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春的赣南夜色寒凉，山谷间只有一支电筒在跳动。红军警卫班小心翼翼地抬着战利品——一部落满尘土的无线电台，木箱外壳磕得坑坑洼洼，却依旧沉得惊人。谁都清楚，倘若能让它发声，前线与中央的呼吸就能连在一起；可遗憾的是，红军没人摸过这种“洋家伙”。
电台放进指挥部不久，毛泽东与朱德查看了好几遍线路图，依旧皱着眉。此时参谋长郭化若收来一份俘虏名单，上面赫然写着“吴人鉴，陆军通信中尉”。大伙儿对视片刻，决定试一试运气。于是，一间木屋里，一位二十出头的瘦高个被带到电台前。郭化若开门见山：“会不会调通它？”年轻人沉默两秒，“给我三天，若通不了，愿听处置。”这句简短回答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写了红军的通信史。
第三天拂晓，粗糙天线支在屋顶，耳机里传出嘈杂的电流。吴人鉴反复拨动波段，突然一个短脉冲清晰击中耳膜，随之传来对岸站台的呼号。守在门外的警卫冲进去，“信号来了！”郭化若握紧拳头，长舒一口气。无线电在红军手里首次复活，这名前国军俘虏当即被留用，改名“王诤”，象征重新立业、重新做人。
随后几个月，王诤几乎没离开过电台。他拆开零件，靠手工绕线，用缴获的铜丝与自行车辐条做天馈，再教战士学电码。密林宿营、稻田转移，他总挎着那口铁箱，头顶汗水滴在电路板上。第二次反围剿前夕，他截获一封敌电，解析后发现是蒋介石主力的集结坐标。毛泽东听完破译内容，当即部署诱敌深入。战后统计，敌军两个师全部覆没，王诤的情报起到关键一击。
长征开始，电台只剩寥寥几部。过草地时，雨水浸透机身，王诤背着近三十斤的设备还要趟沼泽。一次敌机投弹，他为护电台压在木箱上，爆炸气浪把他震晕，两昼夜后方才醒转。醒来第一句话居然是：“线路烧没烧？”那副近乎偏执的敬业，让战友心头发酸。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延安中央决定扩建通讯网。苦于没有备件，王诤带学员在窑洞里自制电容、电阻，用玻璃瓶体、铝箔纸拼装振荡器。有人打趣：“这哪是工厂，简直是游击手艺坊。”可正是这些“土电台”，把敌后根据地与中央紧紧连起，将敌军调动、战略物资分布等情报源源不断送往延安。
进入解放战争，通信任务陡增。三大战役中，王诤带领的作业队日均发报量高达两千五百组，最长连续值守四十八小时无差错。东北、华北、西北的前方司令部，都要靠延安窑洞里那根微弱电波指挥千军万马。毛泽东欣慰地说：“这条线，就是我们的动脉。”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1955年授衔，他排在中将序列首位。授衔那天，他穿新军装依旧挺拔，却把勋章轻轻合上，转头嘱咐随员：“别耽误设备升级会议。”在他看来，将星闪耀不及晶体管闪烁重要。
时光推到1973年1月，西花厅灯光未灭。周总理摊开一张设计蓝图，问：“地球站，我们能自己干吗？”王诤端详片刻，回答干脆：“能！三年！”此时他已六十三岁，身患多种旧疾，却依旧挤上火车，跑遍了长沙、成都、沈阳数十家电子厂。夜深人静，他捧着原理图研究到通宵，助手劝他休息，他挥挥手：“一天造不出卫星站，就不合眼。”
1975年12月，零下十几度的北京西郊，大天线缓缓竖起。国产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宣告竣工，标志中国通信跨入微波—卫星时代。王诤捧着现场照片来到医院，把成功消息告诉病榻上的周总理。总理微弱却坚定地说：“好，你们做到了。”这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握手。
1978年8月，王诤病逝，终年六十八岁。追悼会那天，绵绵秋雨中，数万群众自发前往八宝山送行。人们或许不知道，他曾是那名被“自愿留下”的国军俘虏；但电波世界的每一次跳跃，都在替他作证——没有他的选择，就没有后来贯穿山河的红色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