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北京，西风凄紧，山河凛落。
贤良寺内，病榻上的李鸿章，生命已步入倒计时，他大口大口地呕着痰血，一双浑浊的眼，最后一次望向窗外——斜阳正在，黄叶萧萧下，那片曾属于大清的天空，此刻正被列强的烽烟层层弥漫，步步吞噬-----
弥留之际，半个世纪的风云在他眼前奔涌：
四十多年前，也是一个秋天，他以翰林之身投笔从戎，踏上淮南募勇的征途，用农民的鲜血染红顶戴上的三眼花翎；
他是洋务运动的首脑与旗帜，倾力兴办洋务新政，冀求大清能就此“自强”、“求富”；
他耗费十三年心血打造的北洋水师，却在甲午一役中，不过数月便化作了马关城下沉重的叹息；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他最后的“大手笔”，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为大清续了命，也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一生签下三十余个条约，背负着“卖国贼”的千古骂名，却也以一生的忠勉，为风雨飘摇的大清争得了苟延残喘。
那么，问题来了：李鸿章，究竟是晚清柱石？还是千古罪人？
②
道光三年 (1823年)正月初五日，依民间习俗，这一天正是“财神”的诞辰。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现肥东县)磨店乡，家家户户忙着摆酒席、接“财神”，一派热闹喜庆。
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加倍的喜悦之中——族中又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他便是李鸿章。彼时无人能料，这个与财神同日降生的男孩，未来会给这个家族带来泼天的财富。
李鸿章出生在一个崇尚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上以耕读传家，“文章经国”为李氏家训。
他出生时，李家经济状况一般，政治上也无甚权势；直到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任职刑部后，李家才逐渐发迹，“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鸿章的启蒙教育由父亲李文安亲授，六岁便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除此以外，他还拜徐明经、徐子苓等名士为师，攻读经史。
在名师的悉心督导下，勤勉好学的李鸿章踔厉奋发、只争朝夕，他曾在《二十自述》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摧。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学府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望子成龙，当即修书催促李鸿章进京，准备来年的顺天乡试。
李鸿章欣喜若狂，恰似一位闭门修炼多年的剑客，此刻就要学成出山。他迫不及待想要奔赴京城，大展身手。
《入都》：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既有天赋又勤奋好学，兼得名师指点，再加上在京为官的父亲人脉加持，李鸿章的科第之路走得相对顺遂：
1840年，17岁考中秀才；
1843年，20岁被选为庐州学府优贡；
1844年，21岁考中举人；
1847年，24岁考中进士；
李鸿章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且志向高远。父亲好友、同科进士曾国藩十分赏识他的才学，将其收为弟子。在曾国藩身边的求学经历，对李鸿章未来的人生取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愿考中进士后，李鸿章经过朝考被授翰林院庶吉士，跻身国家储备干部序列。如同他的恩师曾国藩一般，他的仕途之路，也是从翰林起步。
1850年，李鸿章因成绩优异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编修虽只是正七品的闲官，却离皇帝与权力中枢最近，只要表现得当，随时有可能一飞冲天。
彼时的李鸿章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实现自己“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宏愿。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事变，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③
英国通过1840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的惨败，不仅带来了巨额战争赔款，外国商品的大肆倾销还让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而清朝统治阶层仍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迷梦中，对内推行残酷统治，使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愈发尖锐。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群众，在广西金田村发起了反对封建统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战争，这便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从金田出发，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两年多的时间便打到长江流域，定都南京，建立起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农民政权，并随即展开北伐与西征。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全国反清浪潮，让咸丰皇帝焦头烂额。清朝正规军八旗兵和绿营兵长期养尊处优、腐朽不堪，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
为解燃眉之急，咸丰皇帝下令让地方官员与汉族地主绅士兴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凡家乡被太平军攻占的在京官员，均被遣回原籍督办团练。
太平军攻占安徽安庆后，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督办团练防务。本想以“文章报国”的李鸿章，只得投笔从戎，以书生之身领兵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但李鸿章初涉军事，既无权、无兵、无饷，又对军事一窍不通，与义军交战屡遭挫折，其家乡合肥也被太平军攻克，磨店祖宅尽毁，不得不携家人逃往镇江。
军事败北，仕途无望，同僚倾轧，无家可归，李鸿章遭遇人生当头一棒，但他并不气馁，誓要报仇雪耻，与农民军死战到底，可前路又在何方？
④
李鸿章以翰林编修身份回籍督办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过程中，有初战告捷的喜悦，也有过溃败逃跑的狼狈，整体上败多胜少。
李鸿章的团练经历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也积累了经验，为其后续崛起埋下伏笔。
督办团练、与义军作战的失利，给李鸿章带来刻骨铭心的打击，他对前途充满迷惘，一边是心灰意冷，一边是渴望东山再起，发出了“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鸟”的感慨。
就在李鸿章彷徨无助之际，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大哥李瀚章，来信邀请他加入曾国藩幕府，李鸿章欣然前往。
彼时，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已成为清廷抗击太平军的中流砥柱，虽然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遭败仗，但曾国藩韧劲十足，就像牛皮糖一样死死黏住太平军。
曾国藩一向比较欣赏李鸿章，称赞他“才可大用”。
李鸿章翰林起家，以文才见长，曾国藩便让他在幕府中担任文书工作。但此时的李鸿章却不想坐办公室了，一心想带兵打仗、报仇雪耻，但曾国藩有意磨一磨他的性子，对他的请求不置可否。
初入幕府，负责文书工作的李鸿章表现极为出色，他行文流畅，所拟公文“皆有大过人之处”，深受曾国藩器重。有一个著名的例子：
三河一战湘军大败后，曾国藩颇为内疚，亲自上书朝廷诚恳地自我批评：“出师不利，臣屡战屡败，上负朝廷圣恩-----”
李鸿章看后直言不妥：这样报上去，朝廷必定会大怒。
曾国藩：事实就是如此，难道你要让我谎报军情吗？
李鸿章微微一笑：当然不能谎报军情，但这个折子要改几个字。可以这样写：“出师不利，臣屡败屡战，上负朝廷圣恩----”
曾国藩接过一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妙，妙啊，你这个老六。
曾国藩的性格特点是“懦缓”，风格沉稳、谨慎，注重内在修养与道德自律；而李鸿章作风明快果断，行动力强，还很“鸡贼”，师徒二人一正一邪，配合默契。
李鸿章凭借出色的表现，很快成为曾国藩的核心幕僚。凡有军务要事不决，曾国藩总是习惯征询李鸿章的意见：少荃，你怎么看？
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在逃往热河的途中下令曾国藩率军北上勤王。
此时湘军正与太平军陈玉成部在安庆形成拉锯战，一旦抽调湘军主力北上天津，必将前功尽弃;而且一旦陈玉成部趁机反扑，后果不堪设想。
但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果不去，怕是要被扣上不忠的帽子，勤，还是不勤？曾国藩左右为难。
曾国藩随即问李鸿章：少荃，你怎么看？
鸡贼的李鸿章又是神秘一笑：现在就算北上，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到时北京恐怕就早已沦陷，岂不是白忙一场？我认为应当按兵请旨，暂且按兵不动。
曾国藩一听就明白了，于是采取“拖”字诀，一方面作出出兵勤王的样子，行军磨磨蹭蹭，不断上书请示，让文书在路上走了几个来回，时间很快就耗光了。
事实果然如李鸿章所料，英法联军迅速攻陷北京，清政府被迫议和。曾国藩随后收到朝廷指示，称“和议”已成，无须北援。就这样，李鸿章巧秒地帮助曾国藩渡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
但曾国藩与李鸿章因年龄、性格差异，思想和处世之道也大相径庭，在诸多事务的处理上存在重大分歧。
曾国藩围攻天京时，为便于指挥，便将湘军大本营移至战略要地皖南祁门。但李鸿章却认为祁门四面环山，地形如同“锅底”，是兵家“绝地”，强烈反对并主张移师长江南岸。
曾国藩从政治和战略全局考量拒绝了其建议，师生二人为此发生激烈争执，险些翻脸。
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判断是正确的，祁门很快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突围无望，无奈写下遗嘱听天由命-----
但曾国藩命不该绝，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和他一向不和的湖南老乡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率领“楚军”向太平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迫使围困祁门的太平军撤围，曾国藩才得以脱险。
左宗棠、曾国藩这一对湖南犟驴，向来谁也不服谁，一生相爱相杀、纠缠不休，此次曾国藩脱险，算是欠了左宗棠一个人情。
那此时的李鸿章又在何处？他正忙着四处找工作呢。原来祁门移营的争执刚过，弹劾李元度的事件接踵而至，李鸿章和曾国藩再次发生激烈冲突：曾国藩要弹，李鸿章反弹，并以辞职相要挟。
按道理说，你李鸿章不过是曾国藩麾下的一个幕僚，意见不合就听领导的呗，怎么可以随便威胁领导呢？李鸿章很倔，最后真的就辞职不干了。辞职后的李鸿章，又将到哪里再就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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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曾国藩幕府后的李鸿章，起初信心满满，觉得凭自己的才干，到哪里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呢？然而很快被现实打脸，他求职之路四处碰壁，闭门羹吃了一碗又一碗-----
李鸿章傻眼了，不禁感慨“济时谁识栋梁材”，说好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
最后在胡林翼的劝说下，李鸿章好马也吃回头草，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重回幕府的李鸿章，也很快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机。
1861年，太平军李秀成部大举进攻上海，清军、英法干涉军和常胜军节节败退，当地士绅和官僚极度恐慌，急忙向曾国藩求救。
曾国藩盘算着，一来，上海是财税重地，控制这里便能解决湘军长期以来面临的军费短缺难题；二来，派兵驰援可开辟东方战线，形成对太平军的夹击态势。
嗯，非常划算！性儒缓的曾国藩，经反复权衡后，决定驰援上海，并把这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李鸿章，奈何湘军兵力不足，曾国藩责令李鸿章回乡募勇，组建淮军。
在曾国藩的倾力支持下，1862年3月4日，淮军正式宣告成立，共计14营，近9000人。直到这一刻，李鸿章才真正拥有了一支可以独立指挥的队伍。
他或许不会想到，这支队伍将让他的仕途一路扶摇直上；而曾国藩也未曾料到，淮军在不远的将来会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最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
1862年4月，新组建的淮军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当洋人和官绅见到这支队伍时，无不大失所望——眼前的这些士兵，个个面黄肌瘦、衣衫不整，行事自由散漫，就别提什么军容、军纪了。
淮军配备的武器，大多还是大刀、长矛这类冷兵器，顶破天也就加几把土枪。洋人和士绅见状纷纷嘲讽：就凭这些“叫花子兵”，也想抵挡太平军？
面对这般嘲讽与质疑，李鸿章强压怒火，平静地回应：打仗不是T台秀，等我们打完一仗，你们再笑也不迟。
话虽如此，可李鸿章心里清楚：淮军的战斗力还从未经实战检验，这一仗能不能打赢，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在上海，李鸿章看到的洋人军队，全部配备清一色的洋枪洋炮，军容严整、气势铿锵，内心大为震惊，他清楚淮军是打不过配备洋枪洋炮的太平军的。
知耻而后勇。李鸿章利用自己江苏巡抚的职权(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到上海不久的李鸿章便被清廷任命为江苏巡抚)，火速从香港采购洋枪装备淮军，并聘请洋教官按照西式战法加紧训练士兵。
彼时，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愈发猛烈。江苏地方官和洋人反复催促李鸿章火速发兵，但他十分淡定，坚持不完成训练绝不出兵。
5月，李秀成率领太平军精锐万余人一路攻城掠地，东进占领虹桥、漕河泾一线，此地距上海县城仅20余里，上海危在旦夕！
而已完成洋枪换装的淮军，经过近两个月的训练，战斗力早已今非昔比。李鸿章一声令下，淮军士兵如猛虎出笼，直扑太平军。
在虹桥，淮军与太平军展开了血腥激战，李鸿章亲自督战，下令后退者斩无赦，最终淮军击退了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虹桥一战，淮军一战成名，极大提升了淮军士气，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随后，淮军又在徐家汇、新桥等地狙击太平军，连战连捷，进而攻占泗泾。李秀成见势不战而退，松江得以解围。
李鸿章内靠官绅买办攫取经济利益，为湘军、淮军源源不断提供资金支持；对外则与英法干涉军、常胜军勾结，联手围剿太平军，直接导致太平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彻底落空。
太平军攻占上海失利后，淮军乘势反攻，尽数收复此前失守的郡县。
1863年，李鸿章率领淮军，联合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挥师进攻苏州。
他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加大对苏州的军事攻势，另一方面派人暗中策反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守将。
这一招很奏效，在淮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利益诱惑的双重作用下，太平军守将很快出现了动摇，以纳王郜永宽等人为首的“八王”杀害了主帅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
因“八王”索取无度，李鸿章设计诱杀了这八位降将；为绝后患，苏州城内的数万太平军降兵也一并被杀。对此，曾国藩在日记中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杀“八王”尚可理解，但屠杀已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既是极其缺德的行为，也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注定会遭到后世永远的谴责。
苏州的失陷致苏南根据地彻底崩溃，进一步加速了天京的孤立与太平天国的失败。
1864年5月，李鸿章又亲率淮军攻克常州，其麾下大将程学启阵亡。常州是太平天国在苏南的最后重镇，此地失守后，天京的门户彻底洞开。
至此，苏南地区基本被淮军掌控，李鸿章也因此被赏骑都尉世职，赐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天京，持续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李鸿章为了不与老师曾国藩抢功，并没有会攻天京。
但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东线战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保卫财税重地上海，源源不断为湘军提供补给；收复苏、常等东南城市，切断了太平天国财源，加速了其败亡。
⑥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臣因剿“贼”有功，被慈禧太后一一封赏，其中李鸿章被加赏一等肃毅伯，署理两江总督。
太平天国灭亡后，地方武装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其中尤以曾国藩的湘军势力最为强大。
慈禧太后有意对其打压、防范，制定了“扶李抑曾，均权制衡，分而治之”的策略。曾国藩深谙官场之道，自然察觉到了朝廷的猜忌，为了避免“功高震主”，他主动解散了湘军。
但李鸿章则截然不同，因为慈禧推行“扶李抑曾”，淮军非但没有被裁减，反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充。慈禧对李鸿章本人也是青睐有加，称他既会办事，又会做人。
太平天国的覆灭，对清廷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但几乎与太平天国同时兴起的捻军起义，又搅得清廷寝食不安。
1865年5月，清廷亲贵中最后一位能征善战的悍将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追击捻军时遇伏身亡。消息传来，慈禧如丧考妣，她发誓一定要消灭捻军。
但环顾偌大的清王朝，何人可用？慈禧太后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汉族的湘、淮两军身上。
于是，慈禧任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军剿捻。接到命令的曾国藩叫苦不迭——他的湘军早已解散，所剩兵力寥寥，拿什么去围剿号称十万之众的捻军？
但君命难违，他只能硬着头皮领命。因兵力不够，曾国藩只得向李鸿章借兵。
可李鸿章鸡贼得很，他表面上全力支持曾国藩剿捻，先后调集近6万淮军给曾国藩，可问题是，淮军大多数将领只听命于李鸿章，曾国藩实际上难以调度这支军队。
李鸿章当然不希望曾国藩剿捻成功，故处处加以掣肘，因此曾国藩的剿捻行动注定失败，而最终出来收拾残局的，只能是他李鸿章。
事情正如李鸿章谋划的那样，曾国藩剿捻一年半，殚精竭虑，却一事无成，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
庸者下，能者上。时势呼唤李鸿章，1866年12月7日，朝廷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李鸿章踌躇满志，他要完成老师没能完成的事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这是他当年进京赶考时发出的感叹，如今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眼前，又怎能不让他心潮澎湃呢？
经过一年多围追堵截、扼地兜剿，到1868年8月，捻军全军覆没。消灭捻军，是李鸿章继剿灭太平天国后立下的又一大功。
清廷因此加赏李鸿章太子太保衔，授其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以此为分水岭，李鸿章逐步取代曾国藩，成为清廷最为倚重的汉臣。
⑦
1870年6月，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爆发，清廷随即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办理此案。
曾国藩虽然拒绝了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却也承诺严惩肇事者：他先后逮捕了80余人，其中定死罪者20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革职充军；赔付白银49万两，并由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
处理结果一出，舆论哗然，民众纷纷痛骂曾国藩为“卖国贼”。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巨大压力，曾国藩不堪重负，最终宣布退出，请朝廷另请高明。
清廷只得改派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接手天津教案后，展现了他灵活务实的处事风格。
最终，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虽仍让洋人占了便宜，却比曾国藩的方案有了明显改进：处死人数由20人减至16人，且这16人是由监狱内的死囚暗中顶替；被流放的官员也在风头过后被召回。
“天津教案”让清廷对李鸿章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能打仗，还很擅长同洋人打交道，于是朝廷下旨，令其接替曾国藩，实授直隶总督，成为清朝9位封疆大臣之首；
不久又加任他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至此，李鸿章的仕途达到了巅峰，“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高处不胜寒。李鸿章一边身居高位，一边又如履薄冰。他清楚，慈禧太后虽在诸多事务上信赖他、倚重他，却又处处防范他、牵制他。
比如，慈禧借“清议”之名，将与李鸿章积怨甚深的左宗棠召进京，任命其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掌管兵部事务，以此牵制李鸿章。
但性格倔强、作风傲慢的左宗棠，在波谲云诡的朝堂根本站不住脚，更不是“会做官”的李鸿章的对手，很快便被排挤出朝堂，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拼命做官”，李鸿章的为官手段确实堪称顶级，当然，他既会做事，也敢做事。
李鸿章被称作“晚清洋务第一人”。虽然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身处闭关锁国的腐朽清朝，但李鸿章并不迂腐，与一般的封建官僚不同，他深谋远虑，较早看到了世界大势，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与洋人的交往过程，尤其是两次鸦片战败后，李鸿章意识到清朝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唯有变法自强、兴办洋务，才能改变被洋人欺侮的处境。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主张的自强派官员之一，他主张向洋人学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他的倡议与推动下，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这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
1865年，金陵机器局；
1867年，天津机器局；
1875年，李鸿章受命创建北洋水师。清廷斥巨资从英、德等国订购炮舰、铁甲舰等舰船，修建旅顺、威海卫基地，并聘请外籍顾问开展训练。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25艘主力舰艇，总吨位约4万吨，实力一度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北洋水师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巅峰之作，也是他最引以为傲、最为倚重的“立身”之本。
除了发展军工企业、创办北洋水师以“自强”外，李鸿章还通过官商督办等方式，大力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
他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有：
1872年，轮船招商局；
1877年，开平矿务局；
187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
1880年，电报总局；
1881年，唐胥铁路；
李鸿章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无可争议的洋务运动的首脑与旗帜。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并躬身践行。
李鸿章殚精竭虑地推行洋务运动，试图变法图强，但腐朽的清王朝冥顽愚昧，一味奉行保守政策，他的种种努力终究大打折扣，他的每一项变革都堪称“难产”。
举一个例子：
蒸汽机的广泛应用，让西方铁路运输自19世纪初便方兴未艾。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也希望在中国修铁路，晚清的文武大臣中，李鸿章是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但他的上书，遭到朝廷守旧派的激烈反对。
李鸿章不死心，他迂回婉转、软磨硬泡，特意声明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拽，好不容易得到恩准。
但李鸿章不满足仅靠驴马来拖拽火车，最终悄悄地换上了机头。1881年唐胥铁路正式通车，这是中国铁路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火车的隆隆机鸣声，吓坏了清廷的守旧派。他们以火车机鸣声“惊动龙脉和先帝”为由，下令禁止使用机头，唐胥铁路的机车只得再次使用驴马拖拽。
马拉火车听起来像笑话，却是真实发生的事，电影《让子弹飞》开头就有一段马拉火车的桥段。
在全国范围修建铁路已势在必行，为了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李鸿章特地从法国定制了一列精美的小型火车送给她，想让她亲自体验一下火车的好处。
这条微型铁路从中南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上，直至静心斋，全长1500米，配有六节车箱，由一台小火车头牵引。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及一众皇亲国戚，乘坐小火车在深宫后院浏览观光，十分开心，随后转而支持修建铁路。长达十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但慈禧太后终究是慈禧太后，她厌倦了宫闱中机车的轰鸣声，又担心小火车会出轨，于是改让太监们拉着跑，这样既消除了噪音，又有安全感。
这可苦了那些拉小火车的太监们，他们摸着红肿的肩膀抱怨：老佛爷还真把我们当驴当马了，疼死了，哎哟-----
这话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她勃然大怒：你们这帮狗奴才，身无长物，从不干硬活，拉个小火车还能累死咋滴？来，掌嘴-----
李鸿章主张开办的近代企业和洋务事业涉猎范围十分广泛，涵盖兵工业、造船业、运输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领域，他甚至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院。
而所有实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八股取士根本培养不出急需的实用型人才，因此他在大力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还多方面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积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近代人才。
他积极兴办西式学堂，聘请外籍人士担任教习。
为了培养海军人才，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天津水师学堂，聘用英国海军军官担任教练，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天津水师学堂是继福州般政学堂后清朝创办的第二所培养海军人才的专门学堂。
除了开办西式学堂，曾国藩、李鸿章和以容闳为代表的中国先觉知识分子，还分批次选派幼童出洋留学，这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伟大创举！
这些被选派的幼童在美国完成基础教育后，有很多人进入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继续深造。
这些人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各行各业，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涌现出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等栋梁之才。
因认知局限，洋务运动难逃“中体西用”的窠臼，始终未能触及封建制度这一核心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洋务运动一直存在私大于公的弊端，催生了一大批官僚买办阶层，所谓的“官督商办”最终沦为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其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洋务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
⑧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中兴四大名臣”。其中李鸿章和左宗棠章两人个性鲜明，一个圆滑务实，一个率性刚毅，他们之间也是恩恩怨怨，缠斗不休。
后世对两人的评价更是泾渭分明，左宗棠被捧了天，李鸿章则被踩入了地。举两个例子看一下：
1864年，新疆境内库车、伊犁等地发生民众起义，浩汗国的阿尔柏，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悍然率军侵入新疆境内，并成立伪政权，在英俄的支持下，侵占了新疆大部。
沙俄也早想侵占新疆，自然不愿看到阿古柏独霸新疆，于是在1871年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伺机东侵。
在俄国、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侵入台湾，一时间，东南海警，西北烽烟，清廷陷入了手忙脚乱的境地。
面对日本入侵台湾，恭亲王奕䜣、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却选择妥协投降，最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赔款50万两白银，并承认原是中国属地的琉球由日本“保护”。
一向主战的左宗棠悲愤不已，怒斥李鸿章，称为人臣者应坚守“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的底线。
清廷一以贯之割地赔款，暂时打消了日本对台湾的觊觎。通过此事，清廷上下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而在西北，阿古柏和英俄不断侵入新疆，整个新疆面临着被侵占的严重威胁。
为此，清廷就是否出兵新疆展开了讨论，出现了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
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派是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主张放弃新疆，将西征之兵饷用来加强东海沿海防务；一派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首，认为塞防重于海防，提出暂缓海防，全力西征。
两派之外的左宗棠痛斥李鸿章卖国，也不认同王文韶的主张，而是提出塞防和海防“二者并重”。
具体的，左宗棠和李鸿章激烈交锋如下：
李鸿章称：新疆土地贫瘠，是百无一用的土地，不但不赚钱，反而耗掉国家大把的钱，不如将其舍弃。
新疆这么大，周围全是虎狼之师，就算现在守得住，不代表将来守得住，不如将用在新疆的钱、兵省下来，用到海防上。
对大清来说，新疆就像中国的手脚，东南沿海相当于中国的心脏。手脚给人砍了，顶多残废了，心脏要是被刺中了，那就麻烦大了。
朝廷将李鸿章的意见，下发给左宗棠参考。
左宗棠还没看完，就给扔火盆里了，满口芬芳：嘛个玩意儿，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琉球嫌小，你给扔了，新疆又嫌大，你还是要扔，就没有你不想扔的。
你认为砍手脚是最佳方案，为什么就不去想想，还有既不用砍手脚也不用刺心脏的方案呢？你也可以拿刀去砍他嘛。什么，打不过？还没打你怎么就知道打不过，打得过得打打不过也得打!
中堂大人，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吗？谁说新疆贫瘠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地。煤、铁、金、银、玉石的藏量极为丰富，就连你眼中“贫瘠”的大沙漠，下面也孕育了丰富的宝藏。
中堂大人，你们能在北京过得舒舒服服的，那是因为北京有蒙古和新疆的蔽卫，蒙古和新疆唇齿相依、指臂相连，若新疆有失，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则不仅陕甘受到外来威胁，直隶、京畿等地也将永无宁日。
塞防不保，则坏京师之“肩背”，你海防纵使筑成铜墙铁壁，又有何益？
当然左宗棠也不是不重视海防，他在任闽浙总督时，就擘划了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并付诸实施，就是为了加强海防。
他建议两手抓，一手抓塞防一手抓海防，两手都要硬，不可顾此失彼。虽然财政紧张有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国家的前门后门都绝不允许洋人踏进一步！
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塞防海防之争，可以看出两人的性格和战略眼光的巨大差异，李鸿章对洋人是心存畏惧的，强力推行“和戎”外交，能妥协尽量妥协，不能妥协的创造条件也要妥协，很少敢硬碰硬。
与李鸿章相反，左宗棠对洋人则针锋相对、绝不妥协;在战略视野上，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差距，那是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至于个人操守方面，拿李鸿章跟左宗棠比，那是对左宗棠的侮辱，萤火之光岂能与日月争辉？
梁启超曾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李鸿章沉浮宦海多年，擅长官场之道，为人圆滑，有时还带有几分痞性。
虽然他“实心办实事”，但因缺乏“真实学问”、“不敢破格”，才有余而识不足，未能突破封建体制的思想枷锁，终究难以致远，更不可能扭转乾坤，充其量只是一个“裱糊匠”而已。
1883年，法国入侵越南，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将越南变为法国的保护国。
面对法国侵略，清廷应越南请求派兵援助，但总体上对法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命令军队不得主动出击，最终朝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占据了上风。
秉持“对法战事，不能不郑重，可和宁可和”的李鸿章，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侵占。
只是《中法简明条约》墨迹未干，1884年8月23日，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就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进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廷随即正式对法宣战。
正在养病的左宗棠主动请缨，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抵达福建后积极调兵援台，粉碎了法军占领台湾的企图。
随后，左宗棠旗下的恪靖定边军与冯子材部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取得中法战争中关键的镇南关-谅山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被迫倒台。
可出人意料的是，腐败无能的清廷“乘胜即收”，派李鸿章与法国议和，最终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造就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荒唐结局。
重病缠身的左宗棠得知和约内容后，气得浑身发抖，怒斥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又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必将落个千古骂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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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鸿章传》苑书义 著
2、《李鸿章全传》林浩波 著
3、《李鸿章》梁启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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