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鲁迅先生的学生台静农写信给鲁迅，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接信后，鲁迅毫不犹豫地回复道：请你转致刘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将来不敢说，就目前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请注意，在这封回信中，鲁迅特意把诺贝尔文学奖金，称之为“赏金”，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一样，讥讽之意可谓力透纸背！在这封回信中，鲁迅把自己为何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理由说得很清楚，就是如果自己没那份实力拿这个奖项，何须外国人的赏赐！这里鲁迅固然有自谦的成分，但却也道出了鲁迅那难得的一贯的清醒认识。
与鲁迅不在乎诺贝尔文学奖态度截然相反，和鲁迅同时代的那批作家文人中，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哪怕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接触接触似乎感到也是一种无上荣光似的。
1924年，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开始访华。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引发了轰动，《晨报》如此报道：“午后2时，即有无数男女学生驱车或步行入坛，络绎不绝，沿途十分拥挤……有二三千人之多。”
对于泰戈尔的访华，中国的诗人、学者们还在北京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大的生日晚宴，为其庆祝64岁生日，主持寿宴的便是大学者胡适。在寿宴之前，还排演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当晚梁启超、梅兰芳、张君劢等人都在场，鲁迅也赶来了。但与大家对泰戈尔的激动、热烈的情绪不同的是，鲁迅当时表现十分冷淡。排练还没有结束，泰戈尔还没有赶到，他便拂袖而去。
鲁迅半途告退，是实在不堪忍受那帮文人对于泰戈尔的献媚之举，好像泰戈尔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得了似的，作为中国的文化人，如此献媚，大约鲁迅觉着实在是有损人格吧。特别是当时一路陪同泰戈尔的徐志摩，鲁迅更是觉着厌恶至极。甚至在多年后，鲁迅还在其著名的文章《骂杀与捧杀》中不忘加以讥讽：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看看，这就是鲁迅的风骨！不虚伪、不献媚，管你是诺贝尔，还是泰戈尔，我是鲁迅，我有我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