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哈瓦那的老旧街区里，藏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
那儿坐着一帮头发花白的老华侨，嘴里蹦出来的词儿，既不是咱们熟悉的普通话，也不是粤语里的白话，而是一口生涩难懂的台山土话。
要是把日历翻回到1855年到1867年这阵子，光是广东台山这么个弹丸之地，就有十万号人被当成牲口，塞进闷罐船舱，一路颠簸卖到古巴、秘鲁去干苦力，要么去铲鸟粪，要么去砍甘蔗。
这帮苦命人，头上都顶着同一个代号——“猪仔”。
很多人脑子里第一反应，这肯定是西方洋鬼子干的缺德事。
可你要是耐着性子去翻翻当年的广东地方志，这背后的真相能让你后背发凉：这些被卖掉的人里，好大一部分压根不是被洋人抓走的，而是被自个儿同胞拿枪逼着送上船的。
那会儿的广东，正处在人间炼狱里，近一百万条性命就在这场浩劫中没了。
后来人给这场灾难起了个名，叫“土客械斗”。
乍一看，好像是两帮人因为说话口音不一样、风俗习惯合不来才打群架。
可若是扒开那些情绪的外衣，钻进当时的决策圈子里看，你会发现，这压根就是清政府设下的一个死局，而地主豪绅们则在后面煽风点火。
在这个局里，哪有什么一时冲动，全是冷冰冰的算计。
这事的导火索，听着简直像个坊间笑话。
道光三十年，有个叫温亚玉的客家大户人家想讨个小老婆。
这本来是关起门来的私事，可坏就坏在他相中的那个壮族姑娘，早就许给了当地的土著汉民。
在宗族势力大过天的广东，这举动跟直接扇人家耳光没区别。
于是，两边先是动嘴皮子，接着动拳头，最后直接抄家伙干仗。
刚开始那会儿，客家人吃了大亏。
毕竟是后来才搬迁过来的，脚跟没站稳，一通乱战下来，三千多个客家人被打得背井离乡。
要是事情到这儿就结了，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点的治安乱子。
可偏偏到了咸丰四年，来了个大麻烦——红巾军起义。
这下子，广东那帮当官的头都大了：洪秀全在广西闹得不可开交，广东本地的天地会（也就是红巾军）趁火打劫，珠江三角洲的县城差点全让他们给端了。
那清朝廷是怎么琢磨这事的呢？
摆在广东官员案头的一共就三条路：
头一条，调正规军去剿灭。
这招没戏，绿营兵早就废了，一个个跟烟鬼似的，根本不禁打，再说国库里连发军饷的银子都抠不出来。
第二条，花钱雇乡勇。
这得大把大把的银子往里砸，地方财政早就亏空了，哪还有闲钱。
第三条，玩阴的，挑拨离间，“以毒攻毒”。
朝廷一拍大腿，选了第三条。
那会儿红巾军的主力，大部分是本地的土著（土人）。
而之前被打得满肚子怨气的客家人，在官府眼里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完美“炮灰”。
这笔买卖做得太精了：官府不用掏半个子儿军饷，只要给客家民团挂个“客勇”的牌子，发几张废纸一样的“嘉奖令”，再许诺打赢了就把土人的田地分给他们。
对于客家那些地主老财来说，这诱惑也大得没法拒绝。
原本是被土人骑在脖子上欺负的“外地佬”，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手里拿着朝廷执照的“平叛义军”。
这不光能名正言顺地报仇，还能把生存资源重新洗牌。
于是，客家地主一边招兵买马，一边跟着清军去围剿红巾军。
这一招“借刀杀人”，效果快得惊人。
有了官府撑腰，客家武装大摇大摆地进了各个村镇。
嘴上说是抓红巾军余党，实际上是把土人的田产家当抢了个精光。
这背后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既然官府不发工资，那敌人的家底就是工资。
谁知道，走捷径的代价，迟早得连本带利吐出来。
官府自以为玩了一手高明的平衡术，却没料到，他们亲手把潘多拉魔盒给撬开了。
等红巾军起义被压下去后，手里有了枪杆子、尝到了甜头的客勇集团，压根没打算收手。
为了保住抢来的利益，他们扔出了一个炸雷般的规矩：
只要是在鸡啼营、尖石、夹水这些地方住的客家人，种土人的地，可以不交租子。
这一招，直接把土著地主阶级的肺管子给捅穿了。
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收租就是地主老财的命根子。
你不交租，那就等于说这地不是我的了。
这时候，土人地主们也盘算开了：要是忍了这口气，地早晚得改姓；要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就得玩命。
既然官府拉偏架护着客勇，那就别指望官府了，自己动手干。
就这么着，土客之间的梁子从“帮忙平叛”彻底变成了“族群死磕”。
这一打，足足耗了十三年。
咸丰五年，火烧到了开平、恩平；到了咸丰六年，新宁、高明等十七个县全卷进去了。
这可不是街头混混打架斗殴，而是两支准军队在拼得你死我活。
双方各自安营扎寨，杀红了眼的时候，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直接屠村。
按地方志里的记载，新宁那个地方，“河道里全是死尸，老百姓一百天都不敢喝江里的水”。
打到最疯的时候，人性这东西早就喂了狗。
为了搞钱买军火，也为了让对方没人可用，两边都开始把抓来的俘虏当货卖。
这也就解释了开头那个让人心寒的数字：为啥会有那么多人被卖到南美当“猪仔”。
当时一个壮劳力的价钱，在澳门的人口黑市上那是明码标价的。
对于陷在泥潭里的宗族来说，抓对方的人去卖，既能消灭敌人的活力量，又能换回白花花的银子去买洋枪洋炮。
甚至到了后半段，就连自己这边的穷人，要是不乐意上战场，也会被连蒙带骗地卖掉。
在这场赌上身家性命的博弈里，哪有什么无辜的人，只有侥幸活下来的人。
哪怕都惨成这样了，还有人想趁火打劫。
那个当买办的曹冲人谭三才，为了抢客家人的地盘，竟然干出了引狼入室的勾当，花重金雇了香港的英军来插手。
但这回，谭三才算是看走眼了。
英国的正规军装备是好，可到了广东这种水网密布的乡下疙瘩，根本施展不开手脚。
面对客家人搞的“泥板战术”（就是利用熟悉地形打游击），英国军舰就像是用大炮打蚊子，最后弄得灰头土脸，狼狈撤退。
这事儿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广东民风有多剽悍——为了活命，洋人来了也不好使。
直到1867年，这场持续了十三年的大混战才算勉强画上了句号。
清政府这时候才回过味来，再不收场，整个广东这个纳税大户就要被打成废墟了。
这一回，官府掏出来的办法是“物理隔离”：把两拨人彻底分开。
朝廷强行把剩下的客家人迁走，安顿在赤溪半岛（就是现在的台山市赤溪镇），还专门设了个赤溪直隶厅（后来叫赤溪县）。
说白了，这就是个没招儿的“止损”办法：既然你们尿不到一个壶里，那就干脆各过各的。
赤溪半岛三面是大海，一面靠着山，地理位置挺封闭。
虽说日子苦了点，但好歹能把两边人给隔开。
回头看看这场灾难，你会明白，所谓的“民风剽悍”，很多时候是秩序崩坏后没法子的选择。
当人口多得爆炸，经济又不行，活路被挤压到极限的时候，原本老实巴交的村民，也不得不卷入这残酷的丛林法则里。
清政府当家做主的，在危机刚冒头的时候没想着怎么疏导矛盾、发展经济，而是选了个成本最低的“挑事儿”策略。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棋手，能随意摆弄棋盘上的两股势力。
结果，棋盘直接被打翻了。
为了省下那点军费，广东付出了百万条人命的代价，社会倒退了好几十年。
直到今天，你要是走进赤溪镇，还能看见当年立下的“界碑”。
那不光是地上的分界线，更是那个混乱年代留下的伤疤。
而那些漂洋过海、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操着台山话在古巴艰难求生的“猪仔”后代，就是这场决策悲剧最无声的证人。
这笔历史的账，实在太沉重。
它告诉咱们一个最实在的道理：没了规矩的江湖，从来不出什么英雄好汉，只有流不完的血泪。
信息来源：
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