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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防部官网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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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越战老兵而失态
2026年1月23日（周五）上午在广州铁路中院第十六法庭开庭。作为一名老律师，见多了人间的悲剧和阴暗面，尤其是20多年来专注于不动产征收的案件见多了被征收人的苦难，在开庭的时候都能做到波澜不惊，不会失态。但是，今天我失态了，两度呜咽而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委托人梁满堂两眼充满的泪水和胀红的脸庞，想到了他的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梁满堂是一位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手里拿着的“重点优抚对象”的红色证书里记载了这段光荣历史和社会对他作为重点优抚对象的承诺。他1974年入伍，短暂的训练后就去了中越边境。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是第一批写好遗书后进入了越南境内的中国军人。‌‌他在战斗中幸存，反击战结束后回到了国内，在服役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80年退伍回到了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道的老家，结婚生了女儿，女儿又生了孩子，三代同堂住在自建的7层楼的3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本来是其乐融融。然而，本来可以安度晚年的他，现在因为城中村改造和政府征收，而陷入了困境。 2012年他所在的经济联社开始搞城中村改造，以非正常程序搞出了个“三旧改造”的补偿方案。 2018年广州市政府发出了土地征收公告，他的家列入了征地范围，但公告上说，政府不予补偿，而是由项目公司负责补偿。这些年来，从村联社到区、市政府似乎都忘记了他是一个重点优抚对象（依法应当优先予以安置）的人。拆迁过程中，没有人给他做思想工作，也没有人认真与他商谈拆迁补偿。有的只有不明身份的人打电话发短信催他去签补偿协议，而补偿是按2012年的经济联社搞的补偿方案，只给他回迁100多平方的房子，如要货币补偿只有几千元一平方，而周边房地产价格早就是3万以上，这就意味着他的财产严重贬值，包括居住条件在内的生活条件严重下降。他没有去签这种协议，便被视为当地“旧村改造”的障碍，是杀鸡儆猴的那只鸡而欲先除之。 2025年5月6日的清晨，强拆者包围了他家，把他从家里扭了出来，房屋被扒倒，门口挂着的优抚对象的牌牌与家具衣物等均被压在废墟里面。没有周转房，没有安置，更没有人来解决他的实际困难和思想劝导工作，三代人由此变成流浪家庭到开庭已经八个月了。他想到了依法维权，于是向广州市政府申请了对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工作人员只是来了电话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意见。我的助手朱铭律师为他写了4张纸的陈述意见，但也只是走了个过场，复议机关维持了区政府的征收补偿决定于是他依法把市、区两级政府告上了铁路中级法院。对于优抚对象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问题，法律还是有规定的。　　2011年5月5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1年6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60号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居住在城市的抚恤优待对象的居住房屋被拆迁的，应当优先安置”。今天的开庭，市区两级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又没有来，而出庭的代理人应该是在越战时候都没有出生的小年轻。看着我说优抚对象的优先安置的规定，他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们可能对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老兵们可歌可泣的故事丝毫不知，对国家的优抚政策也不知道。从市、区两级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他们也从来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是一个应该得到社会尊重关爱的越战老兵，所以区政府审查经济联社征收补偿决定的申请以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也同样没有考虑这一情况而没有应该有的慎重，该做的工作一点没做。看着梁满堂的泪水，我想到了九十年前苏区干部动员子弟们参加红军，想到了1974年当时的干部们动员梁满堂参军上战场保家卫国，想到了梁满堂说的，他写下遗书交给部队，义无反顾的过了边境的情景，这个案件当中有关的官员们怎么能如此的对待一位越战老兵？我的眼睛湿了，一时讲不出话来。好在合议庭的三位女法官看到我这个情况，表示了理解。开完庭，赶到了机场，休息室里又想到了开庭的情况，情不自禁写下了上述文字。我为我的失态而感到惭愧，但是我不后悔，“无情未必真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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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我一直讲我的那句老话：“我们有幸不在出事的那辆车上，但我们都在社会这辆大公交车上。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没有法治，谁也不是安全的。〞懂的都懂，有的人爱抬杠，不认可我的这个观点，那是他没有吃亏，但吃了亏的时候就知道“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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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01的用人狭隘的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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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两难
政府口袋钱不多了，行政庭的法官们更感到为难了。本来应该确认违法并判给予合理赔偿的案件，判赔，得罪政府，乌纱帽受影响；判不赔或者少赔，又违背自己的良知和接受的法治教育，对不起眼巴巴看着的行政相对人。怎么办呢？从国家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出发，两害相衡取其轻，还是依法裁判支持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司法公正好一些。我理解法官们的难，但是我更希望法官们能守住底线，做出的裁判不要太离谱。虽然行政相对人决定不了你的乌纱帽，但你的良知，你受过的多年教育会一直拷问你。有的法官缺少法治理念，千方百计地偏袒行政机关的利益，尤其是可能引发矛盾激化的行政案件，枉法裁判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测的后果，届时是会追究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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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景兴瓷厂的6年（八）
上文说到“1981年，当瓷用化工厂缺保卫科长时，我就具备了成为候选人的资格。当陶瓷公司组织部的调令到达景兴瓷厂时，时任厂长兼党委书记赵俊找我谈话，要我推荐接替我的外勤工作的人选并初步培养好能够胜任工作之后才能走。于是，我推荐了1975年我在烧炼车间装坯时的师兄余亨如的儿子余庐山”。半个月后交接完成，赵俊同志才在我的调令上签字同意，我在厂组织科长李冬保同志（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之父）的陪同下离开了工作了6年的景兴瓷厂，到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组织部报到。而我留下的岗位，余庐山比我干得更漂亮，后来升任了保卫科长、副厂长，前些年也退休了。（二）遗憾在景兴瓷厂6年要说有遗憾没有？也是有的，就是入党问题没有解决。我在农场的时候就是建党对象，1971年“双抢”结束之后参加了建党培训班，但在填表办理之时，发现未满18周岁，组织上说等你满了18周岁就批下来。然而再过一个月，就发生了“9.13事件”，全国的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停止了。第二年，我又调去了江西省第三监狱武装连，到新单位又存在一个重新考察的过程。不过在第三监狱的时候的期间“批林批孔〞等运动不断，也没有实际发展新党员。 1975年到了景兴瓷厂，本来有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环境，但由于我的一个过失，又没有过了入党这一关。那是1978年的七月，厂里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组织了突击队到景东区（即后来的浮梁县一部分）南安公社湘湖大队支援农民“双抢”，材料组的人都去了。农村的这种“双抢”比我在兵团独立营待的三年相对虽然要轻松一些，但人生总是猜不到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就在任务结束的前两天的早上醒来发现发高烧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一测：39，到公社卫生院再测:40度，立即按急诊开了转院证到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公社到市里办事的便车把我送到了市一院，医生说可能是中暑引起的，先挂三瓶盐水退烧再说是否住院。在门诊，两瓶盐水挂完测体温就到了38度，三瓶挂完，体温正常了只是人软弱无力，医生就让我回家休息，开了一个星期的假条。回到家里，一天没吃东西，稀饭连着西瓜吃了一通，感觉好多了。傍晚时分，未婚妻来了。她在上班的时候听人说我在下乡支农生病发高烧，送到市里医院来了，下班就匆忙赶了过来。在斗富弄后街下坡的时候摔了一跤，膝盖上破皮流血。她准备先到家里问一下，在哪个医院住院，没想到就看到我在家里的厅堂坐着。恋人相见，是最好的营养药，人就精神来了。吃过晚饭，她要回家，我就骑个自行车陪他回去。到了她家，岳父岳母又很关心，当晚就和岳父挤在一张床上没走，第二天又在岳父家休息了一天。岳父退休工资很低，只有组织邻居们的几辆板车挂靠在街道运输站搞运输赚点辛苦钱。拉一车沙有1块3毛2分钱收入，小高平时清早也会帮忙拉一车再上班。第三天清早4:00，他们要出发去韭菜园沙码头运沙送工地，我也自告奋勇的跟着他们去，早晨空气好，就算是运动了。到沙码头装了沙回来的路上，我正帮忙拉车时巧遇到一位家住附近也去参加了“双抢〞的同事。原来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突击队结束“双抢”回来了。他把这个巧遇的故事在民主生活会提出来了，这件事说大不大，但是用一个高标准来要求，既然生病好了就应该来上班，而不应该利用病假去帮丈母娘家干私活，那一年的入党就被延误了。后来一直到1984年，我在瓷用化工厂才解决了入党的问题。虽然我夫妻俩中老高在1978年秋去了陶瓷加工服务部（后来改名叫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经销公司），我在1981年8月也离开了景兴瓷厂，时间都不长，但我说句心里话，我们对景兴瓷厂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尤其是对这个厂的倒闭，我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始终感到是一个遗憾。（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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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证清白吗？
随着山东一个设区市的会长服务，卖60万的问题暴露，证明了律师行业协会组织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认真的查过，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今的担任律协职务的人都可能要面临着社会的质疑：“你担任的律师协会职务是否是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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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景兴瓷厂的6年（七）
上文说到：“ 我在景兴瓷厂虽然无亲无故，但外面的交朋结友还是可以的。那年代是计划经济，瓷器一、二等品由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包销出口，三、四等品由江西省陶瓷销售公司负责国内市场供应。景德镇人的收入都不高，家里吃饭的碗盘都是买等外品图个实惠，而景兴瓷厂的产品如碗、盘、汤匙（调更）的等外品由厂生产科批条，个别品种如和合器、高白釉酒具由分管厂领导批条，到厂小卖部开票提货。众多的朋友来厂买瓷器找我，我是尽量满足，这里主要是厂领导和生产科给面子。不过这些等外瓷总是要卖出去的，卖谁不是卖呢？不可能当做文物保存起来。” 这种交往，并不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更多的是为了工作的便利。比如厂里有什么治安上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公安机关的支持。例如不久后，厂里新建的办公楼开始使用，有关单位都来祝贺。可是第二天上班，人们就发现办公楼里那盆价值不菲的盆景被盗了。案发后，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派了他们的外勤警察陪着我到周边走访，并启动了耳目，24小时内就人赃俱获。第三天早上，这盆盆景又回到了办公楼。四、收获与遗憾咱们草根出身，在厂里没有根基，要赢得同事们的信任，完全是靠自己的拼命工作。辛苦亦有回报，在这个厂工作了6年，有收获也有遗憾。（一）在景兴瓷厂工作6年我的最大收获是成了家并为以后的努力奠定了基础。在保卫科上班的时候，我每天到的最早，走的最晚，上班之后先办公室的卫生搞好，然后就开始忙自己的工作。这个情况被一板壁之隔的民兵小分队的姑娘们看到了，给了我比较好的评价。当有人告诉我，民兵小分队的小高讲保卫科这个人真不错，工作真的认真。我一听感动了，就问了问情况，原来小高，安徽庐江人，他父亲1956年从老家来景德镇进了景兴瓷厂，就在原料车间当运输工，拉板车往车间送瓷泥。1975年底国家出台了为解决青年就业的“顶替”政策，他退休的年龄未到但为了让女儿工作，1976年第一批就办了病退手续。小高顶替进厂分到了彩绘车间贴花组干活。她这次轮流到武装部民兵小分队集训，民兵值班的小房间和保卫科共一个电话，就是在板壁上挖个洞放个电话机。打电话时都可以看到对方房间里的情况，我是真的上班积极，至今未改。我请传话的人当了媒人，1977年五一节的时候，大伙儿去看了一场电影《大浪淘沙》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1979年秋天结婚成家，小高就成了我家老高。 1979年，我重回保卫科工作后不久，厂里人事变动，江书记调到市劳动局当副局长，光明瓷厂的厂长赵俊同志来厂里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副厂长吕复魁升了党委副书记。而之前保卫科内部出了小问题，当时厂里有个职工子女得了花痴（精神妄想症），消防干事汪文浩被人陷害而被女疯子当作了纠缠的对象，无法正常的工作。他只有找了另外一种发展的道路，去了厂美研室专攻陶瓷工艺美术，调离了保卫科，厂里派来了原来材料组的成员陈光平担任消防干事。 1980年6月初，景德镇市公安局在涌山煤矿举办保卫干部培训班，明确是培训县级以上企业保卫科的年轻骨干。涉及到陶瓷系统的参加培训人员是由市公安局与陶瓷公司的组织部商定名单，培训时间号称一个半月，其实只上40天的课，其中牵涉到五个星期天没休息，培训结束后可以补休5天。当时我爱人已经怀孕7个多月，当我的学习通知下来时她仍坚定地支持我参加。当紧张的学习结束，考完试并准备第2天进行结业典礼时，电话来了，我妻子住进了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待产。我连忙向培训班请假，提前领了结业证，搭运煤的车子回到了市里，第2天也就是7月16日，大儿子出生，我初步完成了一个男人应该完成的任务。15年后，妻子又为我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让我们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圆满的完成人类繁衍的基本任务。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的这一次保卫干部的培训学习与我1987年参加全国企事业法律顾问培训班的培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我对于刑事法律知识包括现场勘察知识等的启蒙课，为我后来做律师垫好了基础。这个培训班的成绩通报了给各系统的党委组织部门，1981年，当瓷用化工厂缺保卫科长时，我就具备了成为候选人的资格。当陶瓷公司组织部的调令到达景兴瓷厂时，时任厂长兼党委书记赵俊找我谈话，要我推荐接替我的外勤工作的人选并初步培养好能够胜任工作之后才能走。于是，我推荐了1975年我在烧炼车间装坯时的师兄余亨如的儿子余庐山。余亨如在我调到民兵小分队的时候就提前退休去当他的专科医师去了，而让1974年高中毕业的儿子余庐山顶替进厂在烧练车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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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景兴瓷厂的6年（六）
上文说到： “一批两打”运动，很快就结束了。材料组解散时，我却没有回保卫科，而是由党委安排去负责组建团委的工作。当时厂团委已经很久没有人了，我算是第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是与工会一起办公。当时找我谈话的是原工作队长现任厂政治处主任龚同如同志，鼓励加期望。这个时候，时任党委书记江兴文可能是考虑要拆掉作为办公室的原天后宫老房子建新办公楼和大门，临时办公条件也不好，便要求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白天分别到各个车间去蹲点，晚上再回到厂部向党委（主要是他）汇报所在车间的情况。我和副厂长汪金根被分到了烧炼车间。汪副厂长当领导之前，也是装坯工出身，他带着我到烧炼车间，没有指手画脚的干扰车间管理人员的工作，而是主动讲下来蹲点就干一份活较好，我们两个人担了一个装坯工的位置，两三个小时干完就回家洗澡休息，下午晚一点再到车间来转一圈，然后食堂吃饭，晚上就在厂部开会、学习，向书记汇报自然是由汪副厂长辛苦承担。这么过了不久，有一天我正在和汪副厂长一起在装坯，车间的人跑了过来告诉我们，厂部转来电话是团市委通知，下午有一个会需要厂团委负责人参加，汇报厂团委重建的情况。当时厂团委就我一个人，只能是我去。于是汪副厂长让我装完手上的坯，赶快回家洗澡换衣服开会。我匆忙回家吃了点饭，赶回厂里拿了材料准备往团市委去，哪知道出办公室就遇到了江书记。他严厉的问我为什么不在车间，而跑到了办公室。我解释说要团市委开会。他没说什么，我就开会去了。团市委的会议各单位汇报一开就开到很晚散会，我晚上也没有到厂里来加班。第二天早上，我依例去成型车间挑了一担坯来窑房装坯之时，汪副厂长来了。边装坯边告诉我，昨天晚上的汇报搞到了下半夜一点，快结束时江书记发了火，批评有人没有按规定下车间蹲点。为此，汪副厂长一番解释，会议又拖了半个小时。过了十几天，蹲点结束我们各归各位，但团委又来了个小伙子，二车间（成型车间）顶替进厂刚出师的工人徐辉煌。此时我心里已经明白，团委即将正式成立但负责人是他而不是我了。三、重回保卫科世界上的事情终究还是公平的，当一个门被关上，就可能有一个窗户开起来。正在我尴尬之时，景兴瓷厂附近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发生多起入室盗窃刑事案件，搞得人心惶惶，省公安厅和景德镇市公安局都十分重视。案发地的景南区（后改名为昌江区）公安分局压力很大，便向附近的工厂求援，要求各保卫科派熟手参加专案组，集中力量尽快破案。景兴瓷厂处于发案地中心难以推却，但厂保卫科的确无人可派。我调团委后，保卫科的外勤工作由邓金春副科长兼任与消防干事汪文浩维持着科里的工作，也没有下车问蹲点的任务。平时厂里平安没事也就无所谓，一旦有案子发生根本无法应对。此时，昌江公安分局刑警队负责人黄毛仔与在景兴瓷厂任工会副主席的妻子曹焕英一起拜访江书记，顺带说了借人破案的事情。厂党委会又开会议了这个事情，政治处龚同如主任建议邓金春升任科长，同时将我调回保卫科作副科长培养，眼下即可派出支援公安工作，而团委留徐辉煌一人并作为团委副书记培养。第二天上午龚主任与我谈话后，我一听就明白了领导的意图说我已24岁了，在基层做团的工作，年龄已经大了一些，谢谢领导关心。上午就带徐辉煌到了市团委，说明了厂党委的意图。回到厂里吃了中饭，就到保卫科上班，熟人熟事也没什么多话可说，但邓副科长还是很高兴，他还把科里刚配的五四式手枪交给了我，提醒我注意安全。当晚，我到昌江公安分局报道参加破案工作。黄毛仔作为老警察，破案确实很有一套。他带着五六个警察和七八个保卫干部集中在一起，讲笑话说是“咱们十几来个人来，七八条枪，要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尽快破案〞。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支持下，辛苦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果然成功破获这个数十起盗窃系列案件并抓获所有犯罪嫌疑人，受到了省市公安机关的嘉奖。而我轻轻的来又轻轻的走，留下了与市、区两级众多公安人员的友情，回到了厂保卫科上班。我在景兴瓷厂虽然无亲无故，但外面的交朋结友还是可以的。那年代是计划经济，瓷器一、二等品由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包销出口，三、四等品由江西省陶瓷销售公司负责国内市场供应。景德镇人的收入都不高，家里吃饭的碗盘都是买等外品图个实惠，而景兴瓷厂的产品如碗、盘、汤匙（调更）的等外品由厂生产科批条，个别品种如和合器、高白釉酒具由分管厂领导批条，到厂小卖部开票提货。众多的朋友来厂买瓷器找我，我是尽量满足，这里主要是厂领导和生产科给面子。不过这些等外瓷总是要卖出去的，卖谁不是卖呢？不可能当做文物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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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景兴瓷厂的6年（四）上文说到“我在民兵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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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回首：景兴瓷厂的6年（五）
上文说到“专案组工作结束时，公安局预审科的领导曾经征求我的意见，问愿不愿意调到市或区公安局工作，我婉言谢绝了。” 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我的工资正从机械二级调整到陶瓷二级，也就是从每月36块5提高到了38块8毛7，再加上厂里每年发放的福利比如免费的计划瓷，待遇比公安工作要高。二是公安系统积压干部太多，许多老公安干了很多年，还是个普通民警。而当时企业干部和机关干部政治上没有区别，提拔的空间相对大很多。四、落实政策在我接替彭安福当外勤时，还接过了他手上的“落实政策〞工作。当时的“落实政策〞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对被“文革”挨整的老干部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这件事是由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占元生负责，我经办。我印象比较深的案件就是烧炼车间有个工人叫陈光全，河南漯河人。陈光权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原赣州正气中学的毕业生，在中学读书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且作为当时的蒋经国的警卫队的成员学了一些武术。但他后来没有跟蒋经国走而是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文革中〞参加三青团的问题被翻了出来，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放到了景兴瓷厂烧练车间当劳动改造。由于陈光全当时被“揪〞出来时，是河南漯河市的造反派转来他的同学兼老乡的交代材料，落实政策的时候亦是追根寻源。我和占副书记一起去了河南漯河，发现漯河市已经对陈光全的同学平反了，中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就不是个问题。我们回来后，占副书记立刻向市委作了汇报，陈光全就官复原职，离开了景兴瓷厂。巧的是，这个案子刚办完，占元生副书记也离开了景兴瓷⺁去景德镇陶瓷学院当了保卫处长，成了硬杠杠的正处级干部。二是在过去的“划阶级定成分〞的运动过程中，景兴瓷厂有一些职工的家庭在原籍乡下被误划为地主富农的成份而受到影响。那个时候就要根据职工提供的线索，由落实政策办公室也就是保卫科派个人带着相关车间对一名工作人员去外调，取得证明后予以纠正。为这个工作，我几乎跑遍了都昌的各个公社，熟悉了景德镇的第二普通话：都昌话。然而，出差回到厂里，仍然是很难完全融入那个环境。虽然我接触的都昌人的为人都很不错，但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太客气了，与我直来直去的的性格有时候就有点差异。虽然景兴瓷厂生产线上最关键的烧炼车间都昌人居多，但其他各个车间还有各个车间的地域性。比如原料车间，练泥机上和运泥巴的多半是安徽人（我岳父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成型车间就是我们说的坯房里与彩绘车间，抚州人居多，丰城人次之。包装选瓷车间，则是南昌人为多。我在厂里无亲无旧，倒也是省事，埋头工作就行了，20多岁，也正是干活的黄金时代。一、“一批两打”材料组 1977 年11月底，江西省委作出在全省开展“一批两打”的决定。同年12月，景德镇市委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全市结合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全面开展“一批两打”即批判“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各种资本主义非法活动的运动。景德镇市委和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党委向所属工矿企业派驻了工作队。原来的厂革委会已停止活动，革委会主任的职权由厂党委书记负责。1978年初，第一批工作队进厂，负责人是原来景德镇市总工会的副主席冯期珍。在这之前厂里已来了新书记江兴文（原东风瓷厂的党委书记），运动开始并真的“抓革命促生产〞了。第一批工作队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刘本惠参加高考，考上了上饶师专去读书了。第二批工作队作为一批两打的主力军又进来了。在第二批工作组进来之后搞的“一批两打”运动重点是企业的采购部门如设备科供应科的负责人与采购员们受到了冲击。在当时的气氛下，这些采购员们收点客户送的礼物被上纲上线定为了受贿，受处分是少不了的。但这些个事情仍算是内部矛盾，怎么处理皆是由党委决定。在党委和工作队的领导下，具体的材料如谈话并做笔录，调查报告，处理建议等等，是由材料组负责。现在回想当时材料组的工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审查那些人也有点吹毛求疵。好在担责任的是厂党委与工作队，那些受审查的采购员们倒不怎么恨我们。二、短暂的团委干事 “一批两打”运动，很快就结束了。材料组解散时，我却没有回保卫科，而是由党委安排去负责组建团委的工作。当时厂团委已经很久没有人了，我算是第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是与工会一起办公。当时找我谈话的是原工作队长现任厂政治处主任龚同如同志，鼓励加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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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景兴瓷厂的6年（四）
上文说到“我在民兵小分队集训完毕后，就被借调到保卫科当了临时工即代理消防干事（工资关系还在烧炼车间，但以人武部民兵借调的名义在保卫科干活），期间参加了市防火安全办公室组织的半个月的消防干部培训班。” 当时的景兴瓷厂都是旧坯房窑房，说起来都是老古董的房子，预防火灾的压力很大但消防干事能干的事并不多。我在科里三位大哥的帮助下，认认真真的做消防工作。一个多月后，彭大哥老帅归位，回到体委工作去了，保卫科又缺了一个外勤。记得当时是九月毛泽东逝世，民兵小分队要加强执勤，我白天负责企业的消防工作，晚上又返回到人武部参加战备值班。好在那时候单身汉一个加上年轻，整天待在厂里也不感觉到累。记得是在夜间值班的时候，主持厂革委会工作的副主任刘振乾前来慰问值班民兵并询问保卫工作，这要感谢邵尤安部长当我的面，把我夸了一顿，并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民兵执勤就这几天结束了，那王才亮怎么办？回保卫科又没有正式办调令，回烧炼车间的话，保卫科缺两个人，工作肯定转不动”。刘振乾当时就表示同意并讲：“明天开党委会和革委会联系会议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看看怎么办？”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人武部值班的时候，武装干事刘海良对我说：“去买两包烟来给大家发，有喜事”。等我从门口的烟摊买了两包烟来，给值班的人发完烟后，刘海良告诉我，下午厂里的会上做了决定，让我任保卫科的外勤干事，消防干事从车间（记得可能是彩绘车间）调汪文浩来担任。这样，我第三天早上到保卫科办公室上班时，毛海根和邓景春一起跟我表示了欢迎，一会儿汪文浩也来报道来了。毛海根组织大家开了个科务会，宣布了厂党委的决定和科里的分工。散会后，我就到厂劳工科去领了调令，到烧炼车间把工资相关手续带回了劳工科，然后再到组织科报到，组织科又开了一个介绍信到保卫科，完成了从工人岗位到以工代干的身份转变。三，“揭批清查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同月18日，中央公开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并且部署全国范围内展开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作了部署。12月10日，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转全党，后来又陆续公布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三）》。在学习文件的同时，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时称“揭批清查斗争〞。 “揭批清查斗争〞一开始，先是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办公室就由保卫科兼。为此，原来的副科长毛海根同志由于文化水平较低被调整到了包装车间当副主任，内勤邓景春接任了副科长，调来了“老三届”原一中高中毕业生刘本惠同志担任内勤负责材料整理工作，但档案仍是由邓副科长管理。 “揭批清查斗争〞中，按照市里的统一安排，“群众专政指挥部”撤销了而成立了揭批专案组，保卫科的我和刘本恵都参加了专案组，还抽调了烧炼车间的聂金龙外，还抽调了1974年高中毕业后顶替父母进厂不久的高水山、于兴珍、陈光平等参加到专案组来负责材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景兴瓷厂的“造反军”在市里有点名气，到了“揭批清查斗争〞时运动就翻起了景兴瓷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老账。当时已被免职的原革委会副主任的刘振乾和已经调到外单位的程政林、还在本厂当工人的谭四川，邵冬生均因为四人帮被抓后的闲聊中一些言论被定性为“恶毒攻击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先由厂里的民兵看押了起来进行审查。程某某不堪受辱而在老鸦滩的南河里自尽，刘、潭、邵则被拘留关进了景德镇市看守所，分别由景德镇市公安局预审科和长江公安分局预审科审查起诉。说句心里话，我对到景兴瓷厂工作时间不长，又不是来本厂的子弟，对这个厂的人脉关系搞不清楚，相对能够客观公允的看待这些政治上的问题。在协助景德镇市公安局预审科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从公安局预审科的廖永琪、黄木火、王联芳、姚学军等同志身上学到了很多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公安预审工作的知识为我后来的担任保卫科工作，以及从事律师职业有很大的帮助。经过预审审查，景德镇市公安局最后的结论是刘、谭、邵等人的言论均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免于了刑事追究。在这期间，我也代表景兴瓷厂的专案组参加景德镇市的“揭批清查办公室〞组织的会议，被询问到为什么景星瓷厂的几个人都不起诉，我是有理有据的做了说明，得到了会议的认可。专案组工作结束时，公安局预审科的领导曾经征求我的意见，问愿不愿意调到市或区公安局工作，我婉言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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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成
元旦参观学习当中，看到这个字，感觉写字的水平并不是太高，但内容很好。《偶成》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晚年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大约写于朱熹的晚年，据载他在临终前三天还在修订《大学章句集注》，珍惜时间的习惯贯彻了一生。偶成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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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之13：景兴瓷厂的6年（一）
50年前，我离开呆了近三年的浮南矿（江西省第三监狱），被分配到了景兴瓷厂，在这里工作到1981年离开，去了瓷用化工厂。一、卸甲还乡 1975年夏天，原江西省军区警卫团(124部队)扩编分为省军区直属一、二两个团。其中直属一团仍然担负机关与要害部门的警卫任务，直属二团则专门承担全省劳改单位警卫任务。同年8月，直属二团三营八连进驻浮南瓷土矿（江西省第三监狱），接替我们的警卫任务。在正规军接替了我们武装连的任务后，武装连的解散也随之而来。在分配方案公开之前，我们武装连的战友们还是体现了良好的纪律性。武装连的干部战士都交出了手中的武器而等待分配新的工作，依旧每天组织学习，有事外出也要请假。这期间要肯定连队的领导们，他们自己也面临着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但勤勤恳恳的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期间，连指导员吴日发应该是有矿领导的指示，想动员一些骨干留矿工作，个别谈话的结果不太理想。这里面有第三监狱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被谈话的班排长回家心切都谢绝留矿的原因。当时战友中的“老三届〞知靑从1968年开始已经离家有前后8个年头，我们69届知青也前后有6个年头，所以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回家。其中，家在景德镇的战友希望回到景德镇市区工作，来自原建设兵团四团家在南昌的战友则希望回南昌工作。这期间，我乘矿里到英岗岭煤矿运炸药的机会，去了英岗岭煤矿看望我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独立营一连的搭档王家骏等战友。分别两年多，自然是亲切万分。从英岗岭矿回到浮南矿后的两三天，分配方案就在会议内外陆续公开了。部队的干部如指导员吴日发分到了婺源县武装部；少数家在矿里的干部战士分到了矿的各个部门工作；连党支部委员、文书舒金龙分到了矿政治处；司务长龚秋生分到了矿管教科；家在南昌的6位战友回了南昌；家在景德镇的大多数战友分配到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下属五家国营企业，还有4名当年从农场独立营以武装连的名义调来但没有在连队站过岗而是在矿子弟学校当老师的知青继续在矿子弟学校当老师。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按照既定方案，武装连凡是未留下来当管教干部的知青全部到该公司在景德镇市区的6家企业从事脏苦累工种的工作，这6个厂是景德镇市为民、建国、景兴、红星瓷厂和景德镇市匣钵厂（后来改名叫窑具厂）、石膏模具厂。我们初听到分配方案中的“苦脏累工种”是有点感觉到不公平，但是归家心切的精神战胜了对“苦脏累工种”的担心。主要是两点，一是想再苦也不比农场种田苦；二是未来的路在脚下，回了家再说。这6家企业产品和地理位置有一些差别，人们认为企业效益最好的是为民瓷厂，当时全国工业领域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陶瓷学为民”，而我认为为民瓷厂离我家（里市渡）远了一点，希望分配离家近一点的建国瓷厂，其次是景兴、红星瓷厂。匣钵厂与石膏模具厂都远且不直接生产瓷器，不在我考虑之列。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讲照顾关系，但没有到后来的办事就要权钱交易的地步，权力就在陶瓷工业公司的劳动工资科。我虽缺少这个方面的直接关系，但结果也不算最差，分配到了离家第二近的景兴瓷厂，这一呆就是6年。二、我知道的景兴瓷厂这几年，由于中央的关心支持，景德镇又成为了宣传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样板城市，火了起来。但是，那些已经倒闭的国营大瓷厂却没有能够恢复生产经营，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景德镇的年轻人并不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前世今生，常以“景德镇十大瓷厂”作为宣传点，这是不准确的。建国以后的景德镇市，经过工艺改革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上规模的陶瓷生产企业应该是十六大瓷厂。其中由数百家生产作坊改造并投入生产的十一个国营瓷厂是：人民、建国、新华、艺术、东风、景兴、红星、红旗、光明、宇宙、为民瓷厂；加上已经上马下马又上马的“景德镇瓷厂”是12家国营厂。还有一度国营且不小于其他国营厂规模的又改回市属大集体的企业有四家：雕塑瓷⺁、陶瓷彩绘合作工厂、红光瓷厂、曙光瓷厂。文革前后，各区、街道（乡镇）、村办的瓷厂不计其数。按照生产产品工艺类型划分，景德镇的瓷器可分为青花、粉彩、新彩、颜色釉等大类。按照彩绘的工艺类型划分，又可分为釉下，釉中，釉上等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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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律师的在新年到来前几个小时能够收到一份成功的再审裁判文书，那是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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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让人最担心的是什么？
有朋友问2025年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说：“这几天我最担心的就是收到裁判文书”。因为法院年底忙结案，往往会粗制滥造，把手头积压的二审再审案件，不管案件情况，不论三七二十一，也不讲法律与事实搞一个简单的裁定书不管驳回上诉和再审申请结案了事。一般来讲，若是法官负责任准备纠正一审或者二审的错误，其案件不会拖到这个时候才结案的。所以到了11月底，如果案子没有收到裁判文书，我都会提醒当事人千万不要催。若是催的法官犯毛了，就给你一纸裁定书驳回上诉或者再请申请结案了。虽然案结事未了，那与承办法官有何关系？工资不能多一分少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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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景德镇的三闾庙古街，经过整修之后开放了，三里庙这个古村庄焕发了新生，这是个好事。
作为景德镇里市渡长大的老崽俚为之感到高兴。我想起了小时候，一个猛子就从里市渡这边钻到了三闾庙那边，不是我的水性特别好，可以钻几十米，而是当时的河两岸停满了木排，使得中间的河道只剩下20来米。有朋友问我小时候的家在哪里？中山路937号-过去是景德镇的盐行大屋被拆后建了现在的五王庙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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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能不能平等？
昨天有当事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民商事案件执行老百姓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还可以上失信名单。为什么他们告镇政府的案子赢了，却长时间执行不到位？我告诉当事人，行政执行也可能很强硬的，只是执行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强拆房子，拘留人，上失信名单，同样是很常见的事。只是被这些人是行政机关的时候，法院就像软脚蟹了，这种情况可以向检察院，向上级法院投诉。还可以向监委反映相关的政府官员不依法主动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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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制度必须坚持！
过去的广东，曾经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制度执行得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从那一年某人担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开始，这个制度在深圳市就形同虚设，我当时还很善意的给这位书记写了公开信，希望他依法办事。遗憾的是，这位书记后来升任广东省长之后，整个广东省执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也出现了倒退。同样一批案子这个月的3号，在广州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时，被告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没有出庭。昨天是这一批案子的第2次开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又没有来。所以我很严肃的给合议庭提出了意见。尊重法官，尊重法院的权威，按照法院通知开庭的时间出庭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应有的素质和应尽的义务，也是当前中央提出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鉴于有些行政机关习惯了给法院打个借条，假条就不来出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制度不能误读，不能出庭不能变成不愿意出庭就写个假条不出庭。这个法条里的“不能出庭〞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该行政机关的正副职负责人集体发生了意外情况，如患病不能上班，被纪委调查而停止履行职务，新的负责人有没有到任。二是上级机关有统一的比开庭更为重要的安排，导致所有的该行政机关正副职领导都没有时间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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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公安局禅城分局这个依法行政的行为，应当点赞！
公民（包括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非依法不能限制。依法限制期间，如果有正当理由，例如，来北京请律师。应当依法允许。这是一个法律常识，但很多基层政府没有遵照执行，所以佛山公安的这个做法难能可贵，应当予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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