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9月份，母亲林黎氏把我们兄妹三人（父亲和幺妹在七年逃难中因伤病饿长眠于异地）,从逃难地----周集乡吴家湾村，带回荆门城区。失去父亲这个家庭顶梁柱后，哥哥林发权只得去宜城刘猴集打工，妹妹林发俊在家割草拾柴摆卖，母亲做点瓜子、花生、烟、酒等小生意。我插班就读初小二年级下学期（第四册书），星期天也去山上割草、拾柴卖。
当时我已13岁，我们年级一般都是十三四岁的学生，只有一位马姓学生已婚，儿子都五岁了。我读到1947年7月，家里生活、学杂费难以维持。8月，母亲托人介绍，让我去钟祥石牌民营合股企业----同合绸布店当学徒工。该店设有管事的（相当于现在董事长），管账的（会计），水客（即现在采购员），还有两个帮工的店员，连我一共六人，全员参加营业。他们都有工薪，独我只管吃穿。该店有股东老板二十多股，同时还附带经营大批粮、盐，是石牌镇除源兴恒（独资）之外的第二大民营企业。
我去时石牌已被北山支队的游击队初次解放，源兴恒的货仓门被砸烂，粮盐仓库被打开，免费向贫苦群众发放粮盐。不久，北山支队的游击队撤走，国民党镇政府和镇保安中队重新控制石牌。
1948年8月，南下的中原军区解放军正式解放石牌，成立了荆钟县石牌区政府，组建了石牌镇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我当即加入了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工人宣传队。由于区政府人手不足，便将搬运工会、店员工会的工人分成两个班子，年纪较大的坚持经营、护厂、护店，继续经营保证税收的完成；将我们年轻的工人组织起来，下乡到北湖、南湖、瓦瓷等，宣传清匪、反霸，摸查阶级成分底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站岗、放哨……等等。
当时区政府分别在石牌、南湖、北湖等地镇压了5名匪、霸等罪大恶极的坏人，镇工会对不法资本家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李仁清杂货店，无故解雇一个工人，工会组织对李斗争后，李亲自将被解雇工人接回复工。李民区长（老新四军,外地口音，不到30岁）还在斗争大会上讲了三条意见，大意是：1.不准无故解雇工人；2.不准迟发工人工薪；3.工人每月不得低于三斗米的工薪（石牌使用樊斗制，每斗米48市斤，当时物价飞涨以米折价发工薪）。从此，店里按李区长讲话规定，每月按三斗米折价给我发工薪，所以我工作更加积极了。
我们在石牌的北湖、南湖轮番宣传“清匪反霸”、“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支援前线”等工作，“清匪反霸”的政策大致是：首恶必办，协从不究，血债要用血来还，致人伤残必判刑，其他劣迹必批斗；“二五减租”政策大致是：对租土地耕种的，租粮应交100的减50，只交原数的50%；“分半减息”是借高利贷的利息只还一半；“支援前线”主要是发动妇女做军鞋，发动男农出工搞运输、抬担架等等。
再就是摸排阶级成分底细。当时农村划分成分，分为六类：1.无田无地帮人做长工的、放牛的；2.无田无地，耕牛农具不全的；3.自有部分土地，租种部分土地，耕牛齐全的；4.自有土地，耕牛农具齐全，自耕自种的；5.自有土地，耕牛农具齐全，自己耕种，农忙时请季节工的；6.有大量土地，耕牛农具齐全，自己不劳动，请人耕种或出租的。
我们还在瓦瓷乡参加了阶级站队的工作。我们打着石牌镇工会的红旗，去瓦瓷乡（贺龙红军时期建立过“瓦资乡苏维埃政府”）参加“阶级站队”。开始我们工人站成一队，贫雇农站成一队，中农、富裕中农站成一队，富农站成一队（与中农互相牵不着手），地主低头弯腰站在远处。最后，区长讲完话，宣布工农联盟成立，依靠贫雇农，紧密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宣布后，先是我们工人和贫雇农互相站到一起，接着贫雇农和中农站到一起，富农和地主原地未动。我们还高呼口号：工农联盟万岁！依靠贫雇农，紧密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等等。1950年我们还宣传了“抗美援朝”，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等工作。当时所做的宣传工作，教育了农民、市民，自己也受到了教育，知道了农村残酷的剥削。
8月的一天，我拿着红樱枪，正在集街东头站哨。工会通讯员通知我说，区里马秘书要我去一下。我不知何事，很紧张。到后马秘书倒给我一杯开水，并示意我坐下，我才缓过神来。马秘书说，你愿不愿意参加革命。我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就问革命是什么组织？马秘书说革命不是什么组织，是革命工作。解放军，我们地方工作人员都是革命同志，你现在做的也是革命工作，只是还不是革命干部。参加革命后，去支援革命新（解放）区，要分到很远的地方去，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说愿意愿意。他说那你写个申请。我问怎么写？他说，你写我自愿参加革命工作，服从组织分配。我按他说的写了几句话的申请。不多时，他告诉我说，我要分到黄石市去。
在我被提拔为革命干部的待批期，突然收到挑工（当时老百姓称为脚子）从荆门带来的口信：“你老娘突发危重疾病，请你马上赶回家去。”从石牌到荆门，步行有70里。午饭已经来不及吃，我买了几个包子，连忙往荆门赶，天黑一会才到。我走到下四方口子，隐约可见一群人乘凉，听到母亲熟悉的说话声。
我快步走到母亲身边，便问母亲是怎么一回事？挑工不是说您突发危重疾病吗？他们怎么能开这种恶劣的玩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说：“娃子，是我要他们带话的，听说你要跟他们（革命队伍）去，你又矮又小，一下子别人（土匪、敌人）来了，你怎么跑得动呐？”我说：“什么来了？鬼来了？”母亲说，上个月（6月份）车桥地粮库（属荆州地区直管）有6个工作同志，夜晚被远安来的国民党军队捉走，用锄头撅死在车桥西边黑松林子里。但我态度坚决，坚持要去。母亲才改口说：“娃子，你真跟他们去，分来荆门离我近些也好。”父亲早逝，母亲缺人照顾，我觉得有道理。
返回石牌后，我向组织提出新申请，被改分到荆门。荆门是1949年农历正月初三解放的（当时还在枣园街西边的沙洼活捉了国民党的方姓军长），也属于新解放区。当时，参加革命工作是十分光荣的，荆门县政府民政科专门制作长方型牌匾，木质红底黄字，上书“军工烈属光荣”，敲锣打鼓送上门，挂在门楣上。每逢重大节假日，居委会和小学生还会上门，为母亲挑水、打扫卫生，赠送慰问品。妹妹和哥哥也作为“军工烈属”安排了工作。
我在钟祥石牌（当工人）和荆门一共工作了45年，直到1992年6月退休。1994年我申请改办离休时，经组织派人调查，在钟祥市委统战部耿云久（当时是同合绸布店管事，相当于现在的董事长）的档案中，还记载着“林发海被分到黄石市去了”，这也确定了我参加工作时间是1948年8月。
我就这样从一个15岁的帮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
2022年1月12日于广州
【作者简介】林发海，湖北荆门人，1932年2月1日出生，1948年8月参加工作，1955年2月入党，退休前任荆门沙洋县沙洋镇人大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