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正是寒冬腊月，陕西柞水县城西边的河滩上，冷风嗖嗖。
那天，那场面真是挤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两万多号人，乌压压一片。
大伙儿都在屏住呼吸，等那一响儿。
可还没等到枪声，大伙儿的眼珠子先定在了台上那个跪着的男人身上。
这人被绳子捆得像个大粽子，身子抖得跟风里的落叶似的。
本来那张脸狂得没边，这会儿只剩下扭曲的怕。
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个在商洛山沟里作威作福了二十年的“土皇上”，这档口，裤裆居然湿了一大片，尿了一地。
这号人叫周寿娃。
好多人觉着，这真是一场迟来的报应。
一点没错，他背上背着一千多条人命债，糟蹋了六百多个大姑娘小媳妇，这颗花生米早就该赏给他了。
不过，你要是光把他当个变态杀人狂看，那可就把这段历史看浅了，也看轻了当年的残酷劲儿。
周寿娃能活这么大岁数，能从一个街头混混摇身一变当上“少将旅长”，靠的可不是拳头硬。
说白了，是在那个烂得流脓的民国官场里，有人打了一把极其阴损的算盘。
这笔账，拿老百姓的骨肉当筹码，去换他们嘴里所谓的“安稳日子”。
周寿娃是个疯子，但这疯病，那是权力和残暴一口一口喂出来的。
要说这个疯子心里到底咋想的，1940年代末的那档子事儿最能说明问题。
那会儿，周寿娃的一只眼睛突然红肿，流脓不止，看东西模模糊糊。
按理说这就是个普通的眼疾，找大夫、喝汤药、慢慢养，总能好。
可周寿娃这人，哪有那闲工夫等。
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个走江湖的郎中为了巴结他，出了个听着就让人后脊梁骨发凉的损招：
“司令要想眼好，得吃活人胆，而且必须是热乎气儿还没散的那种。”
正常人听了这话，第一反应肯定是把这江湖骗子抓起来或者一脚踢出去。
这哪是迷信不迷信的事儿，这是还是不是人的问题。
但在周寿娃那脑壳里，账不是这么算的。
他那时候的心思八成是这样：老子的眼睛不舒坦 = 天塌的大事；一条人命 = 随时能扔的破烂。
为了治我这点小毛病，废个破烂，这买卖，值。
于是，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冲手下努了努嘴。
当天后半晌，几个土匪就在山道上绑来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不用审，不用问，也没啥冤仇，就因为“司令眼睛难受”。
那惨叫声在周家大院里转悠。
土匪当场就把人肚子划开，掏出一颗还在跳的人胆。
周寿娃接过来，就在大伙眼皮子底下，就着血水，一口给吞了。
这血淋淋的一幕，偏巧被他老娘王氏撞个正着。
咱得停一下，说说这位老太太。
王氏吃了一辈子斋，念了一辈子佛，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
她知道儿子在外头不干人事，平时嘴皮子都磨破了：“儿啊，积点阴德吧，小心老天爷收了你。”
可就在那个下午，王氏心里的那道墙，彻底塌了。
她瞅着满嘴是血的儿子，那哪是儿子，分明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她一下子全明白了：这货已经不是人了，周家的祖坟都让他给刨绝户了。
啥劝说、祈祷、感化，在这个畜生跟前，全是废话。
那天晚上，王氏做了这辈子最后一个决定。
她在佛堂前，踩上板凳，把脖子套进绳套，两腿一蹬，走了。
当娘的用死，投出了这辈子最后一张反对票。
可这并没把周寿娃给震醒。
反过头来，他觉得这是老天爷故意跟他过不去。
亲娘这一死，反倒成了他彻底疯魔的药引子。
打那以后，他杀人不再光是为了抢东西，更多时候，就是为了撒气。
要是周寿娃光是个占山为王的草寇，早让人给剿了八百回了。
他在商洛山里横行霸道二十年，能定下“初夜权”这种不要脸的规矩——凡是他地盘上的闺女出门子，头一晚必须送上山让他先“验验货”；能琢磨出“点天灯”（往脑袋上浇油点火）、“掏心”、“活埋”这类几十种把人往死里整的法子；能让十三个县的老少爷们活得跟牲口没两样。
这一切的背后，戳着个更大的靠山：国民党政府。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要命的决策点：你说胡宗南这种国民党的大官，咋会给这么个十恶不赦的人渣发枪、发钱、发委任状？
胡宗南脑子不笨，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周寿娃是个啥玩意儿。
但在国民党的那本烂账上，道理简单粗暴：
头一条，商洛山里沟沟坎坎，正规军玩不转，得靠地头蛇镇场子；
第二条，只要你跟共产党对着干，只要你杀红军，那就是“一家人”。
至于你宰了多少老百姓？
祸害了多少大姑娘？
那叫“干大事不拘小节”。
这下好了，周寿娃摇身一变，从土匪头子成了“陕西省保安第六旅少将旅长”、“陕甘川边区游击纵队司令”。
有了这层皮，性质全变味了。
以前他抢钱叫“打家劫舍”，现在叫“筹集军饷”；以前他杀人叫“行凶作恶”，现在叫“清理异己”。
他把抢来的民脂民膏，一半自己挥霍，一半拿去填国民党大官的牙缝。
在那个烂透了的世道里，官就是匪，匪就是官。
国民党高层捏着周寿娃送来的带着血腥味的大洋，心安理得地给他封官许愿。
这就解释了为啥1949年解放军都逼到西安城下了，周寿娃不但没收敛，反倒更疯了。
他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令，疯了似的抓壮丁，想把商洛变成挡历史车轮的最后一块石头。
因为他觉着自己有“编制”，有“靠山”，自个儿是“党国栋梁”。
1949年5月，西安解放。
解放军第19军57师浩浩荡荡开进商洛。
这会儿，摆在周寿娃跟前的路就两条。
头一条路：看清形势，把枪交了，争取个宽大处理。
第二条路：仗着山高林密，跟解放军死磕到底。
周寿娃选了第二条。
他心里的算盘珠子是这么拨拉的：老子在商洛经营了二十年，哪有个山洞，哪有个耗子洞我都知道，老百姓怕我怕得要死。
解放军人生地不熟，只要我往深山老林里一钻，你也拿我没辙。
当年对付国民党杂牌军，他就是这么干的。
但他算漏了一笔最重要的资产：人心。
他以为老百姓怕他，就不会卖他。
但他忘了，怕这东西是有个头的。
当解放军这支真给老百姓撑腰的队伍一来，憋屈了二十年的怕，瞬间全变成了要报仇的火。
这二十年来，周寿娃欠下的每一笔血债——那一千多条人命，那六百多个被糟蹋的女人，那个被生吃苦胆的庄稼汉，那个上吊的老娘——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情报。
老乡们主动带路，送消息，送干粮。
周寿娃躲哪个山洞，藏哪个破庙，哪条小路通哪儿，解放军摸得门儿清。
所谓的“地头蛇”，在人民战争的大海里，成了一条死泥鳅。
1950年底，周寿娃的精锐部队让人家包了饺子。
到了这份上，这个曾经牛皮哄哄的“司令”，终于现了原形。
他装成个要饭的叫花子，想混过关卡，逃去台湾。
结果在宁陕县的一座破庙里，被几个民兵当场按住。
那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周阎王，在枪被缴了的那一刻，做了一个让谁都瞧不起的动作——他扑通一声跪地上，脑瓜子磕得邦邦响：“我有罪，饶命啊！”
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脸面不要。
所有的凶残，说白了就是欺软怕硬装出来的。
把镜头拉回文章开头那一幕。
1951年5月，公审大会。
台下是两万多双喷火的眼睛。
一位大娘冲上台，恨不得咬下他一块肉；一个没了闺女的爹，抡起鞋底子照着他脸狠狠抽。
念判决书那会儿，周寿娃吓得屎尿齐流，裤裆湿透，身子软得像滩烂泥，最后是被两名战士架着拖到刑场的。
“砰！”
一颗正义的子弹，了结了他罪孽深重的一辈子。
那个活剖人胆的恶魔，那个逼死亲娘的逆子，那个被国民党捧为座上宾的将军，终于变成了一具没人收尸的臭肉。
周寿娃死了，但这事儿不仅仅是个吓人的恐怖传说。
它是一块碑，刻着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这不光是一个土匪完蛋了，更是一个政权逻辑的破产。
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得靠这种活吃人胆的人渣来维持统治时，它完蛋，就不再是个概率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
解放军的那声枪响，打碎的不光是一个土匪的脑壳，更是把那个官匪一家、人鬼不分的民国，彻底送进了历史的火化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