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1月19日，星期六，阴。
这是第一次我不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火车上写笔记，也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本子带出来了。因为当我打点行装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早几个月如果这个本子被人发现，那可能就是一桩惊人的丑闻，但是今天我翻它的时候发现，这里边已经没有什么是怕被人知道的了。中国人对我们宣战、美国人对我们宣战、彼得格勒爆发了革命。奥斯曼帝国的失势英雄和一个瑞典的东方学家的谈话，匈牙利前首相对皇帝的抱怨？这些要么是尽人皆知的事要么就根本不值一提，谁会在乎他们的看法？或者说谁会在乎我们的看法？或许你们会在乎吧？
如果要我来形容过去的这一周，我最想说的一个词就是冷，而且我嗓子已经完全肿了！是的降温和感冒，几乎支配了一月的这些天。这一波降温如果让穆齐尔来写一定非常有趣，这个家伙对气象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痴迷，他可以从大西洋高压槽出发编造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维也纳夏夜，也可以用相同的口吻告诉你为什么1918年1月西伯利亚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的冷空气造成了这场对很多人来说是致命的寒流。
这周我只穿军服和军官大衣站在门口等了A夫人和她的车夫十几分钟，然后我就病倒了。我觉得我属于既不缺乏营养也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阶层，而更下层的工人阶级这个星期正在闹罢工，整天都在大街上晾着，他们的情况可能更严重。说到感冒，克里姆特也患了感冒，当然我不是要把他和我相提并论，我对美术没有那么熟悉。听说克里姆特病得挺严重，有可能恶化成肺炎，他上周还跟年轻的女模特们腻在一起，这周就下不来床了。他的徒弟席勒最近身体也很不好，但愿他们都没事。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名作《艾蒂儿肖像一号》，2006年在美国拍出1.35亿美元
1914年的克里姆特
当然这一周也不完全是坏事，比如我终于晋升了！我倒是挺想拍一张穿着少将制服的标准照，不过因为是战争期间，统帅部并没有为我举行什么特殊的仪式，施特劳森贝格将军把我叫去把皇帝陛下签署的晋升令交给我，然后跟我握握手这仪式就算结束了。我以为他要跟我客套几句，没想到他马上就让我坐下，交给我一个信封，说“你先别拆开，我们先说正事”。然后他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根本不算秘密的秘密，比如我们的皇帝和作为准帝国宰相的外交大臣切尔宁伯爵，虽然都热切地想要寻求和平，但是皇帝陛下总觉得切尔宁伯爵进展迟缓，因此皇帝陛下希望施特劳森贝格将军派遣“他信任的人”到布列斯特对俄谈判第一线去观察切尔宁伯爵的动向，这就是为什么此刻我坐在火车上的原因。
但这还不算完，哎呀写到这我发现接下来的事又变得敏感起来了，可我又没法在此停笔，那我只有把这本子锁好。施特劳森贝格将军说是一切奉陛下的旨意，但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他让我不要像德国的霍夫曼他们那样把外交官捏在手里，要多听少说少干预，一旦有消息首先直接通报给他。“我相信切尔宁伯爵无疑是忠于陛下的，我也是。我们都应该忠于陛下，但很多时候正确而不是顺从才是真正的忠诚！”
奥匈帝国与苏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车站会面
然后施特劳森贝格将军让我拆开那个信封，里边有封从布列斯特发来的电报。电报的落款是切尔宁伯爵本人，里面提到现在托洛茨基正在布列斯特的俄方代表团里唱主角，而他还惦记着战前在维也纳当记者时留下的那间图书室。切尔宁伯爵听说军方会派人来布列斯特，所以拜托我们去维也纳警察局找几本托洛茨基落下的书带过去，也算是一个外交筹码，或者说一桩人情。
于是在那个罢工的下午，我提着一只手提箱，在维也纳警察局找到了看起来圆头圆脑的绍贝尔博士。当时维也纳警察局的中层警官都上街出勤了，我只能找到他这个级别的高层干部。绍贝尔博士告诉我说托洛茨基图书室里的东西其实一样也没有查扣，相反他们虽然搜查了整个房间，检查了一切可以检查的东西，“但是每件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们是专业人士，不是打手！”他又拉了拉他的衣领，我不理解这是不是一个刑侦专家的职业习惯。
1918年的1月约翰·绍贝尔还只是维也纳警察局的一位高级干探，但在未来5年里他将先后成为奥地利共和国总理，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第一任主席
绍贝尔博士本想让警察局派辆车送我们到德布灵，但我告诉他街上全都是人，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谁也别指望坐车了，他只好跟我一起走路过去。在路上绍贝尔博士问我为什么突然要找这个布朗斯坦的东西，我无法向他透露太多细节，只能说这是外交场合的需要。这显然让绍贝尔有些疑惑，他说真没想到布朗斯坦（他至今都还记得托洛茨基的化名）这家伙居然这么重要，他在维也纳的时候我虽然专门监视过，可他除了干干记者的活也就是在中央咖啡馆看看报纸嘛！这时绍贝尔突然停下脚步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我记得他有次还碰翻过你的咖啡！”我表示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他，绍贝尔哈哈大笑：“先生我们是专业人士不是打手，我当时在监视目标，怎么能让您记得我？”
一个穿着皮大衣的侦探对我说这句话，让我感到浑身冰冷，本来已有好转的感冒一下子变严重了。彼时在我们的身后，罢工已经进行了快一个星期，可我直到本周才意识到奥地利的粮食问题有多严重。星期一城里就开始有工人上街要求面包与和平，可星期二维也纳的面粉配给还是下调到了每人每天186克劣质面粉，这迅速成为了号召革命的信号弹。现在环城大道上挤满了高唱国际歌的人，维也纳的卫戍区也换上了“更可靠”的部队，没想到去年彼得堡的经验这么快就在我们这里重演了。不过我并没有责怪赛德勒总理的意思，从我们的档案来看匈牙利人已经拒绝为我们提供更多粮食了，罗马尼亚那边的物资也要优先送到德国去，然而乌克兰的粮食还没征上来，即便如此还是让我们奥地利人勉强过了一个还算可以的新年，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1918年1月维也纳讽刺刊物《跳蚤》的新年致辞：奥地利人民饥寒交迫，匈牙利人民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甚至受到了肥胖症的困扰，急需奥地利人民为他们分担过剩的物资！1918年的保护神是战神马尔斯，而他的新年愿望也是和平
对这一点基施肯定知道的很清楚，当我和绍贝尔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这个家伙突然从人流里挤出来冲我喊道“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为了提醒他我身边的这个人身份特殊，我大声咳嗽了一下，只可惜因为我已经感冒得很明显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在意，走过去一把握住绍贝尔的手：“嘿您也在，您叫什么来着？”绍贝尔脸色阴沉地回答：“绍贝尔，绍贝尔博士。我想您一定是基施中尉了？”“啊对！绍贝尔警长！您可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把雷德尔上校的案子捅出去，您现在也不会升得这么快！”绍贝尔显然对此不以为然，扭过头来指了指我：“您应该庆幸，中尉，军队里都是像这位先生一样开明温和的人，他们没把我弄回去负责宪兵！否则像您这样的事情如果报告到战争部？”结果基施对绍贝尔的威胁哈哈大笑，说：“啊忘了您也当过军官了！”说完还非常滑稽地站在人群里冲我们俩敬了军礼，然后就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基施的出现让我想到了去年他在下奥地利的事，难道那时他就在为这场罢工做准备？那他作为罢工的组织者，在一个陆军少将和一个维也纳警察局的高级警探面前上蹿下跳也未免太过乐观了，这样的罢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展成革命，我深感怀疑。当然，我心里还是希望他能继续为战时通讯社效力的，但在绍贝尔的眼皮底下我毕竟不宜袒护一位政治上不可靠的前属下。假如他真的惹上什么麻烦了，那就等正式调查程序开始时再说吧。
二战后艾贡·基施被奉为共产主义新闻人的典范，他的形象被做成了东德的纪念邮票。但在1918年1月，他只是奥匈帝国战时通讯社一名心不在焉的中尉而已
在和绍贝尔步行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来到托洛茨基的图书室，随手拿了几本书，当然不是他的那些革命书籍，相反我给他拿了几本我们的作家的小说和剧本，我觉得这些才比较符合他对维也纳的记忆。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绍贝尔叫住了我，然后递给我一个小本子然后说“如果你们对布朗斯坦有兴趣，其实可以翻翻这个”。我本来想谢谢他，但天气实在太冷，而且这个人身上有某种冷酷的东西让我觉得不舒服。绍贝尔的未来很可能前途无量，他身上有我们这个君主国最让人不愉快的东西，那种18世纪约瑟夫主义时期冷酷无情的启蒙派官僚的气质，如果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黑暗年代，那可能就给他这样的人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说到黑暗年代，我从维也纳车站出发没多久，就已经完全看不到这座城伟大城市的灯火了，停电停煤气已经成了日常，蜡烛也越来越难买。我记得梅特涅说过亚洲就从维也纳城门外开始，而他如果目睹此情此景，会惊讶于自己的一语成谶。当然军用列车还有灯光，所以我还能把这篇笔记写完，但我已经很累了。到布列斯特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