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撤销死刑判决的裁定，往往引人关注，尤其是以”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这样的理由，撤销死刑判决。
大家应该还记得，劳荣枝案的辩护律师，吴丹红教授就对该案，提起多起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如未采用人民陪审员法，管辖权异议等，但最终都未被采纳。
最高法这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撤销死刑判决裁定的案件是什么案件呢？又是以什么理由呢？
邢文龙杀人案
一、邢文龙杀人案经过
这是一起邢文龙杀人案。起因很简单，就是寻常口角，但引发了一桩命案。
2016年6月29日，邢文龙因其“大哥”孙文4岁的大儿子，告诉孙文夫妇，自己被小区门口超市的老板“嫌”（训斥）了。
孙文的火气很大，丢下一句狠话：“你想死！”。然后，给邢文龙打电话要其过来。邢文龙带着两名同伴，立马开车赶到。当时的目的，只是想帮孙文“站场”，威慑一下。
打斗中，孙文朝邢文龙大喊一声：“上车拿家伙。”
邢文龙就从车后备厢中，取出一把“关公刀”，又返回超市门口。开始的时候，邢文龙用关公刀的刀背、孙文用马扎攻击，后来，张立手持一根貌似“电警棍”的东西，从门帘后出来，邢文龙则用关公刀的刀刃朝其颈部砍去。结果张立被一刀致命。
现场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切。
知道张立死亡后，孙文当晚向警方投案。邢文龙、张伟国次日也分别投案。
1995年出生的邢文龙，案发时才结婚两个月。
控方认为，邢文龙构成故意杀人罪。邢文龙及其律师辩称只是故意伤害罪。
邢文龙辩解说，他并不想杀张立。他看到门帘后伸出的手里拿着电警棍，他的注意力全在电警棍上，就拿刀挡了一下。
律师认为：从监控录像看，邢文龙先是观望，没有主动进攻，是张立持电警棍，从屋内帘子后面冲出来攻击，邢文龙凭本能挥刀，以避免被电到。
甚至还强调了一个细节，邢文龙当时穿的是不方便打架、攻击的“人字拖”，希望从这点表明他并非蓄意杀人， 只是在打斗中没把握好分寸，才导致严重后果。
一审还就张立所持的是不是电警棍，曾产生争议。邢文龙等均说是电警棍，而物证清单中写的却是手电筒。律师曾申请过鉴定，但传出的消息是，法院一直没有作鉴定。
检方没有认可邢文龙说的，“用刀挡电警棍”的说法，因为刀是朝张立的颈部砍去的，而不是电警棍的方向。
邢文龙等四名被告，当庭表达了歉意，称“对不起被害人”，并表态会积极赔偿。
但无论如何，一审法院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只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邢文龙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限制减刑；“大哥”孙文则是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个判决，参照南京女大学生案，也可以理解。对在洪峤指示下，蓄意谋杀的凶手张晨光、曹泽青也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况且，邢文龙，还存在自首情节。
检察机关也并未抗诉。
但邢文龙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山东省高院，接受了山东省检察院的建议，认为他构成自首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二人涉嫌黑恶势力犯罪，裁定发回重审。
被害人家属也不服，更不予谅解，即使给钱赔偿也不行，一定要求判孙文、邢文龙二人死刑立即执行。并多次向上反映。
有一份案卷材料披露，发回重审期间，被害人家属曾写信表示：如果不判邢文龙死刑，将“豁出老命来维权到底”，使用“任何极端手段也在所不惜”。时任临沂中院领导就此作出批示，要求该案审判人员“安排做好化解释明工作，不能出现极端事件”。
然后，诡异的是，一审法院竟然改判了，改为了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改判是否和这个批示有关，则不得而知。
上诉不加刑
二、“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运用现状
在死刑复核阶段，律师的辩护意见称，改判违反了“上诉不加刑”法律原则。认为在检察机关既没有抗诉、也没有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临沂中院的改判严重违法。
2023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律师的意见，认为原判确实违反了法定的诉讼程序，撤销了死刑判决，再度将该案发回重审。
律师根据的“上诉不加刑”的法律原则，其实是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之一，且早在1979年，就被写入了刑事诉讼法。
如果上诉可以加刑，就会造成很多人不敢上诉，二审的设定，就会形同虚设。就象邢文龙案另一位辩护的律师看来：上诉，却被改判死刑，会让人产生“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法律界人士透露，“上诉不加刑”的现象其实屡有发生，只是比较“隐蔽”。二审时，有的法院会不直接加刑，但会以发回重审的方式，让一审法院找出“漏罪”或各种原因加刑。这在表面上，并没有违反“上诉不加刑”的法律条款。
我曾经关注的瑞昌居俊华案，就遭遇了这种情况。
居俊华是瑞昌一企业的负责人，曾因早年受人之邀参与赌球，三年后被追究，一审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 元。判决后，公诉机关未抗诉。
其本人和他姐姐不服，就上诉到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他姐姐告诉我，她们都被要求“撤回上诉，不撤就加罪”。
他们单纯相信“上诉不加刑”，未依二审法官要求撤诉，果不其然，被以漏罪要追诉为由，发回重审。
重审时，所谓的需要追诉的新的犯罪事实，其实是原一审时经过二次退侦，仍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经检察院检委会决定不起诉，一审法院审委会上也确认过不起诉的开设赌场罪。而居俊华早在发现其合作伙伴，超出原商定的开茶楼的范围，竟然进行赌博，合作20天左右，即主动退出合作。而他的同案另一合作伙伴，身为公安干警的曹某，因他退出也一起退出，也一起通过检委会不予起诉的，却并未受到漏罪追究。
居俊华重审后，最终还是被加了罪加了刑。
在该案开庭时，公诉人是参加过原检委会的委员，检委会上对不起诉也投了赞成票，却当庭变更公诉意见，认为情节严重，建议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以赌博罪判处被告人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四万元。但是竟然没有提供书面变更起诉决定书，法院书面函询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仍然没有提出书面意见。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公诉人对是否加刑的意见，非常随便，也不负责，即使在法院书面函询后，竟然不予理会。
如果说九江中院是策略性地施压，以发回重审的方式规避“上诉不加刑”，而公诉人瑞昌检察院，则是公开地违背“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要求把原来的缓刑，改为实刑。
让人很难不想象，这是对上诉的报复性加刑。
除增加的其它罪行不说，邢文龙在重审时，也因故意杀人罪这一项罪名，就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从这也可以看出“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被以发回重审、补充起诉等方式被规避，从而加重刑罚的案子，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只是很多案子不是死刑案，不需要最高法的复核，也就到不了最高法，因此就很难得到纠正。
三、改判案子像做坏事似的原因探讨
为什么“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明摆着，有些法院还热衷于绕过规则，通过重审追诉，重判上诉者呢？
《半月谈》2023年第14期，发表的一篇《“改判案子像做坏事似的” ，一味攀比低“改发率”困扰二审监督纠错》的文章，或许能解开我们的谜团。
“长期以来，各地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把案件的低发回重审率、改判率（简称改发率）作为评价法院、法官审理案件质量的重要指标，相关统计一定程度上可衡量法院审判工作质效。但据业内人士反映，近年来受制于内部考核评价设计，有的地方法院为改发率提前人为设定目标值，过度追求超低“改发率”，导致“该改发的不改发”，削弱了监督纠错的作用。”
“改发率不仅影响部门评价，还与法官绩效奖金挂钩，并作为法官评先评优、晋级晋职、岗位调整等工作的重要评价依据，有员额法官表示，改发率不合格会影响收入和前途，'改判案子像做坏事似的'。各种苦衷之下，对一审判决“能维就维”，成为二审法官的无奈之选。”
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为控制“改发率”，会不惜以破坏“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以上诉后会重判，劝告、或吓阻当事人不上诉。
二审法官改发案件，会考虑一审法官，和同行的利益和前途，也就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改发问题案件的积极性严重受挫。也会有破坏“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的动机。
这种情况，就会严重影响当事人正常行使上诉权，增加诉讼成本，甚至让人误认为法院会“官官相护”。有些人确实放弃了二审这条合法的自我救济之路，转而通过其他负面的方式维护权益，带来不利的后果。
从智障男子强奸案，李四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看到错案的改判有多难。
李四强是明显的智力障碍者。2007年，在南京打工时，仅因身上有一张逃犯“刘西文”的身份证，被抓后，就被判处1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这个明显的错案，竟然经过了公检法三家部门，且经过了三次改判。到底是怎么经过了这一道道严谨的司法程序呢？
如果大家看到“改发率”对法院和法官的影响，或许就能明白一二。
法院确实应该重视改发案件，但考核评比二审改发率的制度暨需改革。
我们期待：最高法这次以破坏“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一“程序不合法“的方式，撤销邢文龙的死刑判决，将有可能改善错案改判难，发回重审难这一难题。让我们的司法更加公平，更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