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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命的美国卫生部部长肯尼迪想干些什么？
11月14日，川普任命肯尼迪做美国卫生部部长，以让他在卫生健康方面可以“肆意妄为”（go wild）。那肯尼迪有哪些想干的事呢？两天前，刚好《纽约时报》写了篇报道，肯尼迪首先要抓这几件事。 1，生牛奶医学机构一直不赞成喝生牛奶，因为未经消毒的牛奶可能含有细菌，喝生牛奶容易生病。况且现在美国奶牛中正在爆发禽流感，已知有些牛奶含有H5N1禽流感毒株。牛奶通常来自多头奶牛，所以只需一头奶牛生病即可导致污染。肯尼迪则认为生牛奶营养更好，因此要求去除对生牛奶运输和销售的规定。 2，羟氯喹羟氯喹是2020年3月新冠刚开始的时候，被川普大力推广、胁迫FDA批准的“神药”。可是不到3个月科学家就发现这玩意儿不仅无效、还可能有副作用，于是FDA就撤销了羟氯喹的紧急使用权。后来全世界又有更多临床试验证明羟氯喹确实无用。但是肯尼迪对这个药和伊维菌素情有独钟，总认为它们是治新冠的好药，只是遭到了FDA的无情打击。 3，螯合剂肯尼迪多年来一直造谣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还鼓吹治疗某些重金属中毒的螯合剂可以治疗自闭症。 2005年，一名5岁小孩就死于这种螯合剂的所谓“治疗”。 4，干细胞美国有些人用干细胞进行没有证据、不合规的所谓“治疗”，FDA一直在监督这方面的问题。 2017年，川普任命的FDA主任戈特利布医生（Scott Gottlieb）指出：“有些人出于贪婪而无视对病人的责任，推广未经证实、明显非法而且通常昂贵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几乎不能给人带来希望，甚至可能对脆弱患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肯尼迪则对FDA的管理极为不满，他想打破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监督和管理，开创一个新天新地。历史上，美国卫生部的部长很少干预下面几个专业机构（比如FDA、CDC、NIH）的科学决策。然而，总统或卫生部部长完全有可能推翻FDA或其他专业机构。朋友问我对美国让最著名的反疫苗人士当卫生部长有什么看法，我回答：没有想到我的一生中会见到这么荒唐的事。@卤煮疫苗说：窃以为，这是让中医彻底征服美国的绝佳时机[旺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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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脑淋巴引流治疗和“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分析
（朱建华，MD, PhD, 美国神经内科执业医生）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人类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巴金森症即PD次之）。目前美国有6百万，中国1千7百万，全球有5千5百万AD病人。神经退行性的意思是一旦启动，无法制止病情进展直至最后一刻。在去年中期以前，没有任何治疗可以延缓AD的进展。去年中期，和今年中期，美国FDA批准了2款针对大脑中淀粉样变的单克隆抗体在美国推出，对早期AD和临床前期（MCI)的AD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远非神效。可以说，人类目前对神经退行性变基本上还是束手无策。迄今为止，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成因有许多假设，最常见的有关致病因子为淀粉样蛋白和Tau 蛋白。现有的单克隆抗体能完全清除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但尚无法去除Tau 蛋白，因此疗效并不是很显著。近日来在中国国内兴起了一种叫做脑淋巴引流的手术，据说能治疗AD, 甚至能让晚期AD病人大规模甚至完全治愈。一时在社会上传播甚广，使得一些亲戚、朋友和同学来微信或电话询问。现在借此机会一并回答。大脑本身并无淋巴系统。科技可以发展，人体解剖在百、千年内不变。在大脑外面有三层膜，由外至内是硬脑膜、蛛网膜和紧贴大脑的软脑膜。在硬膜（最外层）上的确有淋巴系统存在，它的作用存在争议，但是它和大脑实质之间还存在2道屏障。如果使硬膜上的淋巴系统加强引流，或许可以多清除一些大脑代谢产生的废物，比如经过千折百难才到达硬膜的淀粉样蛋白。但是，淀粉样蛋白对AD的致病影响并非唯一，也很可能是多因素中的一种，多清除一些并不会对AD的治疗起到巨大和立即的作用。就像用清除大脑中抗淀粉样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几乎可以将这种蛋白完全清除，但是疗效只见于部分极早期病人中（约60%的MCI 病人），因为可以用同位素标记淀粉样蛋白做PET扫描来确定之前的大量废物已被消除。可是一旦病情超过早期，就非但无效，且会极大地造成脑细胞损伤。由此可见，以淋巴引流导致淀粉样蛋白降低以试图治疗甚至“治愈”中晚期阿尔茨海默病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回到这件事的起源：正式被认可的硬脑膜存在淋巴系统在2015年，一群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把它发表在世界顶级杂志《自然》。进一步研究发现尸体解剖中有老年或AD病人的硬脑膜淋巴系统损害；动物模型中堵塞硬膜淋巴可以导致小鼠脑功能紊乱。今年2月，中国海南大学周非凡实验室在《自然通讯》发表文章，用红外线照射来增加老年小鼠的硬膜淋巴引流，发现对这些小鼠的认知能力有一定改善。今年6月，上海交大李霞博士及小组在英国医学杂志的老年精神病刊上报告了6个病人的病历。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试验，包括伦理认证，病情定性、术前和术后的影像证据，术前术后的临床评估和家人的报告。这是一个淋巴-颈静脉对接。总结止于术后5周。当然，希望有大样本、前瞻性双盲假性手术对照得出的结论才有推广价值，否则类似于淀粉类蛋白单抗可以明确清除所有的致病蛋白，却只有在小部分轻微AD能暂时阻止AD进展。另一个问题是，脑神经元损伤后难以自愈：这是神经生物学中毫无争议的。如果脑细胞被那些“恶蛋白”损伤后它们几乎很难恢复功能，因此至今治疗AD强调一个”早”字。当病情已经比较严重时，治愈或明显改善的可能性极小或是不存在。回到文前提到的国内许多医院已经开展治疗性，非研究性的脑-颈淋巴微创手术，使人颇为担忧。几个月前看到有三甲和民营医院做了许多淋巴-颈静脉吻合术，其中一位杭州做了手术的“刘奶奶”的MMSE 分数26（这是早期AD的认知能力检查，但是简报上说是中、重期AD，显然不对）术后3天认知功能明显改善，MMSE 上升到30（即满分)，能做不少计算，这使人哭笑不得。又得知一台手术约化费二十多万人民币，更让人叹息。其它各省也纷纷推出相似手术。人类医学近百多年来一直在前进，且取得了极其令人振奋的成果。但是现代循证医学不同于且远胜于过去的经验/作坊医学的主要区别是循证医学在治疗方案中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剔除人为因素，尽量留下客观内容。尤其对于认知领域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则，因为所有认知和感觉方面的疗效均有约33/%的安慰剂效应。有关外科手术的治疗，只有拿刀切掉瘤子，割掉阑尾之类显而易见的手术没有太多悬念，认知的纠正需要满足前瞻性、双盲性、假性手术比较、术前术后跟踪比较等要求才能推广，它毕竟不是像剪指甲那样不必负担严重后果和责任。现代医学必须是严谨的科学。但是就我所知，目前所有发表的“手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文章皆出自中国，包括我的母校浙医大，以及上海交大，南医附一等。用谷歌和ChatGPT 全网搜索，未能找到一篇出自欧美日澳等医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文章。作为从中国的医学院毕业继而在美国从事基础科研10年又行医二十余年的神经内科医生，我还是有点忧心忡忡，既希望母校和母国走在医学科学前沿，又担心在处理人脑疾病时不以严谨治学的风格行事，以致给病人带来人体和经济的双重损害。而对于争先恐后做这一类远远未经科学验证的手术的同胞们，我的忠告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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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有什么问题？什么样的人会转发这个图？
大家说说看？晚点我也写一下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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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
作者：朱建华医生偏头痛是一个极其常见，古老的疾病，据称最早“一侧头痛”的文字描述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即距今约3600年前）古埃及的文献中。公元前约400年（距今2600年），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希腊医学家和哲学家希波克拉底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偏头痛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据2019年的数据，全世界有约11亿偏头痛患者。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因此自然会有一种推测：雌激素水平与偏头痛紧密相关。事实上，雌激素水平的突然下降的确容易导致女性偏头痛患者的发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孕妇和更年期后偏头痛发作明显减少甚至消失。前者因为雌激素水平相对较低且稳定，而孕激素水平占优；后者则是雌激素水平下降后不再波动。关于遗传因素，有数据认为基因的影响在40-50%之间。这个数字从双胞胎患病率统计出来，但是临床上所见到的家族史有80-90%之多，当然这中间有个人所见的样本偏差。除了遗传因素和激素水平以外，地域之差也导致患病率的不同。偏头痛患者最少的是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而中欧的意大利和北欧的挪威患者最众。可是最近30年来，偏头痛患者在东亚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拉美开始增加，而北美地区则开始减少。为什么呢？没人知道。偏头痛患者人数在中国是1亿3千2百万（2017），美国是3千5百万（2024年）。偏头痛的经济负担很重。在美国，估计偏头痛的治疗约2百亿美元，而对社会的负担以及因为发病而造成的损失达7百亿美元之多，总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层面上几达1千亿美元。已知的偏头痛诱发因素有：雌激素水平下降、饥饿、大体力输出、脱水、抑郁、焦虑、缺睡，某些药物、某些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如味精和薰制肉类，脑部受伤（车祸等）。作为神经内科医生，偏头痛大概是平时来就诊的最多的一个病种之一。记得有几次接诊痛得不行的病人时被问：“医生，你可有受过偏头痛的折磨？”。答曰:“从来没有过” 。此时没少受到他们的白眼，似乎说“老天太不公平”。于是我会赶紧补一句“不过我有过一次非常厉害的头痛，那是许多年前一个暑假回国，那天热得就像空气在燃烧似的，我一口气吞下两大瓢冰激凌，顿时颞部痛得死去活来，大约持续了两分钟”。此后完全理解患者连续疼痛许多小时是多么的痛苦。当然，我把受的这两分钟苦当作大事说给他们听招来了更多的白眼。过去在国内其实很少听到有人抱怨说有偏头痛，不知道是的确患者少还是国人擅于吃苦，不愿人前示弱而一直忍着不出声。那么多年中只记得大学时有一位同学的母亲有偏头痛，常常用麦角碱治疗。现在在美国麦角碱基本已绝迹，原因是如今有这么多高效而副作用比麦角碱少很多的药物可用。偏头痛的阶段： 1）前驱：头痛发作前几小时到2天，表现为情绪变化，肠胃道症状等。 2）先兆：局部神经系统症状，最多见为视觉（闪跃性暗点），其次为感觉缺失，运动缺失和语言障碍。这些症状通常持续几分钟到一小时，随后开始真正的头痛。 3）疼痛。持续数小时至数日。持续7天以上称为症状性偏头痛，作为医生必须对病人进行医疗干预，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4）后期。有些病人头痛消失后还会有一些虚弱、无力和情绪变化。偏头痛分类： 1. 普通型：无先兆，约70%。 2. 先兆型（又称经典型）：约25-30%。 3. 视网膜偏头痛：只有视觉变化而无头痛。 4. 腹性型：常见于儿童。 5. 复杂性偏头痛：伴有持续神经系统症状的头痛，比如基底血管型偏头痛和半身不遂性偏头痛，后者有家族史，已有4个基因被检测到。急性治疗： 1）曲坦类（Triptan)。第一个曲坦类药物是舒马曲坦（Imitrex），与所有的曲坦类药物一样，撷抗5-羟色胺受体。它由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在1972年发现，1991年在荷兰推出，1993年在美国上架。它被视为偏头痛治疗的里程碑。记得1997年做住院医时大家把它当成治疗偏头痛的神药。此后陆续出现了利扎曲坦 (Maxalt), 佐米曲普坦(Zomig), 那拉曲坦(Amerge), Eletriptan (Relpax)，阿莫曲坦（Axert), 夫罗曲坦(Frova)，共7种。 2）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CGRP)拮抗剂，包括乌布罗格潘特（Ubrelvy), 里梅格潘(Nurtec)。 3）非甾体类：坎比亚（Cambia)。 4) 麦角类：肌注、鼻腔喷雾剂（极少使用了）。 5）静脉注射：丙戊酸 (Depacon), 双氢麦角胺(DHE-45)。预防：许多病人需要预防，尽管我们都不希望吃药，但是为了减少偏头痛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很多人不得不接受长期治疗 1）传统药物： —-抗癫痫药. 托吡酯( Tooamax), 唑尼沙胺(Zonegram), 丙戊酸(Depakote) —-beta 阻滞剂. 心得安( Propranolol)—-三环类药. 阿米替林(Elavil), 去甲替林(Nortriptyline) —-钙离子阻滞剂. 维拉帕米(Verapamil) 2）新兴药物（6年历史） —-艾莫维格(Aimovig) —- Emgarity —- Ajovy —-Vyepti 3）另外： —-肉毒素注射，可能是所有治疗方法中最有效的 —-针灸（疗效不稳定） 4）非介入： —-减少精神压力 —-改善作息规律 —-颈部理疗 —-其它… 对于偏头痛这一极其古老又很常见的疾病，治疗分急性处理和慢性预防二种。天下没有二个人对药物的反应完全一致，因此治疗须得个体化。现代医疗结构和运营大多需要医生们快速掌握病史，判断并落实治疗方案。这需要医患互相配合以达到为大众解除痛苦的目的。 #我的防护手册# #健闻登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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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入了美国大选投票站
（写于2020年）这是我第一次为美国大选工作。申请做选举站工作人员并不难，自己到官网上填写一些信息即可。基本要求包括这几条： - 必须是本地的注册选民 - 保证参加培训 - 从来没被判过重罪 - 保证选举前一天晚上和选举当天能来工作还有一些是选择性问题，比如： - 你能提30磅以上的重物吗？ - 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 你愿意做投票站的小领导吗？掂量了一下自己，俺果断填了“不能、不能、不能”。今年我们这个一百多万人的郡需要4500个投票站工作人员，又多招了些备用人员，怕到时候因为疫情有人临时不能来。貌似如果是注册的共和党或民主党选民，或以前有过投票站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录用。朋友申请了之后没有收到回复，她又申请了一次，除了投票站工作，她还愿意做卫生工作人员。果然她被录用为卫生人员，就是不断到处消消毒。如果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也愿意去，则工作机会更多。选举前我们参加了两次培训，一次课堂里听课并实际练习电脑操作，一次是网课和讨论。除了培训，每人还发个大挂历，整个选举的每一个程序都有一步步的指南，照着做就好。前一天晚上，几十个工作人员到投票站做准备工作，我们大都是来自于本社区的居民，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有我这样的新人。分组干活时，要求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大家通力合作，动作很快。这是在核实选票。一摞摞选票是用塑料薄膜密封好的、按顺序保存在特殊的票箱里，开箱关箱每一步都用上封条，都有详细核对和记录。一个人拿着大本子读步骤，另外两个人在亦步亦趋地打开选票箱。图二是在量距离、贴标识，让排队的投票人保持距离，防止病毒传染。我们把折叠的投票亭一一立了起来，让投票的人在里面涂圈圈，旁边人看不到。把扫描仪等其他设备也一一设置好。总之，有条不紊，万事俱备。选举日，早晨5:30，我到了选举站，发现已经有好些人裹得严严实实地在门前等候，可是6:30才开门呀，可见这些人是多么的急切！投票的基本流程是： 1，到接待台提供有效身份证，或银行账单等； 2，经核实并签名后拿到选票； 3，躲在投票亭里面涂小椭圆填选项； 4，去扫描仪扫描投票结果； 5，心满意足离去。我在接待台工作，我们的小头头是一位有经验的印度大妈。同事里有两位华人，还有两位73岁的老太太，其中一位骄傲地告诉我，她这辈子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大选，哪怕生病。历史上，选举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老人，但今年由于疫情，近2/3的工作人员小于50岁，和我并肩干活的还有好几个高中生。我们接待台的工作是： 1，扫描投票人提供的证件， 2，核对确认各项信息，比如姓名生日地址签名等等， 3，准确无误之后，发给他们选票。每个人只能在注册地点的投票站投票。因为美国的严重疫情，今年选举有新措施，比如： - 接待台用透明塑料片隔开。 - 有卫生人员随时消毒各项设施。 - 提供半截橡胶手指套，在平板电脑上签名时用。有意思的是，我右边的工作人员说“请戴上橡胶手指套”，然后每个投票人就乖乖地戴套签字。图四。我左边的工作人员说：请签名，可以戴个condom。投票人听了都乐了，但他们都选择不戴。图五美国的选举委员会很友好，尽量让来的每个公民都投上票。你不肯戴口罩？ --没关系，那你站在外面好吗？我们会把选票送出来让你填。你已经申请了“缺席投票”但现在又想当场投票？ --没问题，我们把你的选票单独存放，会清点记录，避免重复投票。你有病或是残疾人？ --没问题，你把车停在路边即可，我们把选票送到你的车窗前。这一天，印象深的有几个人。一位老人进来，手拿川总的MAGA红帽。照理投票站之内100英尺不可以有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的标语，投票人衣服上也不可以有竞选标识。老人住在此地，但拿出的身份证是外州驾照，新来的工作人员不确定是否应该批准他投票。老人不满，大声嚷嚷一直这么投票的。虽然后来问题解决了，但我心里暗暗担心，他会不会以为今年有人蓄意阻拦投票？一位少妇推着婴儿车来，拿了选票之后她忽然后悔，哎呀，我刚才签名没签好，会不会以后有人把我的选票作废？我安慰她，没问题的，现在电脑上签名，的确和以前的签名有点不一样。她还是担心和生气，看得出是被最近的舆论搞得警惕性有点太高。一个好像印度人的中年男子，拿到选票之后看了一眼，惊呆了：怎么有这么多选项！这是他的第一次投票，原以为只要选个总统就完了，结果还要选各级议员、各种法官、村头那块地可不可以用来盖老年公寓、要不要多交税以改善学校图书馆......。我叫一位工作人员帮助他，她马上说，等一下，然后去找来对立党的工作人员，三个人一起谈话。根据规定，协助投票必须有两党的公民在场，以保证选举公正。卡到晚上7:30进来的最后一位是个年轻人。我问，怎么这么晚才来投票？他说因为换了工作，刚刚开了三小时车从外州赶过来的。很多美国人真是很重视自己的一票。高兴的是碰到好几位朋友来投票。图6是朋友家帅哥的第一次投票，他手里拿着驾驶执照。父子俩很谨慎，都戴了手套。我早晨5点多出门，到晚上9点回家，中午有一小时轮休，自己解决午饭。朋友说他的投票站有人主动带来甜点饮料和大家分享。我走的时候投票站里有不少工作人员还没忙完，他们反复核对所有的数据，将用过的每片纸张打包封存，最后开车去把U盘上交给选举委员会。这是漫长的一天，也是一次了解美国社会如何运转的经历。虽然我是抱着志愿者的想法参加这个工作，但每人可以得到200-300美元报酬。当然，对1130个美国人来说，这一天最大的事情并不是选举，而是他们死于新冠疫情。这次在投票站工作的感受是： 1，投票站的工作主要靠我们这些“乌合之众”的居民，只有很少几位选举委员会的正式人员。 2，整个投票站的运作是非党派的，大家合作愉快。 3，投票是一个成熟的程序，多年来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到，很难作弊。邮寄选票也年年都有，也有一整套把关核实的措施。想到我们这一天工作的结果马上就会上传，成为美国选举大数据的一部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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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上分析对沙女士“瑞士旅游“的质疑
看到一篇文章质疑沙女士是个赴瑞士“旅游”的晚期肾衰病人，认为“疑为网红摆拍”。对任何事情谨慎质疑是好的，但这篇质疑有没有道理呢？咱们来分析一下。 1，IP地址问题质疑文说沙女士最后几个视频的IP地址有的显示瑞士，有的显示北京广东，因而怀疑她人并不在国外。其实，一般情况下，用国内注册的手机号在境外漫游时，IP会显示中国地址；如果用了当地Wi-Fi ，就会显示当地地址。所以沙女士很可能也是因此IP地址在瑞士和中国之间来回跳跃。但如果使用电话卡，显示出的IP地址就可能更五花八门一些。还记得去年庄医生在美国发微博显示的IP地址是台湾。 2，医生问题沙女士在“最后一天”的视频里，提到自己见了“瑞士旅游当局的医生”。质疑文认为这个医生不对头，应该「是与DIGNITAS合作的独立执业私家医生，与官方的“瑞士旅游当局”毫无关系，更非当局指定的公立医院医生」。质疑文这里误解了。首先，沙女士提到这个机构DIGNITAS时婉转地说成“瑞士旅游”，因而“瑞士旅游当局的医生”就指的是和这个机构合作的医生，她从来没有提到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我猜，有可能是作者看到“当局”两字，按照中国医院的习惯，自己脑补成“公立”了。其次，机构网站上提到的“独立的瑞士医生（independent Swiss doctors）”应该指的是那些持有医生执照、并且与DIGNITAS没有雇佣或财务关系的瑞士医疗专业人士，以确保他们对每个案例的评估保持公正。这些医生独立于该组织运作，负责评估患者是否符合瑞士的法律规定和医学标准。机构的网站没有说这些人是“私立医院的医生”。因此，沙女士看的就是机构请来评估病人的医生，质疑文是对independent 这个英文词及医生执业有所误解。 3，沙女士透析的痕迹质疑文说沙女士身上“既没留置导管，也没做动静脉内瘘成形术”，意思是看不到任何做了透析的痕迹。其实沙女士最近几个月的视频里，右臂一片略凸起的疤痕都很明显，图一。这是一个透析非常常用的位置，是动静脉瘘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她在视频中说过她做了动静脉瘘。不过另外有一个可以质疑的地方目前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就是沙女士疑似动静脉瘘的瘢痕在右臂，但在“何为自私”这个视频里，她是通过左臂透析的，图二。当然，这在医学上也可以解释。如果右臂的动静脉瘘出了问题，就可能换另一边透析。因为造瘘需要时间，这种情况下很可能采用人工血管（graft）的方法，可以24小时后使用。 4，“病号服”云云质疑文还提到了沙女士的“病号服”，怀疑有两件病号服并且条纹质地不相符。但这件带尖领的黑白衬衫并不是什么病号服，而是沙女士自己的衣服，图三。在美国透析不需要换衣服，看来瑞士也一样。至于其他一些说法，比如说她爸爸没有种牙齿，以及她没有拍屋子里面的摆设，都不能成为判定“摆拍”的证据。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也有一颗牙需要种，但因为在里面看不到、又不影响吃饭，也拖了好几年还没有种好。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质疑这件事，了解之下才发现他并没有看沙女士的视频，只是根据网上的讨论在做判断。其实要判断一件事需要充分的证据，还是要看一下她的视频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有朋友对网上质疑摆拍的看法是：要是沙女士这件事是假的大概早就蓝底白字了（指官方辟谣），视频也不可能恢复。我觉得这种大局观很有道理。总之，网上对沙女士的几点质疑有些是医学上的误解，“疑为网红摆拍”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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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了一篇社论，这里节选部分。
文章说：哈里斯在之前和目前的职位上，广泛推动了符合科学共识、旨在保障人们安全、保护公共健康和环境的政策…… 文章说：作为总统，川普不仅反复无视基于科研的知识，还削弱了国家和全球的科学与公共卫生机构。他否认气候科学，对联邦政府对飓风预测的应对撒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他让美国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他还让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他撤回气候政策，使美国环保局（EPA）的研究人员更难独立于政治运作…… 社论标题是：《世界需要一位尊重证据的美国总统》链接见下。 #健闻登顶计划# #我的防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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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角度说一位病人的离去
看到一篇文章《上海姑娘沙白决定赴瑞士死亡：一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这是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肾脏损害需要透析治疗，她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没看过主人公的视频，只是从这篇文章提供的内容讨论一下。有关她的治疗，文中提到：「沙白从不遵循医嘱，因为不能忍受激素让自己肿成“象形肥猪”的样子，用激素吧，三五天就停掉，一旦发现脸肿出来就不吃了。她经常因为不遵守医嘱跟医生吵架，医生直接说：“你不住院不吊激素，那你死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为了不吃激素，她自己在网上查什么饮食疗法，结果试了三个月搞到营养不良。”」首先，年轻女孩子得了红斑狼疮这样的慢性病，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不断的治疗和应对并发症也是一个一辈子的战斗。其次，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治疗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有证据的当下最好的治疗方法。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主要有两个目的： 1，控制疾病：即通过治疗减轻疾病症状，尽量使疾病进入缓解状态或达到低疾病活动水平。根据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女主人早期对治疗不够重视，服药比较随心所欲。激素治疗是有规矩的，一开始要高剂量，病情得到控制之后再逐步减量。如果不按正规治疗，可能出现疾病反弹或戒断综合症等不利情况。 2，预防和减少器官损伤：通过早期干预和规范治疗，防止疾病对重要器官造成长期损害，尤其是对肾脏、心肺和大脑的损伤。不正规的治疗，更容易导致病情反复，增加对器官的损伤。沙白就是在一次病情爆发之后，明显表现出肾脏损伤。另外，个性化治疗、尽量减少药物毒性、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等也是标准化治疗的原则之一。沙白选择不按正规治疗，选择用了“三个月饮食疗法”有点乔布斯的赶脚。从医学角度看，她早期的治疗要是不那么任性、不那么关注激素带来的体重改变、能把病情控制得更好一些就好了。但是病人有权选择是不是要治、怎么治。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衡。看上去她虽然年纪轻轻，已经渡过了精彩的一生。不要长久，只要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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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吃了720个鸡蛋，有必要关注吗？
开始看到一些中文自媒体转发“哈佛医学生一个月吃720个鸡蛋胆固醇还下降”的这个消息，我还不以为意，心想这种个例没必要关注。后来发现一些医学号也写这件事了，而且写得还有一点偏差。那我也说两句吧。第一，个例不能说明效果。现代医学的原则是“遵循证据的医学”，但医学证据不是一视同仁的，证据有等级之分。有的证据是很低级的，比如发表的病例报道。医学生尼克这样的个案，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评审，没有在专业期刊上发表，那证据等级比病例报道还要低些呢。我爸爸小时候喝香灰水治好了肚子疼，同样也只是一个个例。人和人之间相差很大，没有多中心大样本试验、没有统计结果的个案，结论没啥说服力。第二，这个作者不是普通人，他吃鸡蛋的结果大家不要带入。作者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奉行生酮饮食，因此他的基底胆固醇水平远远高于普通人。他在另一个每天吃6000卡的试验中提到，他的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是494 mg/dL，远高于正常值130 mg/dL。所以他的“吃鸡蛋降胆固醇”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超高的基础上的。他一直没有提他的胆固醇从什么水平降到了什么水平。大家注意看他的图，他只说降了18%，但这个图没有标数字，他的胆固醇只是从很高的水平降了一点而已。第三，他胆固醇下降不是因为吃鸡蛋，而是因为改变了饮食。作者也说了，鸡蛋吃了两周胆固醇几乎不变，后来胆固醇降下来是他后两周改变了饮食，加进了碳水化合物。严格生酮饮食的人，加入碳水化合物后，原本飙高的胆固醇会有所下降，这是已知的，也是这么发生的。尼克只试了一个月，每天吃24个蛋的长期效果，比如对身体有什么不利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不会增加，也还不知道。有人惊呼这个试验“颠覆传统说法”，其实并没有。现在的医学共识是： 1，低密度脂蛋白（LDL）又称坏胆固醇，仍然是心脏病和脑梗塞的高风险因素。 2，食物里的胆固醇和血中胆固醇水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常人的胆固醇水平受食物中胆固醇影响不大，身体自己调节了。但如果你的坏胆固醇LDL已经高了，那第一步就要调整饮食，吃得更健康一些，看能不能把LDL降下来。不行的话只好吃药了。至于每天可以吃几个鸡蛋，2020年一项关于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发现，每天食用一个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没有关联。 3，美国农业部的膳食指南（2020-2025年）建议保持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并尽量减少膳食胆固醇的摄入。现在的饮食建议更倾向于保持健康饮食，而不是只盯着一个成分。比如应该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减少不健康脂肪，减少糖、盐和酒精的摄入；同时增加水果、蔬菜、豆类、坚果和全谷物的摄入。最后，尼克坦诚说到，就是做吃720个鸡蛋这种极端的事，视频看的人才多，博主们因此也被驱使着去做这些博眼球的试验。 #健闻登顶计划# #我的防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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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博主
新冠大流行虽然结束了，但另外一场大流行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那就是不实信息的流行。谣言的传播，经常比病毒的传染性还要强。在这个真伪难辨的时代，有几个账号是我关注和信任的： 1，对于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BBC核查记者Shayan Sardarizadeh是个即时、可信的信息源。 2，对于生物和医学新闻，免疫学家Marc Veldhoen博士经常会做出靠谱准确的分析。前两个是在外面的平台上。 3，微博上的@DonotMisslead拒绝误导是个很好的核查账号，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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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让很多人“气愤”的消息说起
这是上个月的事了。有不少朋友转发一篇中文文章“再刷三观！美国麻州将颁新法：取消"爸爸"'妈妈"的称呼，改用性别中立的说法……” 然后很多人就很气愤，觉得这是为了政治正确，都不让叫爸爸妈妈了！他们唉声叹气，“人类越来越糊涂了”。更有人立刻下结论，说这个改动是“新文革。推翻传统，建立新认知，出现很多的荒唐事。” 我不懂这些法案，就去查了一下原文，发现有这几点： 1，这个提案是一位共和党议员提出的。一般来说民主党在观念上更前卫，而共和党更保守，保守派提出的修改，不太可能像群众以为的那样，是超出当前社会习俗的改变。 2，文中提到，这个提案是参议两院以156票对0票、40票对0票全票通过的。从逻辑上分析，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提案。况且，这么多人全是傻瓜的可能性也不大。 3，其实这次修改法案是在为了在法律文书中用词更准确。比如原文用的是“孩子的母亲“，现在把“母亲”改成“生孩子的人”会在法庭判定亲子关系时更明确指的是那位“分娩者”，比如“后妈”就不行。 4，这件事的教训是要看原文，少看翻译误导的文字，不要被这个网名叫“超级大傻逼”的人或之流误导了。 5，这些一看到这个消息就炸了的朋友，他们的很多信息来自信息茧房。可以推测，平时他们经常为“政治正确”而气愤不已的事情，至少有一部分其实是假新闻。 6，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多关注事实，少情绪发言。总结：这次修改法案就是一个普通的修改文字的事，使之表达更准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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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

中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病毒
现在中国科学家在顶刊上发表的重磅研究越来越多了。9月27日，新英格兰医学周刊发表了题为《一种和人类发热疾病相关的新型正毒病毒》的论文，作者主要来自北京微生物与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病原体与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另一家著名医学期刊JAMA对这个研究作了介绍：在过去十年中，世界各地发现了多种新的蜱传播病毒。最新的发现是一种被称为“湿地病毒”（WELV）的正毒病毒。 2019年，研究人员在中国东北一位因发烧和多器官衰竭住院的患者中首次发现了该病毒。研究人员检测了680名被蜱叮咬后发烧的患者，其中20人呈湿地病毒阳性。他们的症状包括发烧、恶心、呕吐等，个别患者出现了昏迷等神经症状。研究还发现，湿地病毒存在于老鼠、羊、猪和马等动物中。大多数患者表现出非特异性症状，如发烧、恶心和呕吐。但是有一名患者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包括昏迷。科学家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被注射这种湿地病毒（WELV）的老鼠表现出脑部病理变化。另外，研究人员在这个地区的14,500只蜱虫中检测出约2%的蜱虫携带WELV，确定了血蜱（Haemaphysalis concinna）可能是传播媒介。湿地病毒还在老鼠、羊、猪和马等动物中被发现。研究人员指出，WELV存在于多种动物中，可能导致了蜱虫之间的传播增加，从而传染给人类。研究人员建议：加强对正毒病毒的监测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原文见链接） #健闻登顶计划# #我的防护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