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平,空气里都飘着喜气。

新中国的大幕刚拉开,胡同里、大街上,锣鼓喧天,大伙儿都在庆贺胜利,都在忙着团圆。

可偏偏就在这一片欢腾里,有这么一户人家,饭桌上的空气沉得像灌了铅,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家的男主人名叫殷希彭,那时候正担着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重担。

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煎熬。

原因无他,坐在他对面的发妻谷惠芳,心里那个捂了整整三年的疑问,到底还是在那一刻破口而出了:

“老殷啊,如今仗也不打了,咱也都进了这北平城,子刚和子毅那两个娃,究竟哪天能进家门?”

听完这话,殷希彭手里的筷子再也拿不住了,轻轻搁在了桌上。

他抬眼望向妻子。

想当年,她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家千金,可为了躲避战火,领着小儿子在外面流浪了八个年头。

那是真讨过饭、真受过冻的。

如今的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里面闪烁着的,是一种当娘的特有的、近乎疯魔的盼头。

殷希彭是个拿过病理学博士学位的人,这辈子最信奉的就是科学和理智。

可就在这当口,他觉得自己正如临大敌,要进行一场这辈子最棘手的“外科手术”。

是接着用那个编织了三年的谎话当“止痛药”哄着她?

还是干脆把那鲜血淋漓的事实剖开,让她看个清楚?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许久,他咬了咬牙,决定不再瞒了。

这笔账,早晚得算清楚。

哪怕这账单上的代价,是两个年轻后生的命。

咱把日历往回翻,翻到11年前。

1938年的时候,殷希彭手里的人生剧本,原本完全是另一个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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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38岁,在河北医学界,那是响当当的头号人物。

翻翻他的履历,能把人吓一跳:河北大学医科科班出身,又去了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深造,拜在病理学大师川上渐门下。

顶着博士头衔回国后,直接坐到了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的位置上。

说白了,人家是有产阶级,是名流绅士,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高级知识分子。

日军占了保定之后,鬼子和那帮汉奸心里也有本账:像殷希彭这样的人才,必须得拉过来给自己撑场面。

一开始是硬拽他进维持会,后来更是开了大价钱,许诺让他当伪河北省教育厅厅长。

摆在殷希彭跟前的路,明明白白就三条:

头一条,当汉奸。

荣华富贵唾手可得,虽说命不一定保得住,但那戳脊梁骨的骂名,他殷希彭这辈子背不动,也不想背。

第二条,当隐士。

两耳不闻窗外事,凭他那一手精湛的医术,随便找个地儿都能混得风生水起,保全一家老小平安无虞。

第三条,跟着八路军走。

这最后一条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眼里,简直是“赔本买卖”。

八路军穷得叮当响,药都没有,还得钻深山老林打游击,搞不好一家子的命都得搭进去。

可谁也没想到,殷希彭偏偏就选了这条最难走的路。

图啥呢?

这事儿还得归功于那个“引信”——他的大儿子,殷子刚。

其实在殷希彭下定决心之前,刚满18岁的殷子刚就已经跟老爹摊牌了。

这孩子也是块读书的料,可那时候他撂下一句话:“爹,窝在家里早晚也是亡国奴,倒不如去前线跟他们拼了。”

这一嗓子,直接把殷希彭心底那堆干柴给点着了。

后来,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找上门来,邀请他入伙。

殷希彭那是半句废话没有,条件也没提,当场拍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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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如此,他这回“入股”还下了血本。

他可不是光杆司令一个人去的,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威望,愣是把身边一帮同事、学生都给忽悠去了。

这哪是参军啊,这分明是直接给冀中军区“打包”送去了一所微型医学院。

后来白求恩大夫到了冀中,一看这儿居然蹲着这么多科班出身的专家,下巴都快惊掉了。

这在当时,对八路军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穿上军装后,殷希彭干的其实还是老本行——教书。

1939年,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挂牌成立,他出任教务主任。

没有教材,他自己熬夜编;没有教具,拿木头一块块刻。

他硬是把在日本学的那套严谨劲儿带到了部队,给八路军培养出了一千多个拿手术刀的宝贝疙瘩。

按常理说,老子在后方教书,儿子在前线杀敌,这也是战时家庭的标准分工。

可老天爷这玩意儿,有时候捉弄起人来,根本不讲道理。

1942年,鬼子搞起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

那会儿殷子刚已经升任营指导员,带着队伍在敌后跟鬼子兜圈子。

转眼到了1943年3月,坏消息来了。

在突袭阳泉火车站的那场恶战里,殷子刚中了埋伏,整个部队全被打散了,一个都没回来。

那一年,他才刚刚23岁。

殷希彭听到这信儿,心就像被钝刀子割一样,好几个晚上瞪着眼到天亮。

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是钻心的疼。

这时候,他手里其实还攥着一张牌——二儿子殷子毅。

对于这个老二,殷希彭当初是有过一点私心的。

殷子毅参军那会儿还不到15岁,也就是个半大孩子。

殷希彭觉得这孩子还没长开,不能直接扔到绞肉机里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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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动用了一点父亲的特权,把二儿子留在了自己眼皮子底下,在军区卫生部当个司药。

在殷希彭的算盘里,卫生部那是后勤机关,跟着大部队走,怎么着也比前线安全点。

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想给老殷家留的一条根。

谁承想,他还是低估了战争这头野兽的胃口。

1943年9月,也就是老大牺牲才过了半年,日伪军纠集了4万多兵力,对北岳区来了次毁灭性的“铁壁合围”。

这下子,哪还有什么前方后方?

到处都是战场。

军区卫生部在转移的路上,在神仙山跟敌人撞了个正着。

乱战之中,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就要了殷子毅的命。

18岁啊,花一样的年纪。

就在亲爹的眼皮子底下,在亲爹精心画出来的“安全圈”里,老二也走了。

当时,殷希彭所在的学校离儿子倒下的地方并不远。

他死命压着心里的悲痛,跑去看了儿子最后一眼。

没流泪,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扭头就走。

部队还得接着转移,身后还有那么多学生等着他带,他不敢停,也不能停。

战友们怕这老教授扛不住,都来劝。

殷希彭反倒安慰起大伙儿:“同志们把心放肚子里,我顶得住。

两个儿子为国尽忠,是他们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

这话乍一听像是喊口号,硬邦邦的没人味儿。

可你要是知道他是个搞病理学的,或许就能听懂这背后的逻辑:人死不能复生,哭瞎了眼也没用,只有拼命工作,才能让这两个孩子的血没白流,哪怕多创造一分钱的价值也行。

他把自己那份撕心裂肺的痛给“冷冻”了,像处理标本一样,锁进了心底最深那个抽屉里。

但这事儿,对另一个人来说,那是能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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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就是他的发妻谷惠芳。

殷希彭在部队里虽然苦,但毕竟有组织管着吃喝。

谷惠芳那几年过的日子,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大扫荡那会儿,殷希彭的老娘又病又饿,死在了路上。

谷惠芳领着还在穿开裆裤的小儿子殷子烈,一路流浪到了博野、蠡县那边。

那几年,她是拿着破碗,一家一家讨饭才活下来的。

让她能撑着一口气不倒下的念头只有一个:等仗打完了,一家人就能在一块儿了,就能见着那有出息的老大和听话的老二了。

1945年8月,小鬼子投降了。

1946年3月,在聂荣臻司令员的亲自过问下,这对分别了8年的夫妻终于见上面了。

看着妻子那张被生活折磨得不像样子的脸,殷希彭做了一个违背他做人原则的决定——骗她。

当谷惠芳问起两个儿子去向的时候,殷希彭心里慌得一批。

他看着妻子那摇摇欲坠的精神头,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时候要是跟她说“两个儿子都没了”,这个苦命的女人当场就得疯,搞不好直接跟着儿子去了。

于是,这位一辈子严谨的科学家,编出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瞎话:

“现在外头仗还没完全停,两个孩子在前线忙着呢,任务重,连我也联系不上他们。”

这话其实漏洞百出。

你是堂堂卫生部部长,还能联系不上自己亲儿子?

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通信断断续续是常事,谷惠芳信了。

或者说,她潜意识里宁愿相信这个谎言是真的。

从1946年到1949年,这一瞒就是整整三年。

这也是解放战争打得最凶的三年。

殷希彭更忙了,先后当了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晋察冀边区医药技术指导委员会主任。

每次两口子一见面,谷惠芳必问。

殷希彭每次都得绞尽脑汁找借口搪塞。

你能想象这三年殷希彭心里有多煎熬吗?

每撒一次谎,都像是在刚结疤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他一边要忍受丧子之痛,一边还要背负欺骗爱人的愧疚。

可他只能死扛着。

这是一份残酷到了极点的慈悲。

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局已定。

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再也编不下去了。

都和平年代了,哪还有联系不上的道理?

殷希彭哽咽着,把那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来。

不出所料,谷惠芳听完,整个人像被抽了脊梁骨,大病一场。

万幸的是,这三年哪怕是虚假的希望,也给了她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

再加上殷希彭日夜守在床前照料开导,她终于慢慢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事实。

从那以后,“殷子刚”、“殷子毅”这两个名字,成了老殷家的禁区。

谁也不敢提。

殷希彭把剩下那点劲儿全使在了工作上。

1955年,全军大授衔。

殷希彭挂上了少将军衔。

要知道,他是1938年才参加八路军,1942年才入的党。

在开国那帮将帅里,这个资历真不算深,况且他主要搞的是医疗教育,很少直接在战场上指挥打仗。

但这颗金星,分量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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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对一位医学泰斗弃医从戎的认可,更是对他献出两个儿子的巨大牺牲的一份抚慰。

1966年,66岁的殷希彭出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后来身子骨不行了,查出了癌症。

聂荣臻元帅两次跑去医院看他,瞅着老部下瘦得脱了形,心疼得直掉泪。

可殷希彭还是倔强地坚持每天上班。

他的逻辑依然是那套“病理学逻辑”:只要这口气还在,就得创造价值。

他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只有拼命干活,才是对那两个孩子最好的纪念。”

1974年12月,殷希彭走了,享年74岁。

故事讲到这儿,还没完,还有个尾声。

那个跟着亲娘讨饭长大的老疙瘩殷子烈,成了这个家最后的指望。

他后来也穿上了军装,退役后在北京搞起了民办教育。

关于父亲和哥哥们的往事,他很少对外人显摆。

但在他退休之后,他干了一件大事。

他把这辈子攒下的养老钱全掏了出来,跑回河北阜平县台峪乡——那是当年父兄战斗过的地方,盖了一所中学。

学校的名字,叫“子毅中学”。

他没用父亲的名字,也没用大哥的名字,偏偏用了那个不到15岁就参军、在父亲眼皮底下牺牲的二哥的名字。

或许在他心里头,这所学校就是那个永远停留在18岁的二哥生命的延续。

回过头来再看殷希彭这一家子。

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博士,为了救这个国家,搭上了自己的前途,搭上了两个儿子的命,瞒了老婆三年,最后熬干了自己的心血。

值吗?

要是拿世俗的算盘来打这笔账,那真是亏得连底裤都不剩。

可要是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口上,你会发现,正是无数个像殷希彭这样“算不清账”的中国人,用他们的血肉和痛苦,硬生生把这个国家从烂泥潭里拽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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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他们心里比谁都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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