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信访事项的理想终结模式，是程序和实体上的“双终结”。仅仅依赖程序完结，即一个事项完成处理、复查和复核的三个环节，但信访人所关注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仍然可能会重复访，甚至越级访; 仅凭实体完结，即一个事项通过不再反映、签订和解协议等方式停访，但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往往会使一方找到法律的漏洞而继续寻求反映问题。
现在，大部分人进行信访投诉，更倾向于权利救济，而不是提出意见建议。相较于诉讼、仲裁和复议等法定渠道，信访投诉种类多且耗时少，费用也较低，同时可与信访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尤其是在对诉讼等法定渠道取得的结果不满时，即使知道涉法涉诉不会受理，依然会坚持信访投诉，期望通过协调、施压解决问题。近年来，信访工作通过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职能，化解了一系列民生难题。
程序终结和实体化解之间有何关联呢？按照信访程序，只要依次做出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后，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1】，这在信访实践中被视为信访程序已完成，被视为信访事项办理终结，即通常提及的“信访三级终结”。
然而，所有信访事项的办理并不是为了程序走完，而是以妥善解决、息诉罢访、“事心双解”为最终目标，也就是说要在程序和实体上实现“双终结”。如果信访当事人对处理结果满意，不再反映，或者尽管未达预期，但不再就相同的问题和诉求再次反映，也能被视为自然终结。然而，还有一部分信访人在收到处理意见后对结果不满，向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查、复核后仍然不服，或者虽未在规定时限内申请复查、复核，但依然通过信访方式反映相同的问题和诉求，这是信访程序已然完结，但信访行为仍在持续，未能形成实质性的信访终结，也就是重复信访。
由于信访处理意见书只起到答复、告知的作用，不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改变，不直接产生法律变动的结果，因而不具有可诉性【2】。而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的主要内容是审核原有信访事项的办理事实是否清楚、依据是否充足、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方式是否适当、程序是否符合规范、资料是否完整，如果原处理或复查意见与提供的事实依据明显不符，将会重新调查或者退回原承办单位重新处理或复查；如果原处理意见明显错误，会直接进行更正; 如果原承办机关的处理或复查无明显不当，则会维持原处理或复查意见，这个过程并无具体的行政行为发生，也不会直接导致法律后果，不具有强制力。
所以，为了确保在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诉求按照规定的程序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后，能够“案结事了”、“息诉息访”，让信访事项在程序上和事实上实现“双终结”，需要大力推行信访工作法治化。如果将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复核行为明确规定为为具体的行政行为，赋予其与信息公开等行政行为同等的法律效力，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提高对责任单位和信访人的约束力，让信访在法治轨道下运行，使信访途径不被滥用、乱用，引导信访群众依照法律规定寻求问题解决的渠道，同时也给予信访群众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结果，使得信访群众在对行政机关的处理意见不满意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才是实现“双终结”的最好办法。
【1】《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六条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单位不再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 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