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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吉的父亲是许地山（笔名落花生），是民国著名学者、作家，其散文名篇《落花生》，被收入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上册。哥哥是周苓仲。
许燕吉的母亲是周俟松，湖南湘潭人。周俟松没有兄弟，姐妹7个。由于没有儿子，所以外祖父立个规矩，女儿有了外孙，第一个要姓周（周苓仲）。许地山和周俟松是自由恋爱，许地山想得开，说“姓什么都是我儿子”。
许燕吉的名字，也是外祖父起的。燕者，生于北京也；吉者，可冲晦气也。
1935年，许地山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许燕吉一家人就此来到香港，过着安定优裕的生活，自家购有汽车奥斯汀7。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心脏病复发，猝然去世，这一年，许燕吉8岁。祸不单行，4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和周苓仲，抛下了在香港的家产，用尽办法逃回内地，一路辗转至湖南亲戚家，其后为战事所迫，继续西迁，奔波于贵州、四川，其艰险困苦，不一而足。
1933年，许地山和周俟松结婚四周纪念照
1950年，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随后反右斗争中，单纯而心直口快的许燕吉被定为“右派”，入狱6年。期间，女儿夭折、丈夫为求自保而与她离婚。人生惨事，莫过于此。1964年，许燕吉刑满出狱，但因为仍顶着“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只能继续在监狱劳改队工作。1969年，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新乐县大流乡坚固村。为生活所迫，嫁给目不识丁的陕西老农。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全体女生毕业留念。前排右一为许燕吉
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
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称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许燕吉等这些就业人员下乡，就称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
当许燕吉在数九凛冽的寒气中，空着肚子守着行李，站在坚固村的电磨坊的大院子中央，四周围了一圈儿小孩子，被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盯住时，就像一个异类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小孩子们知道许燕吉不是来放映电影的，就冻得逐渐散去，又换了一圈儿刚放学的大孩子。直到天色变暗了，村干部才来搭理许燕吉，叫许燕吉把行李搬到院子里的一间房内。
房子是两间，中间没有隔墙，显得还宽绰，房南一个大炕，炕对面还有一个烧煤泥的炉子，生着火。原来这是前来磨面的人们等候之处。
村干部把这些人赶下了炕，对许燕吉说:“你先歇在这里吧！好在你带来了粮食，不像王文，什么都没有，让我们好作难了。”又看了看屋内看热闹的人们，向其中一个说:“你家近，把你家的小锅拿来给她使使，安排好就还你。”
之后这村干部就走了。
许燕吉坐上了炕，歇了僵直的腿，也感到了暖意。方才村干部说的王文，她认识，是机械厂的，50多岁，天津人，遣散许燕吉之前，他三个挺漂亮的女儿来看他，就在许燕吉的宿舍住了几晚，所以许燕吉认识了他。原来这个村已经接收了一个再改造的，许燕吉是第二个了。正思量着，来了一个年轻妇女，给许燕吉一口小铁锅，还有一小棵大白菜。
许燕吉感到没被歧视，心踏实了些。
许燕吉没做饭，因为解开那玉米面大口袋很麻烦。
炉子上有烧水的汆子(cuān zi），还有大碗，许燕吉吃了些带来的饼喝点儿开水就凑合了。
烧水的汆子
晚上，那个村干部又带来了另一个男的，盘腿坐在炕上，许燕吉赶快下来坐在炕边。他们先问了许燕吉大概的情况，然后就说本村有一户人，只父子两个，父亲不到60岁，还能上工，儿子30多岁，除了上工还会做木匠，经济情况好，还是贫农，许燕吉若和那儿子成亲就最理想不过了。
许燕吉笑笑说，我来是接受再改造，并不需要嫁人。
他们两人并不理会，接着说，你若嫌这家有老公公，还有一家只一个单身汉，年龄相当，就是成分高一点儿，是富农，但房子好，带厦架的(就是房前盖有廊沿)。
看样子，他两人要将全村的光棍汉都给介绍一番，许燕吉只好说明，我在石家庄有个对象，不会在这里嫁人。我身体好，能劳动，至于住处，我也不要求什么条件，由村上安排就行。这两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1969年，许燕吉摘帽下乡前
电磨坊通宵开工，轰隆隆地很响，来磨面的人们也出出进进地来这房里烤火避寒。许燕吉靠在行李上和衣坐到天亮。
许燕吉想起昨天清晨，踏着冻裂的土地来到新乐县的招待所，向等在那里的王所长和卢队长报到。王所长说是他向新乐县的领导推荐的许燕吉，说许燕吉大学毕业，有畜牧兽医技术，可以在新乐县发挥作用，新乐县才答应再多接收许燕吉一个。还说了些勉励许燕吉好好接受再改造，为人民服务等等的套话。卢队长还叫许燕吉买两条好烟送给王所长，表示感谢。
却原来许燕吉被接收，为的是消灭一个光棍的！
这是60年代最后的一夜。许燕吉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一弯新月像钩着她的心，满天的星星冷漠地看着她，也许是前天把泪水流尽了，许燕吉没有再流泪，只是心里很苦，很苦。
张家的房客，一队的社员
7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许燕吉的心情也顺着朝阳的升起由暗转明了。因为大清早，那村干部就来给许燕吉落实了插队的地方，他说这个坚固村是新乐县的第二大村，有15个生产队，第一队虽然穷一些，但只有张王两家族，矛盾少，而且人们也正派。我们觉得你一个单身妇女，还是在一队最好。接着就带许燕吉去了一队的张家，唤出女主人，交代完了就转身而去。
张家女主人跟着追了出去，许燕吉听见她在讲条件和不愿意的话。许燕吉很理解，谁愿意家里住一个生人，而且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但许燕吉有信心能把关系处好。首先，我还像二十几岁下乡时一样，称呼她为大娘，自己小了一辈；再者，我能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一点儿，不让她吃亏。
张家女主人知道许燕吉母亲七十多岁，主动让许燕吉改叫她婶了，按当地的习俗都带上名字，就称她喜芝婶子。这家主人叫张玉亭，许燕吉称为他玉亭叔，二人都50多岁了。大女儿已嫁，二女儿叫香改，已和本村后街订了婚事，即将过门儿。儿子最小，19岁，还在上高中，腿有残疾，还没定亲，名叫振景。
这家是中农，过去想必是较殷实的，因为他家房子多。上房三间是有厦架的，东屋二间给队上当仓库，老鼠把地基钻透，倒塌了。现在种上一排小树，西屋二间，就是村上派给许燕吉住的。房内没隔墙，队上随后就来了人，给盘了个连着炕的灶，拿来大铁锅和风箱，还有铺在炕上的大席子。第二天，还买来两个盛粮食的瓦罐和一个粗布门帘。一切就绪，这小屋还真像个家了，就是不暖和。给许燕吉的那棵白菜冻得起了好些鼓包，硬得像块大石头，许燕吉只好每天煮点儿玉米面糊糊填肚子。
家安好后，许燕吉就上工了。冬天的劳动就是运土，10个人拉一辆木轮子大车，把地里的土拉到饲养室，饲养室养着队里的几头骡子和牛，也是生产队唯一的公共场所；再把牲畜垫过的土，或者社员们养猪积下的粪肥运到地里，准备开春后施撒。
干了几天，人也熟了，情况也明了了。
这个村离县城(也是火车站) 15华里，南面就是滹沱河，河对面是正定县。这村原名坚固营，一定是个军事要地，所以聚集了这么多不同姓氏的人口。滹沱河过去浩浩荡荡，解放后，上游修了水库，现在只剩下沙子河床，也正是由于滹沱河的泛滥，这村都是贫瘠的沙质土壤。坚固村行政上属大流公社，大流村并不大，只是它在公路旁，交通便利。坚固村有东西向的三条大街，一队的人都住南街东头，是这个大村的东南角，许燕吉住的叫张家胡同，住户都不出五服。有两家划成地主，现在都一样贫困了。
一队的地又远又差，小麦每亩只收70来斤，每个劳动日只合两角多钱。吃的欠缺，烧的也欠缺。国家倒是卖给定量的煤炭，而引着煤炭还得用点儿秸秆。所以田间路边，一点儿枯草落叶都被拾得干干净净。每逢大风之后，墙角旮旯总会留下一点儿末末屑屑能烧的东西，人们都一大早争先去捡回来，叫“拾风末”。只有水不欠缺，家家有井，水位也高，不用辘轳，几下子就能把水桶提上来。井水冬天是温的，大人小孩儿都直接饮用。
初来几天，许燕吉自己做饭，到饲养室去背柴火，引起一些社员不满。许燕吉就跟喜芝婶子商量，到她锅里入伙，许燕吉的煤买来给她，分的粮和带来的玉米面也都给她，这样她的煤就够烧了，粮也不吃亏。她自然乐意。
自此，许燕吉下工回来就马上去拉风箱，替了香改，她好做她的嫁妆，她也高兴。许燕吉留心着看他家缺少什么，补贴一点儿，特别每天在一起吃饭，就和一家人一样了。
喜芝婶子娘家就在本村南街，一队里姓王的都是她娘家人。许燕吉也沾了点儿“缘”。北方农村每天要干三晌活儿，天亮就集合，干到9点多，回去早餐，10点再干到下午1点，午餐后，由两点干到天黑。妇女们冬天拉车运土送粪，夏天的工种多些，一是推水车，几个人分两班轮流推，歇着的可以做做针线，说说笑笑；二是给棉花整枝打权，下过雨就翻山芋蔓，避免山芋蔓扎根，减低产量。太阳当头就得锄地，一为锄草，二为保墒。
沙土地不硬，锄起来不太费力，但人得弯成n字形，一手拿短锄，一手拄着个二十来厘米长带拐把子的“锄地拐子”，一条腿向后抬得高高的保持平衡，也便于向前迈步，姿势看起来挺优美，而许燕吉体会了什么叫“汗如雨下”。
背上粪筐朝地里撒粪，要来些体力，但这是直着腰杆的活儿，许燕吉就怕弯腰。许燕吉的腰从怀孕五个月开始就怕弯，用了好些办法也没治好，所以拔麦子的活儿许燕吉也干不了。坚固村的麦子不用镰刀割，而是连根拔起，拿脚一磕，沙土就都掉净了。许燕吉使尽力气，拔了几下子，不但腰疼，手也疼起来，攥都攥不住了。队长只好派许燕吉到麦场上去，许燕吉如同得了赦免令般高兴。
农业社的劳动，除了春节几天，是没有休息日的。所谓“下雨刮风，社员休工”，冀中下雨不多，可风不少，刮风的季节，每天中响一阵，飞沙走石，刮得天昏地暗，什么都看不清，什么也干不了，一直要刮到晚上10点才停，很有规律。第二天早上照样上工，风一来，大家就往回跑。
虽是只干半天活儿，人也得不到休息，因为黄风呼啸中，人坐家中也觉得气闷不适。许燕吉有自知之明，是来再改造的，从不敢歇工，从年初干到年底，虽说劳动强度不很大，但感到体力在逐渐下降，许燕吉明白这是营养不良所致。
社员们每家的饭食都一样。冬天早上，煮山芋、蔓菁、胡萝卜，煮熟后，喜芝婶子朝大锅里撒一把玉米面儿，许燕吉等五个大人就这一把玉米面儿，吃上两碗能把胃填满。
中午是蒸山芋面饼子，锅下面是煮干萝卜条，有盐，没有油。
夏天早上是煮山芋干片儿，还是一把玉米面儿。中午依然山芋面饼子。锅下面煮的新鲜瓜菜汤，有盐没油。
晚上多数人家都不生火，喝点儿井水睡觉。
许燕吉又找到了1960年、1961年的感觉。社员们往地里去时都走得挺慢，到了地头先坐下休息一番，干的中间再休息一次。尤其是冬天天短，歇上两回又该往家走了，实际干活儿才一个来小时。就这种效率怎能不穷?就这么穷哪有劲儿去干?成了恶性循环。
房东的儿子振景说:“什么地方能让我每天吃上两顿白面，我干四晌活儿都情愿。”他春节后就毕业了，每天也在队里干活儿，腿不好也没得到什么照顾。
到了第二年，许燕吉的情况好了一些，人们知道许燕吉会织毛衣，找她的人不少。许燕吉只要求换工，若是本队的，把她的工记到许燕吉名下，若是外队的，她就到一队来替许燕吉上工。
喜芝婶子说:“你从早织到晚，点着灯还织，一天得算一天半的工才合适。”
许燕吉说:“我坐在炕上织，不跑路不费力，时间长点儿也算公平。”
阶级斗争
河北省中部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是两个敌对政权打拉锯战的地方，村里就存在拥护不同政权的人，相互的斗争复杂尖锐，而且很残酷。坚固村人多，姓杂，斗争更不一般，死过好多人，害人的和被害的，仇恨不会化解。
“文化大革命”又掀起新一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闹出了人命。还真得感谢村干部们，把许燕吉放在这人际矛盾较少的一队，否则许燕吉夹在仇人们之间，必定成为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但是，许燕吉也超脱不了社会的大环境，来之初，干活儿时，队长的老婆问许燕吉摘掉眼镜看不看得见走路。
许燕吉说当然看得见。她就说外队有人说来改造的人戴着眼镜到地里干什么?让许燕吉不要戴了。她一定听到了很恶意的批评，许燕吉领会得到，自此把眼镜收起来了。
时隔不久，一天半夜，许燕吉的房门被重重地敲击。惊醒后，听见喊许燕吉名字，许燕吉赶快起来开门，涌进五六个大小伙儿，说是大队的民兵要搜查。
许燕吉想起她已经有公民权，便缓和地问有没有搜查证?
带头的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摸出半张香烟包，递给许燕吉看，上面写着几个名字，有许燕吉一个。
许燕吉清楚这不是讲理的对象，只得任由他们乱翻一阵。
许燕吉说:“我是由监狱来的，莫非还能带出什么违禁品吗?”
他说:“我们不管，上级叫搜我们就搜!”
折腾完毕，鱼贯而出。走在最后那人，拉了拉前面人的衣服，使了个眼色再看向许燕吉的自行车，二人推车就走。
许燕吉赶快拉住，他们回过头来说句:“上面叫推的。”一窝蜂拥着那车走了。
一番折腾，惊动得喜芝婶子跑来许燕吉房里，说吓得直哆嗦。
许燕吉安慰她说没有事，就是把车推走了。喜芝婶子这才发现车真的没了，愤愤地说:“就是来抢车的!”还骂了几句。
许燕吉笑笑说我也不上哪里去，推走就推走吧!
大概两个月后，玉亭叔的本家侄子，也是个大队的民兵来串门儿，说许燕吉那车成了民兵们的公车了，随便谁都可以骑，不会骑的还拿它学车。
许燕吉考虑了几天，趁午饭时去找村里的书记。头一次他不在家，第二次去，他盘腿坐在炕上，见许燕吉进门，纹丝没动，更不要说让许燕吉坐下了。
许燕吉就站在炕下，面对着他说:“我的自行车在监狱的仓库里放了六年，国家不没收我的东西。我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既不赶集也不逛会，自行车在我那里也是放着，现在民兵大队要用，我很愿意奉献。听说除了公用，民兵们走亲戚、办私事都用它，还拿它学车。我现在也不挣钱了，弄坏就修不起了。您看是怎么办好，是大队管给修车呀，还是给民兵们定个用车的制度?”
这位书记低着头，哼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车嘛......你的车。”
“你的车嘛.....你回去吧!我知道了。”
许燕吉回时一路好笑，堂堂一个大村的大领导，连句“你的车还是你的”都说不出来。
又过了些日子，那位民兵侄子又来了，说大流公社的武装部来人批评他们了，还说“快把人家的东西还回去”。可许燕吉等了一个多月也没人来还。
许燕吉趁干活儿的时候，问队上的民兵叫小马的，他说车还在队部放着，骑的时候有人，还的时候就都不出头了。许燕吉顺势托他，最终还是小马给推回来的。
许燕吉换工打毛衣，外队又有人提意见：坐在屋里，不风吹日晒就能算改造了?
队长说:“我们看见账上她天天都有工，就认为她天天都劳动了。政策上也没规定她不许换工，若是不许她换工，岂不是又把要打毛衣的人都得罪了?”
许燕吉不知道队长跟她说这话是不是暗示她不要织毛衣了，但她知道了有一些人是不能看别人过好日子的，存着不善的心理。
许燕吉在坚固村时，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但村里还常开斗争会，许燕吉也不敢不去。有一次是斗争涉及民兵惨案的人员。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还乡团摸黑进村，杀死了十几个民兵，玉亭叔隔墙的那家就死了一个，被枪杀在自家井里。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许燕吉每看到那口井还是觉得疹疹的。主犯当然早被正法了，沾边儿涉案的就是被斗争的对象。
会上，当着众人，一个被害民兵的亲属抡起了长板凳砸向被斗者，若不是那人躲了一下砸到了背上，准会砸到头上，脑浆迸溅。
许燕吉不是同情被斗的人，而是感到了群众斗争的无法无天。本村外队一个姓曾的老头儿，来玉亭叔家时，给许燕吉讲了“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们的九死一生，让许燕吉看他双腕上可怕的伤疤。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也有杀错人的冤案。原来，这华北大平原上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村，表面平静，内里藏着非常复杂、各种各样的仇恨，“文化大革命”挑动起这些仇恨，激化那些已经淡化、缓解的各种矛盾，怪不得与他人无关的戴眼镜、换工织毛衣，都触动了那些好斗者的神经了。
枪毙了精神病人
中间大街东段，住着一户姓冯的，老头儿五六十岁了，年轻时疯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公良，村人叫他疯公良。夏天里，疯公良常一丝不挂地在田间游走。许燕吉上工时碰见过几次，姑娘们都转身掩面，冯老头儿还得到处找他脱下的衣裤。
二儿子中专毕业，在县里工作，还结了婚。他也疯了，用磨刀的石头砸死了怀孕的妻子，后来丈母娘求情，没抵命，判了个无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喇叭里天天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他在监狱里听见也喊。最终喊来了个死刑。死刑的宣判在本乡举行。开会是算上工的，许燕吉也随着队伍到了大流公社。
公路边搭了个大台子，全公社的劳动力都聚在台下，冯老头儿在找有权的干部，要求最后见儿子一面。儿子穿着满是砖灰的工作服，五花大绑地被背枪的人押着跪在台子中央，被绳子勒着，不能出声儿。也不知在何处枪决的，只听说冯老头儿还交了五角钱子弹费。
三儿子本来已经不大正常，但还能上工，知道他二哥被处决，也彻底疯了，在机井房的墙上写了好几条反动标语。大队当即集合全村开会，当他被押解到会场时，唱着革命歌曲，喊着革命口号，惹得全场哄笑。许燕吉一点儿也笑不出来，脑子里满是问号!他被枪毙后，又向冯老头儿要了五角钱焚尸的汽油费。
冯家的精神病是村人皆知的，就有舆论说政府不应该和疯子较量。
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的各级领导说这叫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村里的黑板报也批判，还开了个大会，县上公社都来了人。
那一年，县里还枪毙了一个年轻人，是富农的儿子，罪名是贴了反动标语，但他始终没有承认。大会在县城开的，许燕吉也跟着全村人跑了来回30里路，宣判就地执行。大卡车开过时，许燕吉抬头看了车上一眼，那小伙被捆绑着，背上还插了个尖头的招子，他低着头，像有点儿麻木。许燕吉相信他是无辜的，因为整个宣判会也没有举出什么确凿的证据。许燕吉们队上一个小青年跟着卡车跑去看，被人潮拥得好像踩到死者的血摊上，吓得回来迷糊地睡了几天。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许燕吉21岁
落户半年，明白了处境
房东玉亭叔的婶子是地主成分，大儿子早去世，媳妇改嫁走了，留下一个孙子。二儿子因为成分不好也娶不上媳妇，一家三口，三代人。那二儿子也四十来岁了，晚上常到玉亭家来说说话。他对许燕吉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你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许燕吉相信他的人品，但不太相信这话。
干活儿时，许燕吉特意问了队长，队长哈哈一笑说:“你身体这么好，天天都能上工，还能养活不了自己一个人?那我们拉家带口的，好几个孩子，还能活下去吗?”
许燕吉一听觉得有理，人家大概是以为她对生活要求高才说她维持不了的，岂不知她什么样的生活都能适应，于是心里又踏实起来。
队里有个60多岁的老雇农，干了一辈子长工也没娶上老婆，孤身一人，也天天一块儿上工，名叫五辈。有一回在地里休息时，许燕吉想接受一下再教育，访贫问苦一番，就问他当年当长工是怎样的。
五辈挺认真地告诉许燕吉:“要说干活儿，和现在也差不多，东家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像现在队长派工一样。可那时吃得饱，我吃他熟的还拿他生的，一年下来，我扛活儿挣的粮食比现在分的要多好些。”
五辈正打算对许燕吉细说，一个富农成分的小青年气哼哼地打断说:“老五辈，你别一点儿觉悟也没有!胡说些什么!”
老五辈冲许燕吉缩缩脖子，又笑了笑，小声说:“我当长工时，东家赶集粜粮食，从来不带我去，就嫌我不会说瞎话!”
许燕吉真啼笑皆非了。老五辈看许燕吉很用心地听他说话，就问许燕吉什么时候离开这里，许燕吉告诉他自己是来落户的，不走了。
五辈又说:“你要找主儿(嫁人)的吧?”
许燕吉说不找主儿。他不理解，说:“你不走，又不找主儿，那你怎么过?”
许燕吉说大家怎么过我就怎么过。五辈说:“那不行的，要不你也像我一样，养小鸡。”
“养小鸡?”
“我每年春天买百十只小绒毛鸡崽，放到炕上养，大一点儿就放到地里让它们自己找食儿吃，长到拳头大小就卖掉，能卖好几十块钱，一年也就凑合下来了。”
和五辈这番谈话冲击了许燕吉原来的价值观，也动摇了许燕吉能养活自己的信心。
麦收后的7月，生产队做了前半年的分红，许燕吉得到十四元两角五分。原来一个工日才两角几分，这是妇女的七分劳值扣除分给许燕吉的104斤麦子钱后余下的数目。
许燕吉已经上了满工，劳值不可能再增加，而后半年分的东西要比前半年多，扣除的也会更多，估计许燕吉全年的分红不会超过25元。
按政策，粮食发放，单人户应多分三成。这年麦子丰收，每亩打了100斤，社员们都说许燕吉运气好，1.3人加上工分粮，是104斤，秋粮估计也就200多斤，不会超过300斤。
就算许燕吉不吃饱，将就着这点儿粮食，许燕吉总得买配给的煤、吃的盐、点灯的煤油和日用的手纸吧!虽然这半年下来，许燕吉每次月经只用一张纸就过去了，但还是得用的。
生产队分给的菜不用交现钱，可分的棉籽、花生拿到油坊换油还是得交现钱的。许燕吉再怎么节省，这一年25元也是不够的。
玉亭叔的堂弟对许燕吉说的也是中肯的。队长给许燕吉说的话，谜团也解开了。原来村里家家都养着猪，猪无论刮风下雨都有工分，而且还不低，起码比许燕吉这七分劳多，猪的工分还分粮。另外，小孩子不论大小也是一个人，也分一个人的粮。孩子多的人家，生活更富裕些。
这一年许燕吉实分得的粮，麦子104斤，玉米带芯子是140斤，豌豆26斤，荞麦10斤，谷子8斤，花生10斤，鲜山芋400斤。这些都是未经晒干的原粮，去壳去水分，只有300斤。
许燕吉的估计还是对的，这不是她能自食其力的地方。她还有几百元的积蓄，贴完后怎么办?她妈妈已是古稀风烛之年，就算是倚靠她，也不是长远之计，人活世上，得站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这是许燕吉从小就明白的道理。
听说王文得了病，许燕吉找到他们队的饲养室。他们队没给他安排人家，就让他住在集体公共的饲养室。王文说他患的是食道癌，还不到一点儿东西都吃不下去的阶段，所以还能干一点儿轻活儿。他精神还好，见到许燕吉也挺高兴。他说这病是“紧七慢八浪荡九”，就是快则七个月，慢则九个月，就完了。他还说他不怕死，年纪也不小了，死了能给家人减轻思想负担和经济负担，只希望能回天津，死在家里。
许燕吉不如王文，她若得了病还没家可回。她不能死在这个地方，她得谋个生路。
痛下决心 千里寻兄 找一个安身之处
要谋生路，最容易也是最好的自然是回二监狱，还当就业人员。许燕吉早就知道此路不通。听王文说，和他一起来新乐的，原剧团唱小生的小赵回二监狱去过，扬言若不接收他回去，他就再犯法，宁可再当犯人也比在穷村落户强。结果不但受到严厉训斥，农业社还限制他的外出了。
许燕吉已是农村户口,“农转非”的待遇村干部都求之不得，许燕吉这种人更是痴心妄想。换一个富一点儿的农村倒是可以的，但哪个村愿意多一个分粮的人?若不是行政命令，再多给几倍的安家费，人家也不肯要许燕吉。幸而许燕吉是个女的，可以通过嫁人取得自食其力的条件。
那些日子，许燕吉整个脑子都在想着弃或留，心被拧着、绞着，又无人可说。晚上独自流泪，想到自己只有靠嫁人才能生活下去，和妓女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不过许燕吉这算批发，妓女是零售而已。屈辱、愤懑、无奈、无助压得许燕吉几乎要爆炸。许燕吉必须解脱出来。
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里写道:“生命和痛是紧连的。”许燕吉记得这话，要想生存，就得忍痛，痛下决心!
1970年春节，许燕吉刚刚摘了帽子，离开了二监狱，12年后第一次回南京看望老母亲。她们也五年没见了。那一年是小年，腊月28许燕吉才向队上请了假，大年初一到家。
妈妈还住原地，她也还健康。春节假才过，社会上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妈妈有顾虑，催许燕吉快回坚固村。也是那年春节迟，在立春之后，许燕吉回来也就开工了。
1971年春节，许燕吉不再在乎工分，早20天就请了假，去往陕西找哥哥。
哥哥在眉县的柳林滩种马场，火车上的当地人告诉许燕吉不要坐到眉县，在武功站下车，向南过了渭河就不远了。许燕吉在武功站的小小候车室里坐了一夜，天微明就上路，边走边问，颤颤颠颠地过了那玉米秆儿桥面的长桥。到了渭河之南，还是周至县地面，沿着河堤向西，直走到中午才到。
河堤上只遇见一个行人，正巧还是马场的，他告诉许燕吉，周苓仲已经解放了，没有“麻达”(方言，意思是麻烦)了，给疲惫的许燕吉增加不少精神。
场里人说许燕吉哥去了20里外的土岭分场，晚上才能回来，带许燕吉去了哥哥的宿舍。
许燕吉一眼就看出哪张是他的床，那床上床下又脏又乱，比在大学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屋的给许燕吉买来了午饭，是一大搪瓷碗稠稠的白面条。许燕吉稀里呼噜地吃了个干干净净，为哥哥不用挨饿而欣慰。
吃饱后，精神又来了，一下午给他拆呀洗呀，扫呀抹呀，叠呀晒呀，直忙到太阳将落，正在磕打着晒好的皮箱，听见哥哥在背后叫她，他说:“嘿，你来啦!”
许燕吉回头，他又加了一句:“你老了!”
许燕吉看看他，也说了句:“你也老了!”二人开心地笑起来。
这是兄妹17年后的相逢。
晚上，许燕吉住在马场的招待所，两张小床的小房间，只有许燕吉一个人，由于跑了不少路，早早睡了。第二晚，谈到了半夜，许燕吉仔细地讲了在坚固村的处境。
哥哥说:“那地方不行，转到这里来好了。关中自古都是富庶的，他们分的粮都吃不完。工分最少也有五角，还有八九毛一块的呢!”
“比冀中是富裕多了，可怎么能转来呢?哪个村肯要一个外人落户呢?”
“这倒是的.....那怎么办呢?”
“除非嫁个人，给人家当了老婆，人家就要了。”
二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哥哥说:“咱这里没有熟识的人，嫁给谁呢?”
许燕吉说:“嫁谁都行呀!只要不是四类分子就可以了。”
哥哥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里的贫下中农可都不识字的。”
“不识字就不识字吧!咱们也不跟他谈古论今，不就是找个地方能自食其力吗?”
哥哥还愣愣地。
许燕吉接着说:“妈妈已经七十古稀了，往后只有咱兄妹俩能互相照顾着点儿。离得远，车费也负担不起，就在这附近，找一个家庭人口简单一些的就行!”
第二天一早，哥哥就来了，开口就说:“昨晚我一夜没睡着，你说的‘嫁谁都行’对我的震动太大了。”
许燕吉说:“人到屋檐下了嘛！形势逼到这里了。”
哥哥是1953年毕业的，分配到西北局，在青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还没结婚，不宜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西北局撤销后，他就回到西安，在陕西省畜牧局工作。1956年，因为坚持信仰，被判管制两年，开除公职，发配马场劳动，当一个工人，月工资30元。“文化大革命”高潮时，马场闹得厉害，死了三个人，哥哥差一点儿也被打死。现在形势好转，他才谈了个对象，准备回南京结婚，他都40岁了。
许燕吉在马场住了一星期，给哥哥把卫生搞好了。有时也应家属的邀请，到他家去坐坐，谈谈话。
许燕吉回南京后，哥哥的人气就直线上升，给许燕吉说媒的人，从早到晚，应接不暇。许燕吉不要彩礼，这点最有市场。再者，许燕吉给他们留下了身体好、勤劳、随和的印象，又没有小孩儿拖累，这只赚不赔的买卖，当然抢手。
至于政治条件，就像入选者魏二叔说的:“我们是农民，不问政治的事。”
哥哥的房间成了面试室，来面试的有没洗脸，还长着眵目糊的，有一声不敢出，低头蹲着的，有油嘴滑舌，胡吹乱扯的，有胡子拉碴的，有面相凶恶的.....都被排除，剩下两个作为候选对象。一个姓石，一个姓魏。
哥哥带着嫂子年根儿才回到南京，妈妈请了两桌客人，就算给儿子完婚了。接着开了个家庭会议，专门讨论女婿的人选。
❶姓石的，是马场电工的哥哥，丧偶不久，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他比许燕吉大一岁，小学毕业。父母双全，但和电工一块儿生活，贫农成分，他父亲还当过村里的书记。兄弟两家是紧邻，只隔一道墙，村子属周至县，离马场十几里。
❷姓魏的，是马场工人魏三生的同族，虽然只长一岁，魏三生也得称他为二叔。家境不好，只有一个不满10岁的儿子，别无他人，贫农成分，但住着三间大房，院子也不小。他比许燕吉大10岁，一字不识，但头脑清楚，很会说话，住在武功县的杨陵公社，在西北农学院的北门外10里，黄土高原之上，离马场有30多里。
哥哥把二人条件摆完，说各有利弊，哪一家都可以。
许燕吉嫂子认为石家好，年龄合适，经济情况也富些，他父亲当过党的书记，村人必不至歧视许燕吉。
许燕吉考虑魏家人少，比较好相处。石家虽然人也不多，但他父亲就在隔壁，许燕吉妈若去，生活水平不一样，就不合适。再者，许燕吉去了就得带小孩儿，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生育。若是生了，和前房小孩儿的年龄就相差不太多，就会是家庭矛盾的根源。魏家的庄基大，还有盖房的余地，盖上几间，再闹什么运动就可以把妈妈接去。农村毕竟比城市安定些。
妈妈对农村一点儿也不了解，她只说后妈不好当，最好是没孩子的。
哥哥说，魏家的孩子已经是半个大人了，过不了几年就能挣工分，还是个好条件。
许燕吉说，男孩子的后妈好当，特别是他从小失母，对生母没印象，也就无从比较，不至于嫌许燕吉不好。
讨论的结果自然以许燕吉的意见为主，初步定在魏家，责成许燕吉哥哥深入地去调查了解一番，再最后决定。
妈妈很同意，说她愿意要个农民女婿。
许燕吉明白，家里有他这么一个前科犯就已是没办法的事，可千万不想再来一个了。这个家庭会很像是做生意在权衡投资方向，后来，许燕吉嫂子把许燕吉和姓魏的结婚证称作“发票”。
1998年，许燕吉和哥哥一起给父亲许地山上坟
相亲谈判
春节后，许燕吉回了坚固村，照常上工，也换工织毛衣。不久，哥哥来信，说他到魏家的官村去过了。那个村都姓魏，只有几家外姓，还都是魏家的外甥，没有家族的仇恨，“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互斗，村大人多。官村“文化大革命”前是农业部的试点村，现在是一级核算，在农业部属于先进的形式。劳动日在六角钱左右。虽然地处黄土高坡的旱塬之上，但有机井，三级抽水上塬，不用像早先那样惜水如油。种的就是小麦和玉米，不种山芋。哥哥认为条件不错，等许燕吉决定后，他就通知那个姓魏的办准迁证。
香改觉得好笑，找婆家还管人家生产队干什么?
振景认为只要不吃山芋，就比坚固村强。
喜芝婶子也认为好，还说许燕吉嫁了人，就成了某某人的老婆，原来的身份就不存在了，像半夜敲门推走自行车之类的事，就不可能发生了。但她不赞成许燕吉马上回信办准迁证，她说:“人和人还有个对眼不对眼的，这也是终身大事，你又不是没有路费，还是亲自去见一见，免得将来后悔。”
一言把许燕吉提醒了，于是，她向队里请了假，第二次去了陕西。
哥哥请了一天假，把许燕吉送到那个官村。
魏三生的妻子叫刘润华，比许燕吉小四五岁，是四川逃荒来的，人很热情。许燕吉上次去马场时，她正在马场住着，许燕吉去过她家几次。就是她，抱着孩子跑了几十里路回官村，把她二叔叫到马场参加许燕吉哥哥“面试”的。这时她在家，许燕吉就坐到她家，哥哥吃饭后就回马场去了。
刘润华很健谈，不觉聊到半下午，孩子们都放了学，刘润华看见她家门外堆着的木料上坐着的那个望天的男孩儿，就问:“科科，你爸呢?”那孩子回答:“上工去了。”
刘润华告诉许燕吉，那就是她二叔的儿子。许燕吉看了一眼，是个高鼻子大眼的俊少年。可能是发现有生人看他，男孩儿随即走了。
天擦黑时，许燕吉站在刘润华家门外，看见那个小孩儿迎着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跑去，拉着那男人的手回家。许燕吉想那人准是他爸爸。光线已暗，面目没看清。刘润华出去了一下，回来说她二叔晚饭后过来。
她二叔来时，天已全黑。许燕吉和刘润华坐在炕上，她二叔还带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是他八叔，大概是他们的规矩，重要场合得有个长辈。二人进门就蹲在地上，一个小煤油灯，什么也看不清，寒暄几句后，谈判就开始了。
他八叔先开口，说:“三生大概把双方的情况都介绍了，今天你亲自来就很好，有话说在当面儿嘛!我侄儿一个人带着个娃，比较困难，是个穷人，你若是要钱，就是没有。”
许燕吉听着特不入耳，心想这农村人说话可能就这样，便说:“我不是来要钱的，我身体好，能上工，日子慢慢能好过些。不过我的政治条件不好，会影响他儿子，将来当兵、招工都不行了。’
他八叔说:“我侄儿就一个娃，他不要他娃去当兵，也不要他娃出外当工人，不让去倒是个好条件。”
许燕吉又说:“我只会上工，做饭啦，缝衣裳啦，我都不在行。”
他八叔说:“不会做饭不要紧，我侄儿会，不会缝衣裳也不要紧，大队有缝纫组。不过，譬如娃把裤子扯破了，过去四邻就帮忙给缝了，你若来了，娃就算有他妈了，旁人就不能再给缝了。”
许燕吉听出，这位八叔大概看她是个大寄生虫，一是要钱，二是什么都不干，连个破口子都不会缝，不由得挺生气，不再说话。
刘润华赶快接嘴:“人家念了这么些书，脑子聪明得很，啥子不会哟!人家这是谦虚。”
那一位也看出他八叔不是谈判的人才，便亲自上阵说:“其实，我连工都不用你上，我一个人能养活三个人。我要再办个人(再娶个老婆)只是为了我娃，人家娃放了学都在家拿个馍吃，我家门锁着，娃只得在照壁下蹲着。我下工回来，远远看见我娃一个人蹲在那里，我眼泪都顺腔子里淌下去了。你来了，门时常开着，我娃放学能吃上个馍，就不可怜了。”
说得让人同情，不过也说得太邪乎!许燕吉心想，我的任务就只用拿一下馍，未免太轻松了，可笑!
气氛缓和下来，说好明天去见大队长，谈准迁证的事。晚上，许燕吉睡在这人的姨妹家，他姨妹也是他的堂嫂。
第二天上午，他姨妹的儿子带许燕吉去找大队长。他是村里农机站的会计，不用和社员们一样，打钟就一起上工。
这官村由于历来是政府的试验点，拖拉机有十几台之多，颇具规模。大队长在村北的后坡种苜蓿。许燕吉走过麦地，麦子已经拔节，有膝盖高了，绿油油地随风起浪，和坚固村沙土地上稀稀拉拉的小麦苗不能相比。油菜花正是大片金黄，蜜蜂嗡嗡，许燕吉的心情也随着景致好起来。
大队长就在地边上，问了许燕吉的情况，说他们研究后晚上给许燕吉答复。
天黑后，许燕吉在大队的办公室等了好久，另一个队领导才来，说队里不知道许燕吉是否有“帽子”，若不是被管制的，就能接收。
许燕吉给他看坚固村给开的介绍信，上面写的是“社员”二字，就表明了身份。他说不明确，因为这村只有地主和富农，没有戴帽子的，所以要一个明确的证明。许燕吉本想说，即便有帽子，被管制的人也有婚姻的权利。转而想到，他们无权干涉婚姻，可是有权不给开准迁证，要进这个村，就得按他们说的办，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也。
第三天一早，许燕吉就回河北的新乐了。走前那人给许燕吉拿来了十几斤全国粮票，可能是一定得给许燕吉点儿什么东西才算够意思，许燕吉没推辞得掉。不过这下许燕吉看清楚了他的眉目，不丑也不俊，鼻子很大，嘴唇很薄，胡子拉碴，和古画上的胡人极相似。和许燕吉一起走到火车站的是魏三生的堂弟，路上他说了他二叔一大堆好话，连那人的姨妹说的都是赞誉之词。希望如他们说的那样吧。
使心眼儿
回到坚固村，队上说开个证明容易，县里让不让你迁走，我们可不知道。于是许燕吉就去了县公检法办公室。他们说，你们是二监狱送来的，将来二监狱朝我们要人可怎么办?于是许燕吉又回了二监狱，找到王所长。
王所长的态度和许燕吉送他香烟时大不一样了，冷冰冰地说:“你们这些人和二监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了，管你们的权力完全给了县里。他们让不让你走，我们管不着。”
许燕吉就提出请他写个说明的信件，她好交给县里。他想了想，说他来和县里说，不用许燕吉传达。从他嘴里听出，找回来的人不少。
过了十来天，许燕吉再去县公检法，居然批准她迁走了，还给她开了个没有戴帽子的证明，许燕吉随即寄到陕西的官村。
许燕吉要迁走的消息也瞒不住。这一天，队长叫许燕吉去他家，说是说个事，许燕吉一看，四个队长和指导员都在场，还有一个会计，总共6个人。看这阵势，要说什么?许燕吉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坐定后，和许燕吉较熟悉的队长先讲话，说许燕吉到一队一年多，队上对许燕吉很好。许燕吉认同后，他说许燕吉来时烧了队上的玉米芯，这是本队人都享受不到的待遇。这许燕吉也承认。
许燕吉说来时二监狱给了一队300元安家费，谁也不可能带上烧柴去落户，烧的队上的玉米芯应该算在安家费内。队长们就说安家费买了锅、席、门帘、瓦罐等物品，还出工给砌了灶，修了房.....有的没有的，这人说一句，那人说一句，许燕吉这才明白，原来是要她交钱。
许燕吉说:“我是来接受再改造的，绝对不应该侵害贫下中农的利益。既然烧的玉米芯不在安家费之内，我付钱就是。”他们顿时喜形于色。
许燕吉问:“该怎么算，需要付多少?”一个队长说，你来后两个月才买到煤，按这两个月烧煤的数量算，应该是多少多少斤，每斤在黑市上是多少多少钱，总共是多少多少。账报得挺快，可能早核计好了。
许燕吉说:“我来队上天天上工，从来也没有去赶过集，更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黑市价。既然算好了，我就按这数付，队上给我写个收据，一手交钱一手给收据，现清!”再看这几位，有的看窗外，有的看房梁，有的看自己的鞋尖，有的研究炕上的席子，那会计干脆闭上眼睛躺下睡觉了。
沉默了好几分钟，那位队长说:“好吧，今天就说到这里。”会就散了。
许燕吉头脑简单，一向想到就说，从不使心眼儿，方才说要收据也是灵机一动，心想拿上收据就去公检法，告队上和许燕吉做黑市买卖，走资本主义道路。
过了几天，喜芝婶子告诉许燕吉，队上人说:“别看燕吉傻乎乎的，毕竟人家是个大学生。”到许燕吉离开，再也没人跟她提玉米芯子的事。
之前北街十一队一个叫小簸箕的中年男人，给许燕吉拿来一件穿脏穿破的机织毛衣，叫许燕吉给他重织。他是他们队的管水员，说家里没人能来一队替许燕吉上工，说好把他的工拨到许燕吉的账上。
许燕吉替他拆了，用碱水洗净，推水车时放在流水里冲得干干净净，晒干缠好，再织成一件完美的毛衣给了他，也没多要他的工分。
许燕吉走前，到队会计那里结她的工分账，发现没有小簸箕的拨工。
会计说:“这是你们二人的事，与我无关。”这会计比较年轻，很左。解放前他母亲抱着他逃难来到坚固村，他被南街人收养，他母亲嫁给了村西一户地主，他连他生母都不认，阶级觉悟高到这个程度。许燕吉到一队一年多，他就没拿正眼看过许燕吉。许燕吉猜测，跟她要玉米芯子钱就是他出的馊主意。
许燕吉很生气，分明是这两人串通好了欺负自己!本来人吃点儿亏不算什么，可是存心欺负的亏，她就不吃!
一夜也没睡着，想了好几个办法，一是写张大字报，把小簸箕不讲信用昧人工分的事公之于众。此法不妥，许燕吉的身份不宜贴大字报；二是到十一队，趁他队上人集合派工时，当众宣扬这事。也不妥，再改造的人说贫下中农的坏话，不成“左”统。
想到天亮，想出一条顶好的办法。
第二天中午，许燕吉算好这时小簸箕在机井上放水，许燕吉去北街问到他家，他老婆正烧火做饭。
许燕吉说:“我给小簸箕织的毛衣，他说袖口太紧，叫我修理一下。”他老婆挺客气说:“不用了，袖口紧点儿好，穿穿就松了。”
许燕吉说:“修修不费事，让他满意嘛!”他老婆就开开柜子把毛衣给了许燕吉，还连声致谢。许燕吉拿了毛衣出来，计划成功，正在高兴，不料走到半路迎面遇了上小簸箕，他看见许燕吉夹着他的毛衣，挺不自然地问:“你怎么要拿走呀?”
许燕吉说:“你不是嫌袖口紧吗?我修理一下，让你满意嘛!”他伸手过来拿着衣袖说:“就这里紧点儿，不修也行。”许燕吉把毛衣夹得很紧，他若使劲儿拽，许燕吉就使劲儿抢过来跑掉，好在他也没拽就松手了。
许燕吉拿回来动手就拆，喜芝婶子以为许燕吉要整个儿拆掉，双手按住说:“你费好几天工夫才织好的，千万不能拆，我找人去说他。”
许燕吉哈哈大笑，告诉她只拆袖口，还给他织上。袖口不一会儿就织好了，许燕吉拿去给了大队的总会计，他是玉亭叔的近门弟弟，也在一队，许燕吉称他成群叔。
许燕吉说:“成群叔我来了一年多，你们对我很好，我也没什么东西好表心意。这是小簸箕的毛衣，他不肯给我拨工，我也不要他的工了，你跟他要多少都行，算我给你小孩子们买糖吃了。”
在场的人都眉开眼笑，成群把毛衣收到他柜子里说:“好!那我就谢了，不会轻饶他的。”
许燕吉走出来，听见那些人们在计划怎样敲小簸箕的竹杠。
许燕吉告诉喜芝婶子，她也开心地笑了一场。
许燕吉走的前两天，小簸箕闻风来要毛衣了，还说了好些大话，说他不会白让人干活儿，他见过钱，在公社管水利工程时，掌管过两三千块等等。许燕吉也着实刻薄地把他损了一顿，最后告诉他，毛衣在成群那里，他没趣地走了。
活该!
许燕吉不爱使心眼儿，更没对别人使过心眼儿，通过这两件事，许燕吉知道自己也能使心眼儿。当然还是不使的好。
往前走一步
北方人把寡妇再醮jiào称作往前走一步，许燕吉不是寡妇，但再嫁也算作往前走一步吧!许燕吉离开坚固村去陕西，在人生的道路上，确是往前走了一步。
准迁证由公检法转来时已经5月中旬，一张薄薄的证明上盖了八个大红章印，许燕吉是赶在麦收前到官村报上户口，好参加夏粮的分配。在关中地区，麦子是一年的主粮，一个人能分到四五百斤之多，是坚固村人难以想象的。冀中的麦收比西北要早，即将开始，到那时，队上也就没人没车把许燕吉的行李送去火车站了。
走前的那个下午，队上那位会计带了几个人来搬属于队上的东西。把锅拔了，风箱拿了，门帘摘了。问许燕吉那两个瓦罐，许燕吉告诉他喜芝婶子正用着，他就气哼哼地去揭许燕吉炕上的席子。许燕吉求他等自己走后再揭，她今晚还要在这炕上睡的，他也不理，动手卷起许燕吉的铺盖，把席子撤走了。
许燕吉望着这空灶、空炕破败的景象，想起一年半来身心受的苦楚，临走还和这抢劫了一样，忍不住哭出声儿来。
喜芝婶子也陪着许燕吉掉泪，许燕吉没再给喜芝婶子什么，只是告诉她，自己借给她的26块钱不用还了。她一家对她不错，庇护着她度过了这段非常岁月，就算是一种报答吧!
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行李房的人递给许燕吉一沓子拴在行李上的纸标签，抬头看了许燕吉几眼，又把手收了回去，叹口气道:“唉，看你也写不了，还得我替你写。”
这一年多的再改造，已看不出许燕吉是个知识分子了!
怀着五味翻搅的心情，许燕吉上了火车。
不堪回首的17年，不堪回首的河北省，都将在她身后，她往前走了一步。
（请看下一集）
1964年8月，许燕吉刑满就业
参考资料：
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地山散文《落花生》（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施肥，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落花生，好不好？”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草亭过这个节。
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么？”我们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