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中旬，上海某日资工厂的工人因为不满工厂管理层的苛待，遂团结起来发起罢工运动，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谁料工厂管理层非但不思悔改，反而采取暴力手段对抗罢工，致使一名工人死亡、十二名工人受伤。消息传来，整个沪地为之震动，老百姓群情激奋，纷纷指责、抨击该日资工厂。
中共上海特委意识到这是一个组织革命斗争的好时机，于是便授意涂作潮等人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通过演讲、发传单等方式痛陈资本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的丑恶嘴脸，号召大家携手对抗压迫和剥削。很快，上海的工人、学生以及一部分小商人便在涂作潮等人的动员下，于闸北、外滩等地举行了浩浩荡荡地游行、集会，充分彰显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有力的威慑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势力，史称“五卅运动”。
此次斗争运动极大锻炼了涂作潮的个人能力，他的思想觉悟也愈发高深、开明，当年下旬，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培养他，便安排他前往苏联学习，此后五年间，他辗转多所军政大学进修，系统学习了行政、军事、通讯、机械等课程，已然成为一名“全能战士”。
1930年，涂作潮结束了为期五年的学习，从苏联返回国内，随即被党中央安排到上海特科担任通讯处长、侦察处长，1931年，他又转往中央苏区工作，担任军委特别电台台长，同时兼任无线电学习班政治委员，他亲手教育出了不少优秀的通讯工作者，其中有十几人在建国后当上了少将、省部级高干。
1934年下旬，涂作潮原本打算跟着红军主力一起长征，可谁料就在临出发前夕，他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无法参加长征，于是便被留在中央苏区疗养、休息。1935年初，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占据，涂作潮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便强撑着病躯离开江西，一路北上抵达上海暂居。
1936年，涂作潮彻底痊愈，而红军主力此时正好在延安建立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于是他立即赶往陕北与党中央会合，重新担负起无线电通讯方面的工作。抗战爆发后，涂作潮被委派到新四军总部任职，1941年“皖南事变”期间，他为了指引被围困的新四军部队突出重围，日夜守在电台旁边收发各种指令，一连奋战了大半个月，最终他被累得口吐鲜血，这才强制被换下休息。
建国后，涂作潮出任第一机械部高干，他曾先后主持了17项通讯工程的建设工作，在短短五年之内沟通了中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信息交流，确保每一项命令、政策都能准确无误的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除此之外，他还主导建立了数所通信工程大学，每年为国务院各部委输送上千名各种类型的人才，极大缓解了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缺口。
时间来到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批评，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而某些居心叵测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还在“火烧浇油”，捏造事实污蔑彭老总有“反党”倾向，妄想将老总彻底“打倒”。党内许多同志其实都很同情彭老总，但由于当下的局势比较敏感，大家都怕惹上“麻烦”，所以没人敢站出来为老总鸣不平。
唯独涂作潮果敢坚毅、勇于谏言，他在1959年的一次党内工作会议上，公开发表了一次讲话，全盘批驳了居心叵测者对于彭老总的污蔑，同时也在客观上肯定了老总对于革命的贡献。此事当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居心叵测者迅速开始攻击、迫害涂作潮，他最终被开除党籍，职务也一降再降。一直到1962年，在周总理的斡旋、帮助之下，他方才重新获得重用，继续回到第一机械部任职。
动荡爆发后，涂作潮再度被政治风波牵连，1967年初，他被革去职务，关入秦城监狱看押，1969年，他意外中风，虽然后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也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无法再自主行走，余生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动荡结束后，党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并特许他到北戴河休养，晚年的他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每天以读书、听收音机为乐，有时他也会回老部队视察、访问，向年轻的官兵们讲述革命故事，传扬红色精神，1984年，这位为革命奉献了大半辈子的无产阶级斗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时年八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