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素简,静数流年,

人间有味,最是清欢。

欢迎关注清欢,品读绝美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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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科举考试的模式,始创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宋朝。

自古以来,能成为状元的诗人不多,比如如贺知章、杨慎、文天祥。

更多的诗人一生科举不利,仕途多舛,却以诗书名传千古,如唐寅、罗隐等。

但是,有两位诗人,却是与状元之名擦肩而过,以宰相之名光耀后世。

那就是开元名相张九龄与北宋名相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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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字子寿,号博物,出身于岭南地区。

我们都很熟悉苏轼被贬之后写下的那句荔枝诗: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岭南自古以来都是被流放的偏远之地,穷乡僻壤,当然文名不盛。

公元702年,即武则天长安二年春,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著名诗人沈佺期。

张九龄列为进士第一,被取为状元,一时舆论哗然。

落榜举子们对考试结果有非议,以舞弊罪上告朝廷。

朝廷彻查后,沈佺期下狱,承认曾收受贿赂。

虽然贿赂之人并不是张九龄,但案件一发,本次科考结果全部作废。

张九龄当然也被取消了状元资格,只得黯然归乡,回到老家广东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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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才华与仕途,与是否当上状元并无直接联系。

703年,曾三度拜相的张说因慷慨直言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

路过韶州时,张说见到了在家读书的张九龄,对他的文章大为欣赏,赞他文章“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

在他的鼓励下,公元707年,张九龄再次赴京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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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虽然没能成为状元,却也是进士及第,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后来,唐玄宗登基,于东宫举文学士,张九龄又名列前茅,授左拾遗。

张九龄才智过人,勤奋好学,为人耿直,更是仪表堂堂,时人称他为“曲江风度”。

据《新唐书》记载:

九龄耿直温雅,风仪甚整。

而在他罢相后,唐玄宗选择宰相时,也总是要问推举人:

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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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不仅是颜值出众,更关心实务。

他在曾因“封章直言”,招致宰相姚崇的不满,辞职归乡,住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也没闲着。

深谙“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他奏报朝廷,组织修建了大庾岭路。

这条道路长十几公里,宽度近17米,开凿了梅关古道,打通了南北关隘,被后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

也是因为修路有功,张九龄再次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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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21年,张说入朝拜相,张九龄受到了赏识和提拔。

他曾在帝王之侧担任中书舍人,也曾被贬出京,辗转冀州、洪州、桂州等地。

后又三度入京,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理朝政。

张九龄是第一位出自岭南的宰相,他守正嫉邪、刚直敢言、公忠体国,

他曾坚拒武惠妃的贿赂,粉碎了她危及太子的阴谋;

他也曾坚决反对重用奸佞的李林甫、庸懦的牛仙客,甚至因此被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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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光如炬,生前曾断言安禄山“必反”,但唐玄宗不肯听。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一路逃到四川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在诏文中,李隆基亲口称张九龄是: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

而明清时期的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这样评价张九龄:

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张九龄的诗歌以兴寄为主,委婉蕴藉,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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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中,既有风清月朗的风光,又有孤高的襟怀和高洁的操守。

这首《望月怀远》就是代表作品: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首诗写于张九龄遭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被贬为荆州长史后。

离乡日久,望月思亲,意境雄浑,余韵袅袅,首联更是千古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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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联紧扣主题,

望的是什么月?“海上生明月”。气势宏大,气象非凡,超凡脱俗。

如何转到怀远?“天涯共此时”,由景入情,由实转虚,自然浑成。

“情人”,多情之人,指的是诗人自己。

多情如我,思念远方亲人,长夜漫漫,孤枕无眠,怎不起幽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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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灭蜡烛,怜爱满屋月光;披衣徘徊,只觉夜露寒凉。

可惜月华虽好,却无法用双手掬满,捧给思念之人,

还不如回到睡梦之中,觅取佳期,与你相见在梦乡。

全诗情致深婉,有缠绵却无感伤,令人回味无穷,

构思巧妙,情景交融,细腻入微,感人至深。

一诗唱绝千古,被列为《唐诗三百首》第一首,

张九龄也无愧为岭南诗派的启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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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则是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参与的科举考试。

他自幼聪颖,酷爱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

且少年时期曾与父亲宦游各地,对民生深为了解,

所以文章不仅高深奇丽,旁征博引,更能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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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宋王铚创作的笔记文集《默记》记载,

在这一年的会试中,王安石被考官列名第一,本应是状元之名,

因应试赋中有“孺子其朋”一句,惹得仁宗不悦,直接把他与第四名杨寘互换,连前三甲都未入。

“孺子其朋”一典出于《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本是周公对成王的劝诫,大意为“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

其时,宋仁宗已经在位24年,而王安石只是一位年仅21岁的“小朋友”,这样的劝谏当然当然容易引起皇帝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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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被落到第四名,授为淮南节度判官。

任期满了之后,他也没有想方设法地入京,而是调到鄞县做知县。

知县在任四年,王安石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步显露了治世之才。

就这样,王安石一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从知县到通判,再到知州、度支判官,靠一篇长达万言的述职报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总结多年经验,直言国家积贫积弱的弊病,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虽然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改革建议,却将他留在了京中。

但不久后,王安石耿直的性子,就得罪了王公大臣,以母丧为由辞官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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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重新启用王安石。

君臣相得,短短一年,就将他从江宁知府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两年后就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熙宁变法。

这次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但在惨痛的近代战争的印证下,才开始客观地、辩证地看待王安石和他的变革思想。

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北宋王朝,以“理财”、“整军”为中心,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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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虽然出现了用人不当、执行出现偏差,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引发了一些负面效果,且由于出发了保守派的利益,新旧党争激烈,朝内震荡,王安石被迫两次辞官,

但整体而言,这是在商鞅变法后影响最大的一次变革,如果成功,北宋必定会成为一个大一统王朝。

即使未能彻底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政府财政大幅增长、推进农业生产、抑制豪强兼并等目的,实现了国力的增强。

而且,强兵措施也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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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和他的改革一样毁誉参半。

他的诗文议论说理,重炼意和修辞,更胜于写情言志,前期多是“不平则鸣”,后期则“穷而后工”,

称赞者夸他扫除了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而否定者认为他的作品瘦硬,缺乏韵味,没有大家风范。

这首《桂枝香·金陵怀古》是他存世不多的词作之一: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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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阙写的是眼前的风景,但虚实结合、动静相生,显得立体又生动。

登山临水,举目远眺,金陵正是深秋,天气开始变凉。

长江奔腾千里,如白练般澄澈;山峰青翠峭拔,如箭簇般丛聚。

帆船在夕阳里往来穿梭,斜插的酒旗在西风中飘荡,

华丽画船如同在淡云中漂浮,水上的白鹭纷纷从银河上惊起,

再精妙的丹青妙笔,也难以描画这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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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与“初肃”相对,一片悲凉底色,

“澄江似练”,曲折线条远远延伸到千里之外,

“翠峰如簇”,则将视线拔高、分散,让画面变得立体起来。

“归帆”与“酒旗”,给画面增添了几分真实鲜活的生活气息,

“彩舟”与“星河”,又在雄阔的意境中,加了几笔朦胧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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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阙则重在怀古抒情,用典精到,立意高远。

“念往昔”,三字便轻松将眼前之景过渡到心中之思。

遥想当年,金陵多么繁华,达官贵人们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化用自杜牧《台城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

可叹朱雀门外韩擒虎已经带领隋兵迫近宫门,结绮阁上的陈叔宝和张丽华,还穷极奢华、一味享乐,六朝亡国的悲剧连续发生。

“门外楼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蕴含着深刻的兴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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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千古以来,多少人曾在此登高怀古,无不对历代荣辱喟叹感伤,

六朝的风云变化都随着流水消逝,只剩下惨淡的寒烟和衰败的枯草。

王安石对这些人的凭吊和怀古是否定的,他认为,往事随流水消逝,不必缅怀,不必对着“寒烟、衰草”寄惆怅心情,反而应该思考如何借古人的教训,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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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有了这句:“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后庭遗曲,指的是《玉树后庭花》,为陈后主所创,哀怨悲切。

杜牧的《泊秦淮》中曾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句,王安石也化用了诗意。

表面上,是写秦淮河上的歌女,不知道亡国的悲恨,仍然唱着《后庭花》遗曲。

实际上,不是歌女不记得亡国之恨,而是欣赏歌舞的人,仍然沉迷于醉生梦死,才让这亡国的靡靡之音,在金陵城中余响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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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写金陵则无数,或写悲欢离合,或抒闲愁幽怨,

王安石这首词,却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格局与气度,

写景奇伟壮丽,气象开阔;怀古立意新颖,高瞻远瞩,

立足之高,胸襟之广,思想境界之远,

在历代咏史怀古的诗词中,也可称为佼佼者。

北宋词坛,多是晏殊、柳永这样的靡丽之音,故时人称“词为艳科”,

王安石对此颇为不满,自己写词便力戒此弊,“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

与范仲淹同开豪放词之先声,为苏轼等士大夫之词的兴起,铺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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