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战国时代的中国海盗
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从大西洋出发，乘风破浪，各行其道，一自西去，一往东来，除了证明地球是圆的，还要在中国碰头。
葡寄居于中国澳门一隅，西以菲律宾为殖民地，二者均止步于南洋，故与中国相安无事，还以中国为中心，以马尼拉大帆船为标志，开展丝银贸易，躺在白银时代里，富而安之。
当海盗已变成海洋贵族，大航海的惊涛骇浪，已化作历史的浪花朵朵，为他们唱着入耳的赞歌，在东方的安乐窝里躺惯了，还得回去面对西方战国时代的挑战，这时，人何以堪？本来，他们已经老了，就该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是东方伦理。搁在西方，享受是强者的权力，雄狮老了，也要在战斗中死去，哪有安然度过晚年的？老牌帝国亦如此，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把自己重新投入到正在进行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中去。
新的狮王——英国、荷兰，在国家与革命中崛起，后生不但可畏，而且后来者必定居上，留给老牌帝国的，唯有落日余晖般的帝国的悲怆，对于曾经拥有过一个“伊比利亚全球化”时代，且与中国共创了白银时代的西葡帝国来说，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将那滚滚而来的不尽财源拱手让人，又岂能甘心？
然而，不甘心又如何？西葡帝国老矣，行将解体。1640年前后，历史大转折，英国革命了，王权受制于民权，葡萄牙也宣布独立，西葡帝国因而分解，“伊比利亚全球化”时代终结。而东方，在中国，则发生了明清易代，落后战胜先进，文明被逆转。
此后，大英帝国、西葡帝国和中华帝国都在收缩，忙于各自转折。唯有荷兰，还在向外拓展，还打着“海洋自由”的旗帜，以海运的方式，成为了“海上马车夫”，且欲以此垄断全球物流，可当其所向无敌时，却被中国的民间海权，猛然一击。
自从郑和消灭了陈祖义，中国民间海权就从马来群岛收缩到吕宋群岛，从马六甲海峡引退至巴士海峡，在此，碰到了西班牙。西班牙一直想征服中国，总想着如何向中国下手。
还在1526年，新西班牙开辟者科尔特斯就请求查理五世批准他跨洋远征，夺取香料群岛，打通通往中国之路。1565年，当西班牙人抵达菲律宾后，征服中国计划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人议及此事，说菲律宾贫瘠，人多饿死，但是，若要控制那个比欧洲恢弘得多的中国，就必须首先占领这些岛屿，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好战，战争一旦来临，就会束手待毙。受其影响，四年后，还有人向菲利普二世请缨，以中国为囊中物，声称只要发船2艘，载兵80，就能征服中国。
然而，中国海盗让西班牙人的狂热冷静了下来。
1574年，海盗林凤为避明军水师围剿，率战船62艘，战士2000名，水手2000名，还带有妇女、儿童约1500名，以及大量牲畜、农具、农作物种子等，从台湾奔袭吕宋。急航两日，船至吕宋地界，一举攻占密雁。守将登舟而逃，林凤欲趁虚而入马尼拉，取而据之，以安顿其部属。
然在其即将得手之时，却于航途中发生了意外。夜来风雨交加，巨浪如山，船沉一半，人损二百，又因天黑难辨，搞错了登陆地点，行至马尼拉时，天已透亮。遂以人多势众，奋勇而攻，攻入西班牙人指挥部，攻杀其总指挥高第，攻至总督府，总督亲督卫队百余人死守。强攻不下，于是退出。
两天后，林凤再来攻城，城内依托工事抵抗。进攻失利，林凤率部退守玳瑁港，筑城建国，定都班诗兰，自立为王——建住宅，修城寨，立壁垒，设炮台……
菲督视之为大患，1575年，招兵6000余，助明军协剿林凤，两军夹击，相持四月余，林凤突围而去，返回台湾。此后，他便游击于南海，舰船增至150余艘，然，又因内部分歧，部属受抚于朝廷，致其孤军难鸣，“复走西番”。
经此一役，挫了西葡帝国纵横天下的傲气，使其对中国的念头，从狂想转为务实，开始冷静下来，认真“设想”了。“设想”，由卡布拉尔神父开头，此人刚从日本来中国，落脚在澳门，滞留沿海一隅，打探中国虚实。他在日本搞砸了，又来砸中国，因为他“发现”——其实是听说，当时明朝年财政收入已达1亿5千万两白银，除去皇帝花销和朝廷开支，尚能留下5千万两收入库存，他还告诉菲利普二世，已知明朝府库内藏银，至少有2亿两水准。
以数年观察，致信一封，将其“设想”以海运，经由马尼拉转呈菲利普二世，信中，他“设想”了种种收益：
若能“征服中国”，可使中国信教，能使君王名留青史；若得中国白银储备，能使“伊比利亚全球化”为所欲为。而获此收益，只需七千至一万人的兵力。他建议，以西属美洲和葡属印度为根据地，以吕宋岛与马六甲为交通枢纽，将所需人马运抵广东海岸，以澳门作为“征服中国”的基地。
这种以武力传教的“设想”，当时就有人反对，不但从法理上加以驳斥，而且从可行性方面进行否定，认为明朝体量非帝国此前任何对手所能比拟，一旦开战会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
但帝国还是不甘心，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银流入中国而不动心，既然贸易不能改变逆差，那就用武力来改变吧！
《广州葡囚书简》狂想曲
然而，最早提出“征服中国”建议的，还不是这位卡布拉尔神父，而是出自《广州葡囚书简》（简称《囚简》）。《囚简》是葡萄牙使团成员在被囚禁期间写给葡萄牙国王和马六甲总督的信件，这些信件不仅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遭遇，还提出了“征服中国”的建议。
提起《囚简》，还得追溯一下“皮雷斯使团”。
1513年，葡人乔治·欧维士船队，首次抵达珠江口屯门岛，不但以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还在屯门岛竖立刻有葡萄牙王室纹章的石柱，以证明他发现了中国。
为与中国通商，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访问中国，使团负责人就是托梅·皮雷斯，此人原为阿丰索王子的药剂师，因其对中国的了解及其与王室的关系而被选中。他是大航海以来，欧洲首位进入中国的使者。
1516年，皮雷斯随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舰队前往中国。于次年8月15日到达屯门岛，并沿珠江而上，最终在怀远驿外停泊。
使团在到达广州后，因礼仪和文化差异，曾与粤地官员发生了冲突。1520年1月，明朝准允使团北上，前往帝都北京。5月，抵达南京，其时，明武宗已南巡于此，却并未召见他们，而是令其继续北上。抵达京城后，通过译人火者亚三，与武宗宠臣江彬联系，因其能说葡语，且以葡语取乐武宗，一时被宠，然其恃宠而骄，竟然张狂起来，被四夷馆主事梁焯鞭挞一番，江彬闻讯大骂，并向武宗告状，但武宗却未因之而治罪梁焯。
1521年，武宗驾崩，世宗即位，诛杀江彬，火者亚三也被下狱处死，随后，禁葡通商。或曰江彬谋反，火者亚三参与其事，皮雷斯一行当然也难逃干系，更何况他们有颠覆中国的动机，适逢马六甲使节来京指控葡的侵略暴行，于是，明朝将皮雷斯等人押回广州囚禁。1524年，皮雷斯等人被囚死于广州狱中。
有人为他喊冤，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何况无战？但话又要说回来：他真的很冤么？也不冤。他一身的战国气息，就是来挑战中国的，认为中国富而弱，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就在进入中国之前，他在《东方诸国纪》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维持海禁，是因为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来犯之船，一艘可敌中国帆船20艘，因此，我们只要一艘400吨的船，就能够毁灭广东。他还说：各国皆有其荣，中国的情形，足以让人想起高贵、优雅和丰盛，但他们却是脆弱的国民，很容易被征服。
为此，他多方打探，得出一个结论：多次驶往该地的船长们断言，若以占领印度的总督，只要有10艘船，就能征服中国沿海的所有地带。我们的船前往中国，需要20日的航海，如果航行顺利，6月末从当地出发，顺着中国的季节风，15日就足够了。
他的中国观，影响了与其同行者。期间，葡囚中有二人，用葡文写了几封信，粤地官员看不懂，任其发出，流传开来，被人称之为《广州葡囚书简》。
其中之一，为使团成员科里斯托万·维耶拉，他在信中宣称，“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征服的东西和土地”，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武器”不堪一击。
尽管如此，对武器使用起来的限制还特别多，除了“百姓不得携带武器，违者处死”外，军人可持武器，但必须是在官员指派时，才能给他们发放武器，任务结束后，随即交回官府。如此军民，哪有什么战斗力？海上力量更为可怜，仅有七、八艘帆船，别无它船，惟一的军力是“广州城墙”。因此，他建议：最好赶快以二千到三千人夺取广州——我说二、三千，并不是说少于此数不会达到目的。此为大业，仅治理各地一项，有六千葡人尚不够用——目的是以低于我说的人数成功，达到目的，因为华人将揭竿而起，与葡人一道攻打该城。
另一位，名叫瓦斯科·卡尔沃的使团成员，在信里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宣称“一切的一切，以刀剑才可造就贡臣”，还发誓“让他们看看吾王吾主在当地的威力”。
为此，他甚至提出了一套作战方案：先生，我要说的是，让每年来海峡的舰队带三千人来，带些马拉巴尔人来，来占领一半中国领土。他还说：当地人儒弱，绝无自卫的办法。他主张用“火攻”，可在郊区的终点开始放火，因为它会沿河蔓延。扫清一切，让大炮来镇压，如果不设置大炮的话，华人会凭据房屋放箭。必须放火烧毁一切，不留一房一屋。
还要夺取官衙码头，它位于郊区中央，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在那里登船下船，在此，可设碉堡，安置大炮，然后，开始攻城。登陆选择城门边，可架起两门重炮，将两座城门摧毁。
一入城，先直取布政使衙门，国王的财产在此。那里有白银无数，还有黄金，有其它货物。布政使衙门为本城首要官府，每日从早到晚不停地秤来自各处的租银。
衙门可驻扎200或300士兵，由一指挥官统领。驻扎完毕，再起造堡垒。城内有一山丘，上有几座华人庙宇，拆了庙宇，石料可建堡垒，堡垒要建在城墙上，城墙向北部陆地延伸，有一四屋的塔楼，楼内布满炮火，可控制北、西、东以及全城。该堡垒可保护各处，并将全城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先生，在该堡垒中应布置100人，这样全城固若金汤，插翅难逃。剩下的事就是给每座堡垒派一指挥官，让他率领50名士兵替吾主吾王从当地人处征收赋税了，“人愈多，收益愈大”。
如此意淫，岂能当真？他们待在监狱里，永无出狱之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被当作人质扣押的，葡萄牙若不退出马六甲，他们就只能被扣押。为了救他们而退出马六甲，那还叫葡萄牙？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派舰队来打，把他们救出去。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写信之前，中葡之战就已经开打过两回了，结果表明，葡萄牙人撼印度易，撼中国难，于是，他们的来信，只能当作“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来看。
葡人没看懂中国
两场海战，第一场是1521年的屯门海战，第二场是1522年的西草湾海战，它们将葡人的战争童话，打成了笑话。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可葡萄牙人来看“中国这个蛋”，不看“蛋”的体量有多大，含量有多深，只会紧盯着“缝”往里看，将那“缝”越看越大，恨不得从中看出火山爆发。
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错了。本想以战争来教训中国，没想到反被中国教训，一路趾高气扬的葡萄牙，却在中国栽了。
第一战，葡军就栽了，栽在屯门。屯门何在？明人郭棐撰《粤大记》附“广东沿海图”，刊于1577年，距屯门海战年代不远，所指屯门，属于明代东莞县。
“屯门岛”，乃葡人命名，或曰为内伶仃岛，距今深圳南头约9公里，或曰为大铲岛，在今深圳赤湾西北3海里处，两处均靠近明代南头，或曰为香港大屿山，“屯门海澳”，指深圳后海湾、内伶仃岛及香港青山一带，葡人扰明，曾以此为据点。
1521年，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葡人。汪鋐率军，进驻东莞南头镇，以战船50艘，围住屯门，并发起攻击，被葡军火力压制，遂按兵不动，围而不攻。
葡军坚守，葡援舰亦来参战，如何破敌火器？据《殊域周咨录》载：有东莞人何儒，此前“因委抽分”——让他去收费，曾于葡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因久居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汪鋐遣人“以卖酒米为由”，暗通之，“谕令向化”，以重赏，“彼遂乐从”，鋐命“何儒密驾小船”，趁夜接引归来，经其“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
此为明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一例，而且是活学活用的成功一例，“师夷”之法，何以晚明易，而清末难？盖其因由，乃以明末清初之中国，与欧洲列强葡、西、荷等，虽然各自进退兴衰，但同处于一个时代，有差距却无代沟，花个一年半载，偷学一点技术，仿制一下，即能应付。
而清末则不然，英国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导致文明转型——从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型。于是，出现了时代的代沟和文明的代差，如此差距，就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得经由一两百年的追赶才能改变。
所以，汪鋐追赶葡人的船坚炮利，很快就赶上了。而林则徐的追赶英人，则“路漫漫其修远兮”，未知何时是尽头。
葡式枪炮，汪鋐速造，于是，发兵4000，驱舰50余，或曰“亦用此铳取捷”，“此铳”为葡式，火力尚能对峙。然其取胜关键，并非“亦用此铳”，而在其战法：其一，招募民船，让海盗参战，如英国以私掠船对付西班牙“无敌舰队”；其二，改速决为持久战，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待敌疲而战之；其三，以轻舟灌油，顺风疾驰，火攻葡舰；其四，泅渡攻击，潜水凿舰；其五，以舰对舰，接舷而战，人对人，则兵众者胜。
以此，大败葡舰。这一仗，是东西方第一次接触战，看似规模不大，影响有限，将它放在国与国之间，甚至上不了地缘政治的台面，但它却打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使其文明的价值得以由此开显。
此战若败，对于中国而言，就不会有“中国风”流行欧洲二百年，东西方之间也会少一段“中西合璧”的因缘，鸦片战争带来的后果，也许就会提前三百年，因为葡人赢了就会先占广州，进而裂土中国，如同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
而《囚简》的建议，也正是如此，葡军由广州而泉州，再取海南岛以及雷州半岛，然后，以战养战，进取中国。
可囚徒有所不知的是，葡军早已这样做了，只是挫败而归，未能得逞而已。如果让失败者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对明军如此评价：明军的战力，远不如与葡军先前战斗过的北非摩尔人、东非黑人穆斯林、土耳其水兵、印度的刹帝利武士和南洋武装。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一个南印度仆从可以胜过四十个明朝卫所军户。当他们看到他们说过的这些话，会不会笑掉了自己的大牙？
对明朝社会的观察，他们也独具只眼，看到了明朝社会的高压状态，部分粮仓与特定衙门在明朝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进入中国，就要占领这些关键部门。还有，明朝地方守将，也是可以收买的对象。
对于明朝的治理模式，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遭遇一个傲慢却又缺乏绝对武力优势的帝国，除了少数并不精锐的国家军队，基层社会普遍缺乏武力传统，并以各种规定人为限制其发展，明朝的防务力量调动，往往需要事发地点与北京宫廷之间的漫长通讯，相应的成本，也远比那些保留较多封建传统的国度要大。
对于明朝的人民，他们这样评价：因需供养军队和远超正常比例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本地居民也必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赋税，这使得很多人都缺乏站出来保护除家庭成员外的动力，也不可能为那些根本只会在家乡任职数年的外籍官员卖命。
觊觎者从裂缝里看中国，看到了中国的种种缺点，有机可趁，却看不到中国还有另一种人，就像汪鋐那样的人，从他们身上和他们身边，可以看到另一个中国以及另一种中国人。
屯门海战，葡人本是冲着那个王朝中国而来，他们看透了那个国，自以为号准了王朝的脉，可以贿赂，可以收买，总之，未战已败——谓之“腐败”，所以，仗着船炮就打了过来。
可没想到的是，前来应战的，却仿佛来自另一国，为另一种中国人，对此，他们没见过，也看不懂，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截然不同。看来不堪一击的中国人，何以能变成生龙活虎的兵？那些临战即逃的懦夫，何以突然就变成了赴汤蹈火的龙种？
对于“赳赳武夫，王之爪牙”那一套，他们懂，他们本人就是带着那一套纵横四海进入战国时代。可汪鋐那一套，跟他们不一样，本来一盘散沙的民众，被汪鋐一号召，立马就能凝聚起来，以人民战，为人民战，不是“王之爪牙”，而是一群忠义之士——王道战士，以其自信满满，形成无与伦比的战力。
屯门战后，葡军不甘心，还要入侵，这一次，明军有了成熟的战法，赢得比较顺利，葡军一败再败，败得更惨。
1522年，葡人麦罗·哥丁霍前来支援，中国人称他为“别都卢”，据史载，此人来中国之前曾恃其巨铳利兵，劫掠马六甲诸国，横行海外，率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
哥丁霍从巴西返回马六甲，得闻屯门海战，迅即赶来，但此时葡军已经败归。遂入港投锚，上岸求见官员，改为贸易，官员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其已遭中国舰队追击，便改入广东新会。
当其在战与不战中犹豫不决时，明军出击，乘得胜之势，挟不败之威，与葡军战于西草湾，一战而胜，斩首35人，获船2艘，擒其首领别都卢、疏世利等42人，均以海贼论处。
此后，葡人易辙，来与明朝合作，协助明水师海上剿匪，因其多有立功表现，加以贿赂官员，故求得澳门一隅。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