸易的情况，说当地居民，以批发的方式，前来赊取货物，再以小舟贩销各岛，换购各岛屿之土产后再运回，按时偿还中国商人的货价，“守信如终如始”。
古代菲律宾人，喜欢用中国大瓷瓮埋葬遗骸。
从北部的巴坦群岛，经吕宋岛、民都洛岛，直到南部的棉兰老岛，都发现了许多内藏遗骸的大瓷瓮，它使我们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中国仰韶文化中的那只带有“人面鱼纹”的彩陶之瓮。瓷瓮与陶瓮，此二者，相距数千年，相隔万里计，何以如此神似？
在历史自媒体“一本正经说历史”上，我们读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为《自唐宋始，古代菲律宾是如何膜拜中国的？》，文虽调侃，而有失其雅训，史则有据，或可资参考：
菲律宾内地各部落甚至将拥有多少瓷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瓷器有时作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部落之间、家族之间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瓮作为赔偿。一般是一个人头赔一个瓷瓮。瓷器在举行婚礼时必不可少，新郎给新娘的聘礼全部或部分是瓷器。举行宗教和其他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器。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
如此说法，自谓其来有据，但即便难以成史，或为传说，也不妨碍我们闻到些许那一时期国瓷下南洋的气息，不过，作者还是在其文末尾，提供了可供检索的资料来源。
据说，1521年，麦哲伦来到，欣遇中国制造。
在霍蒙洪岛，他看到中国丝绸；在里马萨瓦岛，他看到中国陶瓷；在宿务岛，他看到中国漆器；在南部群岛土人那里，他还看到了他们所使用的中国铜钱，看到铜钱中间，凿有一小方孔，其中一面，铸有四个中国文字，以此表示中国皇帝的年号。
他知道，自己离中国不远了，而葡萄牙人已比他先到，他不能跟着葡萄牙人的后面去向中国示好，他另有自己的一套，要先把这个群岛拿下，再以此为根据地，向中国宣示其主权。
如果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那么麦哲伦迈出地中海，跨越大西洋、太平洋，从欧洲往中国，来到菲律宾，就用他的生命，预告了一个全球化的海权时代的到来。
于是，仗着坚船利炮，他向土人宣示主权，并驱使土人入教，而且趁着群岛内乱，其欲一展枭雄手段，一举殖民。
然而，英雄都有盲区，成败要靠运气。好运已经到头，大航海时代就要结束，他本该见好就收，运退即走，可他没有，偏要再贪婪一下，就这一下，适得其反，反而送了颈上人头。
历史的运势里，就如同市场经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黑格尔那里，换了个说法叫做“理性的狡计”，而中国人的说法，则是“人算不如天算”——人算可知，天算不可知。
他本不该死，但若天要他死，他就不得不死了。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如此耻辱地死于非命，令人不得不为其长叹。
须知南海殖民，不同于对付那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土人，只要略施小计，一展暴力，即能服之，此域立国，从来不缺海盗，尤其不缺中国的海盗，跟海盗打交道，他们早就自有一套。
据说郑和下西洋时，曾巡莅吕宋群岛，奉永乐帝诏，封许柴佬为吕宋总督，从1404年到1424年，虽仅20年，但在此期间，闽粤之人渡海而来，滔滔不绝，此后立国者，也多与中国往来，被中国纳入朝贡贸易的版图中，其影响所及，以至于清初。
群岛中，有个苏禄国，据《明史》载，永乐十五年（1417），其东王浮海朝贡，进献珍珠、宝石、玳瑁等。对此，永乐帝礼遇甚隆，封国王，赐印诰，留京二十余日。
东王辞归，永乐帝又进行赏赐，赐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帛三百匹，钞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还遣官员护送。
使团行至德州，东王卒于驿馆。帝闻讣，“不胜哀痛”，赐谥号为“恭定”，命以亲王陵墓规格营葬，又命留妻妾守墓，令三年丧毕后再返国，册封其长子都马含为苏禄国东王。
清雍正九年（1731），苏禄国又遣使来华，使团一行抵京前，曾往德州，访东王后裔，后人请求入籍大清，使团遂以苏禄国王名义，上书清廷。清廷恩允东王在华后裔“入籍德州”。
事隔两朝，时过二百余年，前朝之事，却未因改朝换代而改变，重新提起，一如既往，也不失其为南洋外交一佳话。另一面，它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那位许柴佬，此佬治理吕宋二十年，此或由其影响所至？明清两朝，独封此佬于海外，再无第二人选。
许柴佬祖籍，为福建晋江深沪，有墓碑可证，碑在晋江金井湖厝村呼哈山，高90厘米，宽87厘米，厚18厘米，上刻“大明吕宋国柴佬许公祖墓”，然无碑文记载，当地村民，只是听说许柴佬是他们的先祖，许氏宗亲每年清明节都会来这里祭祀。
据说，自南宋以至于明清，在南海海域，曾经有过八个华人国家。八国中，最初一国，即由南宋遗士陆自立所建。自立，号复宋，其父陆秀夫，于崖山一战，负帝蹈海而亡。南宋国破，南洋成为复宋最后的希望，他率遗民出海，深入南洋，渡千里而至摩逸国，以期“复宋”，故称国号为“陆宋”，明改称为“吕宋”。不过，后来的葡萄牙人，在其航海日志中，依然称之为“陆宋”。“陆宋”据此，休养生息，期以立国，又恐被元军寻至，故率部远遁爪哇，建国巽他，《明史》曰其国名为“顺塔”，而留守的“陆宋”，则以“自立”方式，被纳入苏禄王国中。
陆自立，“自立”为顺塔国王，从此，华人势力范围，扩张到了马六甲海峡，其落脚处，又称莆家龙，南宋人周去非作《岭外代答》时，提到此地，还说，此地人“尚气好斗战”。
由此说来，陆自立率众至此，恐亦难免一战？
也不见得，因其民性，颇似宋人，故易亲近。
周去非言莆家龙人之时，尚未有厓山战事，然其所言者，却与亡宋情形神似，有如预言：“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愿随死，焚则跃入火中；弃骨于水，亦踣水溺死，不悔。”
此言之情景，后来，我们便见证于厓山战事了，或许，此即自立选择此地的原因，也是当地人接纳他的原因。
此前，他也许读过《岭外代答》一书，已深谙此地民情，也许南宋早已经营于此，此乃其海外遗产的一部分？
总之，陆自立等南宋军民就在那里立国了。
流亡海外，别立一国，没有海权意识行吗？
其后人，至郑和下西洋时，始知蒙元易代，明已复国，故于永乐九年（1411），遣使来贡，且欲归宗，但终于不了了之。
若其回归成功，大明王朝就能对马六甲海峡实施管辖吗？只能说有可能，但不一定就能行得通，尤其难以坚持。
海权时代的土司与公司
实际上，明朝对马六甲管控，还是有过制度安排，并采取过相应的军政措施，比如说，有人就从哈佛出版的中国明代地图上看到了一块海外飞地，即设在爪哇岛上的旧港宣慰司。
宣慰司，原是明代治理中国西南地区所做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土司制度，明有“三宣六慰”，起始于洪武年间，在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下设置了南甸、干崖、麓川平缅等三个宣抚司，及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等六个宣慰司。其治所，从中国西南边陲，延伸至中南半岛之缅甸、泰国北部、老挝中部等地区，其与明朝本土，皆有陆地相连。
“三宣六慰”，由土司治理，土司世袭，任其自治，但要承担朝廷“征役”和“贡赋”，土兵要接受朝廷调遣。
因地理远近，土司又分为内、外边区，明朝允许其以不同程度自治，但凡中央集权能管到的，就改土归流，以朝廷命官——流官取代土司，鞭长莫及的，仍置宣慰司，由土司自治。
唯独旧港宣慰司，远离本土，与中国隔海遥望。
用海权的观点看，下西洋的起点，不在中国东南沿海，既不在长江的出海口，也不在珠江出海口，而在马六甲。
在马六甲一带，择其紧要者，则莫过于旧港。
旧港，今称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
其地位，北扼马六甲海峡，南控巽他海峡，两条黄金水道交汇于此，以此为据，可为中国海权立门户，定进退。
以此进取，可下西洋，据此退让，可守南洋。
若谓明于中南半岛设置宣慰司，还是大明王朝陆权的深入，那么，设置于马六甲海峡，则是海权意识的觉醒。
华人势力之于爪哇，元时，除了顺塔国初立，还有满者伯夷国崛起，因其国王不满元帝强迫入觐，致元使黥面而归。元廷一怒，发兵二万，起战船千艘，从泉州出海，远征至此。适逢其内乱，国王被杀，驸马伪降，请元军助其复国，再行奉献。
然其所愿得逞后，却趁元军不备，反戈一击。
对于我们来说，耐人寻味的是，当元军入侵时，顺塔国有无反应？它是否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了？而已入主中原的元朝，是否知道爪洼岛上有过这么一个由南宋遗民组成的国家？
接下来，当满者伯夷以胜利之师，挥师北上，灭了三佛齐国时，它怎么有可能放过一个就在卧榻之旁的顺塔国呢？
当旧港华侨拥戴粤人梁道明为三佛齐国新王时，我们未见顺塔国夹在两个王朝之间的尴尬局面。本来，同为华人国家，梁氏应该会去拉拢顺塔国，因为梁氏为了对抗满者伯夷王朝，广招华人势力，而顺塔国就在身旁，其焉能不知？然其知而不招者，何也？乃顺塔国已然成为爪哇的一部分，已与满者伯夷融合耶？
明初海禁，迫使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偷渡出海。十余年间，竟有数万商民渡粤海，其中就有海盗陈祖义。
此盗，纵横南海，从台湾海峡到马六甲海峡，均被其势力范围覆盖，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民间海权的一个时代。他一来，就力挽狂澜，挽救了那个摇摇欲坠的新三佛齐——旧港政权。
满者伯夷难撄其锋，也就退兵了，可旧港政权，还是难以安生，外敌已退，内乱又起。梁、陈之间，并行两条路线，一条是梁的以贸易主导的海商路线，另一条则是陈的以攻掠进取的海盗路线，更何况陈祖义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使梁道明忍无可忍。
永乐三年（1405），刚好，永乐帝派梁氏同乡监察御史谭胜受和千户杨信来旧港招安，梁受敕书，便同臣子郑伯可一道入朝，朝贡以后，梁氏返乡，从此消失，旧港则交由副手施进卿打理。
不久，郑和船队便起航了，它有可能就是冲着陈祖义来的。盖因永乐帝有大忌，忌在篡位，篡位之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或曰其已隐于南洋某处，成为永乐帝挥之不去的心头隐患，深恐其与陈祖义之流结合，或由陈祖义辈借其正统名义，重启天下之争。
故永乐帝之于南海，撒网般展开了一个土司化的军政布局，除了在中南半岛设置一个又一个宣慰司，还在吕宋岛设都督府，时来天地皆同力，挡不住的运气又给他送来了马六甲的契机。
再以旧港为基地，设个宣慰司，这样就把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串联起来，其串联者就是郑和。
而陈祖义，则是此网中的一条龙，东奔西突，左冲右撞，若不将其捕获，则纲不举，目不张，网不成，故郑和下西洋，只此一战，便搞定海权，以王朝中国海权搞定了中国民间海权。
陈祖义，作为民间海权的一种类型，成为清初《水浒后传》中混江龙李俊率梁山泊劫后余众在海外立国的一个原型。
郑和生擒陈祖义，将其押送回国，斩首示众，紧接着，便设立了旧港宣慰司，枢纽马来群岛，襟南洋，而带西洋。
同时，又在马来半岛上，扶持马六甲王国，使其船队，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举拥有两个港口，形成了战略上的掎角之势，与之相应，在中南半岛上，设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
以此深远布局，足以安定南洋，可结果如何呢？人在政在，郑和在，此局安好，郑和一死，人亡政息，便解体了。
先是满者伯夷出兵，攻克旧港宣慰司，后来葡萄牙人的船炮，又攻破了马六甲王国，国王向明朝求救，可斯人已逝，谁来救？若陈祖义在，其于南洋海权，就不会那样轻易放弃。
王朝中国之于南洋，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变的是朝贡，而非海权，要虚面子，不要实际权利，真的靠不住！
我们若回过头来，重新评价郑和诛杀陈祖义，那就不但有功，亦应有过了。其功在当时，收拾南洋，安定大局，可谓功莫大焉，然其弊在于，中国民间海权被取缔后，王朝海权难以持续，结果，使中国失去了对于南洋的海权，以之论功过孰大？
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治理西南边疆，采取土司制，由此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但将土司制运营于中南半岛，还将其移植到苏门答腊岛上，未能区分陆疆和海疆，没有区别陆权和海权，若以之治理陆疆还可以，以之治海疆，那就真是太“土”了。
明朝以土司治理南洋，不同于西方列强以东印度公司进取南洋的方式，土司制因地制宜，以夷制夷，用于边疆治理，或能事半功倍，以之开发海疆，经营海域，就驴头对了马嘴。
而东印度公司，则是拥有领土控制权的军政实体，是一部用重商主义驱动的以海权为目标的海盗式的国家机器。
其表现为，商战合一，军民并用，与土司制注重文化融合和采取间接控制不同，它以武力征服、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设贸易站，建立军事基地，对所在地区实施直接控制。
较之土司制，它被历史赋予了更多的主动性，较之它所来自的国家，它可以超越主权边界，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它手上有更多的牌可以打，不但有贸易牌，还有传教牌和战争牌，而且还能将这三套牌混合起来打，打出个政教合一、商战合一的局面，从市场经济打到地缘政治，从王室授信打到国会授权。
土司制里就翻不出这样的筋斗云，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化和安排，虽以自治，亦能自成一小王国，但其最终难逃中央集权的羁縻，故其运势难畅，动能有限，难以开出历史的新局面。
在土司制和公司制之间，还有一种分封制，葡萄牙和西班牙就采取分封制，哥伦布与麦哲伦同西班牙国王签的都是分封制契约，这三种制度，反映了海权时代东西方的三个阶段。
先是大明王朝海通，通过郑和下西洋，将土司制通达于苏门答腊岛旧港，接下来，却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用分封制打败了，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用分封制建立其海权时代，英国人和荷兰人又开着公司制的国家主义战船追赶来了，用资本主义的公司制，打败了封建主义的分封制，可以说是制度创新的胜利。
可惜的是，以陈祖义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海权，从未被纳入过任何一种制度安排中，在明朝看来，其海上来敌，西方列强并未列为第一，排在首位的，却是中国海盗，被朝廷斥之曰“倭寇”。
朝廷不知，一家公司居然打倒了一个帝国，这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倒了印度的莫卧儿大帝国，在海权时代东西方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市场大于国家，利权高于王权。
市场大于国家，这还好理解，英吉利就其本土而言，不过英伦三岛而已，而东印度公司，不仅作为一个经济体，成为了跨国公司，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体，拥有了自己的国际政治。
此前，谁见过一个帝国会臣服于一家公司？
可英国东印度公司做到了，它让那个曾经不可一世且与奥斯曼帝国和大明王朝鼎足而三的莫卧儿帝国向它臣服。
大不列颠在美洲新大陆——假印度失去的，它从真印度——莫卧儿帝国那里赚了回来，如果说哥伦布之于假印度，可以说是一次“文明的试错”，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之于真印度，则可谓“屈身拾起金苹果”，它为大不列颠赚回了一个大英帝国。
若无印度，英国还能称之为“大英帝国”吗？若无东印度公司，印度还能属于“大英帝国”吗？这样一问，问得那些公司股东们一个个热血沸腾、野心膨胀起来，资本市场上，公司股价达到了历史新高，他们要在莫卧儿帝国的肥沃的尸体上分红。
于是，有人抗议道：印度的呻吟直上云霄，天降的英雄克莱武一定进不了天堂。因为，他不替天行道，而是为资本开路，所谓“分红”，分得岂止商业利润？更是几百万印度人的血酬，是大屠杀带来的高回报！所以，作为公司军事首领的克莱武，以反人类罪而成就其国家英雄的地位，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资本无所不能，可以收买一切，但成长中的政治文明，却自有抗体，可以抵抗资本的收买。国会中，有上议院和下议院，还有不同党派，如何能一下子全都被收买？针对收买，有人这样谴责：亚洲的财富潮水般涌入我们手中，不仅带来了亚洲的奢靡风气，还带来了亚洲的治国原则，让黑金横行，使腐败洪流，闯入议会。
好在其国家制度里，有一种对利维坦的防范机制，时刻提醒着人们的良心和良知，提撕其国家正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将东印度公司关进制度安排的笼子里？
还有一个担心，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那就是新大陆那样的历史事故再次发生，印度从大英帝国的管辖里独立出去。
另有一个预谋，也在酝酿中，那就是大英帝国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中国，还有必要让东印度公司去试试应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