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40年那场令人难忘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一段我国近代史上不忍回首的苦难篇章；而点燃这场硝烟的引线竟是那位铁面无私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所倡导的禁烟举措！在两次鸦片战争交锋中清朝政府屡战屡败让人费解。不禁让人深思那场风起云涌的鸦片之害是否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一项数据巧妙地揭示了这一现象：参照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我国总人数逼近四亿，而吸烟者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估算约有二百万人之多。
在19世纪末的1880年代我国沉溺于鸦片之人数竟飙升至千万之巨，且仍呈攀升之势。那些烟雾缭绕的鸦片馆竟成为众多瘾君子心驰神往之地！一系列的照片真实地捕捉了这些场所的日常生活。细观之下不难发现长期受鸦片之害的男性们身体枯槁、形销骨立，眼中不复光彩；而女性们虽拥有着动人的容貌却似乎丧失了自主之意志任由他人操纵。
位于川鄂边陲的湖北宜昌在二十世纪初这个交通枢纽却不幸被污名为“烟雾之城”！
在1923年那个年代人口仅六万的宜昌小城却匪夷所思地坐拥逾百家烟雾缭绕的烟馆。其中“南诚信”、“鼎诚”这些字号不仅名声大噪更是名扬四海的驰名品牌。而那些潜藏在暗处未经注册、逃税避税的地下烟馆其数量更是无法估量。依据1924年《民国日报》的记载宜昌一地仅烟灯的数量就超过了8000盏，昭示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阴暗面。
那些沉溺于吞云吐雾之人在踏足鸦片馆之际总会选购那盛放在方形盒子里的鸦片膏；每当享受之际他们便小心翼翼地在烟膏上添上一抹随之沉浸于那雾霭缭绕的境界！
“普遍民众陷入了一种困顿的状态百业待兴却似乎遥不可及就连新生命的诞生也显得体质羸弱小学里身体素质出众的孩子寥寥可数！”如此描述正是1934年《湖北省概况》中对宜昌状况的深刻勾勒。
众所周知古语云“黄赌毒”三位一体而在近现代鸦片与风月场所的联系亦密不可分，那些烟花之地，不仅成为了鸦片消费的新去处更被赋予了“抽花烟”的别称时有佳人相伴左右伺候周到。
追溯至咸丰年代广东的烟商已将鸦片贩至南昌市场军阀当道之时此地的烟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其陈设也日见考究。当时青楼中设有“精致雅室”客人在吞云吐雾之际不乏女子侍奉左右或烧烟或点火乃至捶腿揉肩此类夜以继日的逍遥逸乐，无不成为当时奢华生活的符号！
在满洲国伪政权统治时期1935年一位名叫藤井的日本商人斥资四十万大洋打造了名为桃园路的烟花之地其规模之大堪称近代我国历史中赫赫有名的风月场所。
这些烟花之地的女子大多身世坎坷被诱骗至此地成交换现金的悲剧角色；稍有不慎便会遭受拳脚相向、饥饿之苦犹如家常便饭。经营者甚至采用鸦片这种精神鸦片来操控她们的心灵导致许多女子沉溺其中日益颓废怠工成性更不乏有人引诱寻欢者共吸食，只为榨取更多的利润。于是在那些尘封的近代影像中我们常见风尘女子手持烟枪烟雾缭绕。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鸦片这个曾经高不可攀的珍稀之物竟演变成了连囊中羞涩之人也能触碰的消费品。不论是《白鹿原》里的人物田小娥抑或《骆驼祥子》中的黄包车夫他们都能品尝到那缕缕烟土带来的迷幻滋味！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鲜为人知的是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之际林则徐大胆进言：“依我之见内地种植罂粟实无大碍！唯叹国人偏爱洋烟而鄙薄土产……若能内地自给自足宛如人体血脉相通，又有何不妥？”于是鸦片所贡献的税收竟成为清廷及后来统治者难以割舍的金源。
在1871年李鸿章所统领的淮军经费攀升至七百万大关令人震惊的是其资金来源中有高达38%竟依赖于江苏地区的鸦片税赋。回溯19世纪末期满清王朝境内鸦片种植已蔚然成风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到了1910年我国竟不自觉地登上了全球鸦片种植面积之最的尴尬位置。
在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之际护国之战随即点燃烽火！在那个战乱纷飞的时代各地军阀东征西战其军费来源却成了一个棘手问题。云南的统治者唐继尧首倡以烟草税来充作饷银倡议“每百两烟土征缴滇币五元”。由此鸦片之泛滥愈演愈烈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军阀为解决财政之忧竟相鼓励鸦片种植。这种状况甚至延续至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还流传着“川军手持双枪一为汉阳造，另一则为大烟枪”的轶事。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五十年代鸦片馆终于被正式画上了句点慢慢从历史的长河中消逝。愿这一段沉痛的历史能给世人留下难忘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