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12月29日，星期六，雨夹雪。
这星期二是开战以来的第三个圣诞节。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沉浸在弗朗茨·约瑟夫陛下驾崩后的悲痛和茫然中，不知道帝国和世界要走向何方，谁能想到在短短一年后的今天，维也纳的街头又有了些节日气息。每个人都觉得战争即将结束，如果我们还能取得胜利，那胜利只能在明年到来，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撑不过下一个冬天了。
1917年平安夜，小贩在维也纳内城的弗赖永广场卖圣诞树
所以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里，每个人都倾其所有。帝国政府想给首都人民弄点更好的东西来过节，但食物配给还是些土豆面粉、人造黄油之类，效率实在不能跟黑市比。最近很多在战争期间变稀罕的东西都在黑市上出现了，比如熏肉、香肠、肉罐头，而且价格都不太离谱。这不是什么良心发现的圣诞大甩卖，而是因为东线停战后黑市商人担心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占领区的粮食会冲击维也纳的行情，才造成的恐慌性下跌。这些东西再加上维也纳人自己在后院、天井和公共绿地里种的土豆和萝卜，勉强也能凑出一顿圣诞晚餐了，而我的圣诞节比普通维也纳人来得还要再幸福一些。今年圣诞节A夫人从普雷斯堡来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大饭店办了场晚宴，让我见到了开战以来第一只完整的烤鹅。我知道普雷斯堡那边的配给比我们奥地利要宽裕不少，但这只大鹅是怎么藏起来的，又是吃什么长大的？
上个星期我给A夫人寄的那封信邀请她来维也纳过圣诞，但这场宴会和信没有任何关系。只要那个倒霉的勤务兵被荣格的手下抓住，让那些情报人员查出A夫人的名字，再捕捉到我和A夫人的关系，打消我身上波茨坦病的嫌疑，那封信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去意大利前线之前就知道A夫人会来维也纳，当时帝国政府允许战死者和战俘的未婚妻使用夫姓，而A夫人的女儿在战前正好和一个现在正在俄国战俘营吃牢饭的贵族订了婚。如今A夫人终于心满意足地让女儿当上了伯爵夫人，她准备来维也纳好好庆祝一下，我曾建议她低调一些以免被饥饿的维也纳人当成贵族和犹太富翁们开小灶的罪证，可她还是坚持要来维也纳找找乐子。结果现在连饥饿的维也纳人也开始找乐子了，或许她的判断是对的。
斯洛伐克人称普雷斯堡为布拉迪斯拉发，但在奥斯曼土耳其入侵后，匈牙利王国在这里定都了近250年。1740年女皇玛利亚·特蕾莎就是在普雷斯堡加冕为匈牙利国王的，按照这个游牧民族的惯例他必须骑马舞剑登上一座土丘
对我来说能见到A夫人当然不只是意味着吃烤鹅这么简单，虽然这对很多受邀而来的学者和作家来说，A夫人就像战前那些年奥地利人眼里的匈牙利，意味着烤鹅、面包和葡萄酒。A夫人喜欢学者和作家，这让她在那些热衷于打猎和跳舞的匈牙利贵妇人中间显得很不一般。这也许是我在意她的一部分原因，但不能解释她为什么对我有兴趣。她认识我的那年我还是一个骑兵上尉，除了喝酒和跳舞对什么都不关心，哦对了我还玩牌，当我连赢一通宵的时候，他说我眼睛里有一种赌徒特有的光芒。
在那场宴会之后，我和A夫人又在维也纳大饭店见了几次面，但如果说在宴会厅里与A夫人第一次久别重逢让我感到愉快，之后的几次见面反而让我倍感压力。每一次她都好像能把我看穿一样，只要看见我举目四顾寻找情报部门密探的身影，A夫人就像老练的狐狸一样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摸着我的胡子嘲笑我的“小聪明”。她的年龄与我相仿（不过问已婚女性的具体年龄是男士起码的礼貌），却总是说“你这个小轻骑兵也要穿上将军制服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她在与我的关系里总是更有自信的那一方，我此前对这一点并不在意，却从这星期开始感到了一点不愉快，但我也没有办法。她觉得自己很清楚我把她当成什么，而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判断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然而小轻骑兵是昵称！据考证作者在炮兵团服过役，显然他的装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说到那顿晚宴，除了A夫人和那只烤鹅之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基施了。这次他像是受到了什么来自彼得堡的电磁感应，身上的布尔什维克气息比以往更强烈，简直都要漾出来了，即便他为了吃烤鹅戴了顶体面的常礼帽。在饭桌上他一边啃着好不容易分到一点鹅腿，一边跟我讲那个伟大的建筑师奥托·瓦格纳老先生可能真的要饿死了。这个严厉的老建筑师今年快八十岁，养尊处优了一辈子，如今却坚决不吃黑市上的视频，只吃配给和家里种的东西，所以身体越来越糟糕，很可能撑不过明年春天了。这和米塞斯那天在车站里跟我预言的帝国经济的状况也差不多。
奥托·瓦格纳这辈子最大的贡献是把他的“亚当风格”运用在了市区的建筑上，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风格是粗俗的。我记得他今年仍在做设计项目，因此听基施在一顿丰盛的晚宴中说他快要饿死了让我感到很惊讶。当然让我更惊讶的是基施至今仍然认定我是个犹太人，叫我今天也就是星期六跟他一起去德布灵的犹太墓地和会堂。因为下奥地利的那件事我觉得自己多少欠了他一个人情，所以今天上午我就陪他过河去了趟德布灵参加了他们的安息日。出发前基施还带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一起，他跟我介绍说这是在东加利西亚服过役的约瑟夫·罗特，而我似乎也曾在报纸上看过他写的战地报道。
奥托·瓦格纳的亚当风格把钢材铆钉都暴露出来，维也纳市民认为这只应存在于郊区，瓦格纳却用它设计了内城的奥地利邮政储蓄银行大楼
一战期间的约瑟夫·罗特。后来他写了本小说叫《拉德茨基进行曲》，国内译名为《特罗塔家族》
他们俩都一口咬定我有充足的理由去犹太会堂，我无法理解他们怎么想的。圣诞节后维也纳下了一场暴雪，到昨天晚上才停，今天市长发动了15000人上街扫雪，而我们三个正好得从这些人清理出来勉强可以下脚的泥泞中走过。坦白来说今天白天并不那么冷，但天上还下着小雨，我们若无其事地穿行于这些忙碌且饥饿的志愿者身边，可想而知他们看我们的眼神不会多么友善。但基施的兴致挺高昂，一路上都在拿罗特开玩笑，还跟我说罗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情人。罗特一直都在找机会反击，可如果真的理屈词穷了，他就和基施一起咬定我是个犹太人应该去犹太会堂，还跟我打赌说如果他们赌赢了，我就得介绍他们跟茨威格喝咖啡。而我只想知道他们在12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带我过河去德布灵到底要干什么，尤其是基施，你怎么会跟锡安运动的人搞到一起去了？你不是要解放全人类么？基施回答：是的是的，只有全人类都解放了，犹太人才能解放！罗特笑着说，您能意识到共产主义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了么？
等去了德布灵的犹太会堂，我的心态倒是很放松，因为我既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感受到自己和犹太教之间有什么联系。会堂里像容纳了十几个大学的辩论社一样喧哗而拥挤（所以也挺暖和），可比起那些我夹杂了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的演讲和争吵，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倒是犹太会堂本身，这帮中产阶级竟然给自己的宗教场所设计了一个分离派风格的外观。我问基施犹太会堂是不是每个安息日都这么吵，这里不应该是宗教崇拜的场所么？基施跟我说当然不是这样，但英国人攻下耶路撒冷之后，整个欧洲的犹太会堂都无法安静下来了。
圣诞节后的维也纳大雪
德布灵犹太会堂
听说上上周耶路撒冷的奥斯曼驻军和市政府打着白旗出城投降的时候，首先迎接他们的是两个英军厨子，但对维也纳的这些犹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和摩西出埃及差不多重要的事件。我们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种类就像咖啡馆和歌剧院一样多，但别的民族主义都只想在我们帝国领土上恢复一个几十或上百年前的国家，只有犹太人的锡安主义想要恢复一个消失了一千多年、而且远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当然也有些锡安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不是很在乎，比如基施和罗特带我去见的那个西奥多·赫茨尔。
赫茨尔1904年已经去世了，然而在1917年最后一个寒冷的周六上午，仍然有一帮顶着常礼帽的支持者在他位于德布灵的墓前高喊“犹太王！犹太王！”，他们的狂热令我们三个显得有些尴尬。没错上个月英国的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确跟罗斯柴尔德男爵写信承诺了要让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这里面也确实有赫茨尔生前的贡献，但赫茨尔要的不是复兴以色列，而只是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和他的伦敦朋友们坚持，赫茨尔可能就去乌干达建设他的犹太人祖国了。他之所以受到批评也在于此，他太世俗太政治，太急切地想要一个祖国，忽视了犹太民族如果失去了信仰就不再是一个民族。这当然不是我，而是马丁·布伯说的，这个赫茨尔的论敌一直在黑森研究宗教，今天却跑到德布灵来，在赫茨尔的墓前发表讲话。而那些赫茨尔的支持者们还真是好脾气，竟然心平气和地听他说完了。
锡安主义的先行者西奥多·赫茨尔
我一般不太喜欢这些哲学家的弯弯绕，但在1917年的末尾和1918年的门口，这些话却让我感到了一些共鸣：在20世纪的头14年里，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是君主国，当然也有些在君主国和共和国之间反复的例外。大部分君主的权柄和他们臣民心中的“祖国”都不是完全吻合的，而在这场战争里，有些人的祖国珠胎暗结，有些人的祖国则已经降临。20世纪还剩下80多年，在这剩下的80多年里，我们恐怕会听到更多独立与革命的啼声。而在这些啼声之后等待着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