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清乱世的起义，人人都知道太平天国。
没错，这场持续14年、席卷半壁江山的农民起义，早已通过教科书、影视剧、文学作品，深深刻进了中国人的记忆。
但很少有人知道，同一时期还有一支农民武装：活跃 17 年、横扫八省、击毙满清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兵锋一度抵至卢沟桥，离北京仅一步之遥，战斗力与韧性，都不在太平天国之下。
它的名字，叫捻军。
太平天国 14 年，捻军从 1851 年皖北起事，到 1868 年西捻军覆灭，实打实血战 17 载。
按理说，17年，八省，击杀亲王，捻军都足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它却在历史中被一笔带过，在大众记忆里近乎空白。
时间更长、战场更广、打得更野，为何偏偏被历史轻轻抹去？是官修史书的刻意隐瞒，还是这支队伍本身，就注定了被遗忘的命运？
一、从捻党到捻军
故事要从安徽北部说起。
清朝中期以后，赋税沉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上皖北黄河淮河水灾连年、赋税压顶之下，大批失地农民沦为流民。为了生存，他们自发结成一种叫“捻”的组织。
“捻”，是皖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流民、盐贩、饥民结社自保，居则为民，出则为捻，也就是平时各忙各的，遇到事儿了才聚在一起。
他们劫富济贫，不反官府，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大，就当看不见。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举旗，太平天国兴起。消息传到皖北，那些原本只为混口饭吃的“捻子”，心思活络了起来。
1853 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横扫皖北，沿途的捻党纷纷响应，从民间结社变成武装反清力量。
此时的捻军，依然保留着原来的“基因”：各股首领各领各的人，各打各的旗，互不统属。
有人跟太平军走了，有人留在老家，有人今天打清军明天又受招安，乱成一锅粥。
这种局面，直到1855年才改变。
那一年，各路捻首齐聚雉河集，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五色旗军制——张乐行自领黄旗，其他首领分领白、红、黑、蓝旗。
这是捻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为啥要打个引号，因为各旗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独立性，盟主的命令，想听就听，不想听，也没辙。
这种松散的联盟，既是捻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的原因，也为其后来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二、捻军的血战岁月
统一后的捻军，在皖北、豫南一带与清军反复拉锯。三河尖、正阳关、六安……这些今天不起眼的小地方，当年都是尸山血海的战场。
但真正改变捻军命运的，是1860年。
那一年，太平天国的陈玉成邀捻军南下，配合他二破清军的江南大营。捻军答应了。这一战，捻军展现了惊人的战斗力，也让太平天国看到了它的价值。
此后，捻军与太平天国进入“联合作战”阶段。太平天国给张乐行等人封了王号，但双方心知肚明：这叫“听封不听调”——名义上是一家人，实际上各打各的。
1863年，张乐行兵败被俘，在亳州就义。捻军遭受重创。
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了。天京陷落，幼天王被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清廷上下长舒一口气，以为天下从此太平。
他们错了。
太平天国的覆灭，反而让捻军成了清廷唯一的心腹大患。更重要的是，一位关键人物的加入，彻底改变了捻军的命运。
他叫赖文光，太平天国的遵王。天京陷落后，他率残部北上，与捻军张宗禹部会师。
赖文光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深知，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固守城池，被清军各个击破。
而捻军的优势恰恰是“流”——数万之众，悬军数百里，来去如风，让清军追不上、堵不住。
他做了一件极其关键的事：易步为骑。
捻军本就是北方人，骑马是家常便饭。赖文光将其发扬光大，把部队改造成一支纯骑兵军团。
这支军队“善走”到什么程度？一日一夜可行三百里，数万大军突然出现在某地，打完就走，等清军反应过来，早已不知去向。
1865年，这支骑兵军团打出了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三、击杀亲王
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亲王，清廷最后的骑兵名将。
此人一生战功赫赫，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俘虏林凤祥、李开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大沽口炮击英法联军，取得清军罕见的胜利。是清廷倚重的“国之柱石”。
1865年，僧格林沁率蒙古马队追击捻军，从河南追到山东，从山东追到江苏，又从江苏追回山东。捻军跑，他追；捻军停，他打。双方在千里平原上展开了一场死亡竞速。
这一年五月，捻军将僧格林沁引到山东菏泽的高楼寨。这里地势起伏，树林茂密，是设伏的绝佳地点。
僧格林沁追了几个月，早已人困马乏，部下劝他休整一下再追，他不听，一头扎进了包围圈。
那一战，三万蒙古马队全军覆没。僧格林沁突围时被捻军士兵斩杀于麦田之中。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咸丰皇帝（此时已同治即位）痛哭失声，辍朝三日。一个亲王，被“流寇”斩杀于田野，这是何等的耻辱？
僧格林沁一死，京师相继令曾国藩、曾国潘与李鸿章率湘军和淮军剿捻。
他们针对捻军的作战风格，施行稳扎稳打、将追捻变为堵剿灭，修筑墟寨，将捻军包围在苏、豫、皖边区。
四、捻军落幕
辉煌过后便是衰落。
1866年，捻军为打破围剿，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分兵。
这个决定的初衷是“分兵以惑清军”——一支留在中原，一支进军西北，让清军顾此失彼。赖文光率东捻军，张宗禹率西捻军。
1868年，西捻军为救被围的东捻军，从陕西出发，一路向东，穿过山西，直插直隶（今河北）。
清军根本没想到捻军敢走这条路，沿途防备空虚。张宗禹率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狂奔，直逼北京。
那一天，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上，出现了捻军的骑兵，距离北京城不过三十里。
清廷乱作一团，下令九门紧闭，官员家属纷纷出逃，甚至有人开始焚烧文书，准备后事。
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这是北京城第二次面临被攻破的危险。上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
但那一次，北伐军最远也只打到天津，距离北京还有上百里。捻军，比太平天国走得更远。
可惜的是，西捻军毕竟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没有根据地，只是一支流动作战的骑兵。清廷调集各路大军，将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且战且退，一路退到山东。
1868年八月，在山东茌平的徒骇河畔，西捻军陷入绝境。
那一战，恰逢连日大雨，捻骑不能奔驰，西捻弹尽粮绝，人马困乏。捻军将士大多战死，少数被俘。张宗禹不知所终。
民间传说，他“穿秫凫水”而逃——穿着衣服，踩着高粱秆，渡过徒骇河，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从此再无音讯。
与此同时，东捻军早已在扬州覆灭。赖文光被俘就义。
17年血战，就此画上句号。
五、捻军为何边缘化
同样是农民起义，同样撼动晚清，捻军的存在感却天差地别。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是叙事逻辑的“附庸”地位。
太平天国有国号、都城、官僚体系、纲领文书，是割据政权。
捻军从头到尾，都是流动作战，没有稳固根据地，没有成熟行政体系，不占地、不征税、不建设。
在官修史书里，它不是 “敌国”，只是 “流匪”。没有独立政权，就没有独立历史叙事，只能作为太平天国的附庸与余波被顺带提及。
2、胜利者写史，刻意抹去，史料近乎断层
捻军领袖多是底层流民，识字者寥寥，没有留下任何官方文书与自述。
研究捻军，只能依靠清廷档案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曾国藩、李鸿章奏折。
胜者笔下，只有 “捻匪”“劫掠”“顽凶”，没有抗争的正义，没有生存的苦难。民间记载稀少，文献断层，后世研究举步维艰，自然无法进入大众视野。
3、是成也机动，败也无根
捻军的骑兵战术，让曾国藩、李鸿章头疼不已，只能画河圈地、以静制动。
但 “流寇主义” 也锁死了他们的上限：只破坏，不建设；只转战，不扎根；只有生存诉求，没有政治蓝图。
它每到一个地方，征粮、征马、征兵，打完就走，与当地民众没有建立深度的联系。除了最初的皖北老家，捻军几乎没有获得过稳固的民众基础，这在后世的评价体系中，自然不占优势。
在近代史叙事里，太平天国反封建、义和团反帝，符号鲜明；捻军只有反清二字，既无宗教旗帜，也无对外主张，慢慢被历史主线遮蔽。
更何况，捻军后期与太平军汇合，在史料记载中多依附于太平天国，难以独立成篇。
久而久之，捻军就变成了一个“听过名字”的存在。
六、
捻军没有轰轰烈烈的建国梦，没有荡气回肠的政治纲领。
他们只是一群在饥荒、苛政、战乱里走投无路的普通人，为了一口饭、一条命，拿起刀枪，和一个腐朽王朝死磕 17 年。
他们不是教科书里的标准英雄，却是中国农民史上最坚韧、最悲壮的体现之一。
高楼寨的刀锋，徒骇河的鲜血，卢沟桥边的马蹄，都真实地砸在晚清的脊梁上。
有人说，捻军是“流寇”，不值得铭记。可历史上的“流寇”，哪一个不是被逼上绝路才“流”的？
有人说，捻军没有建设，只有破坏。可当一个人连生存权都被剥夺时，他首先要做的，是活下去。
历史从不是只有帝王将相与宏大叙事。那些被忽略的、被边缘化的、被一笔带过的抗争，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
17 年血战，8 省纵横，捻军或许没有被载入主流历史的浓墨重彩。
但那些在乱世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屈的热血，永远值得被看见，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