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人给你交待背景，你准以为这是位刚走下讲台的大学问家，要么就是位正准备去赴晚宴的绅士名流。
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会儿，他脚下踩着的是法庭的地板。
前头等着他的，是黑洞洞的枪口。
这位爷叫吴石，挂着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衔。
但在历史的暗角里，他有个让特务闻风丧胆的代号——“密使一号”。
他是中共插在国民党心脏位置最深、级别最高的一根“钉子”。
1950年3月1号那天晚上，他被抓的消息一炸开，整个台湾上层圈子下巴都快惊掉了。
蒋介石最倚重的中将，国防部的顶梁柱，居然是那边的人？
但这事儿，咱不能光当成谍战片看。
若是把视线拉高点，跳出抓特务那些惊险情节，去瞅瞅当时台湾的司法环境，你会发现这案子底下，藏着一套冷冰冰的统治算计。
风暴眼边上，有个人的遭遇挺有意思。
这人叫王济甫，跟吴石沾亲带故——既是堂弟又是小舅子。
他可不是路人甲，身为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那是正儿八经吃皇粮的国民党军官。
照理说，抓人得讲实锤。
王济甫虽说跟吴石是亲戚，可姐夫搞的那些地下工作，他压根没掺和，搞不好连信儿都不知道。
但在那节骨眼上，定他生死的不是“证据”，而是“逻辑”。
蒋介石当时是个啥处境？
败退孤岛，摇摇欲坠，内部还漏成了筛子。
对此时的当局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杀错人，而是放跑了鱼。
为了把位子坐稳，老蒋手里攥着两把刀：一把叫《戒严令》，另一把叫《惩治叛乱条例》。
这两把刀直接把“无罪推定”的路给堵死了。
特别是后头那个，白纸黑字写着“知情不报者同罪”。
但这还不够狠。
为了把网织得更密，上面又整出个更严厉的《检匪谍条例》。
里头有条规矩，现在读起来都让人后背发凉：
“跟匪谍住一屋的，二十四小时内不举报，连坐。”
这笔账是这么算的：要是你身边出了个间谍，你一天之内没去告发，那你就是同伙。
至于你是不是真知道他是干嘛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俩“同住一室”这个物理事实。
这招数高明，也毒辣。
它不是为了抓贼，是为了造势，造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怕。
它逼着每个人都当告密者，也让每个人都成了预备犯。
作家柏杨在回忆录里有句话，把那种窒息感说透了，大意是说：那个年头，隔壁邻居多瞅你一眼，你没准就得琢磨身后事了。
因为那一记眼神，保不齐就是在盘算你是不是“同党”。
在这种高压锅一样的逻辑下，法律不再是挡雨的伞，成了特务机构——像保密局——手里的一张网。
株连这事儿，有了“合法执照”。
所以，吴石进去的那一刻，王济甫的命就定了。
哪怕他没送过半个字的情报，哪怕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也逃不出这张靠血缘和地缘编织的大网。
最后，这位年轻的空军参谋领了15年大牢。
跟他一样倒霉吃挂落的，不在少数。
瞅瞅这名单：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人事处的方克华中校、补给处的江爱训中校。
这场轰动全岛的“共谍案”，最后跟滚雪球似的，卷进去200多号人。
这是一场经过精密算计的大清洗。
当局按“危害大小”和“涉水深浅”，把这200多号人分了三六九等，每笔账都算得门儿清：
最核心那几个——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
他们是情报网的台柱子，没商量，全部枪决。
陷得深或者被认定有实质行为的，像王正均、林志森，也是死路一条。
至于像吴石老婆王碧奎，还有黄德美这些人，情节轻点，或者查不出啥油水也没啥利用价值的，最后放了。
这中间判轻判重，看着有讲究，其实就为了一个目的：震慑。
对吴石将军来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肯定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回这结局。
身居高位，吃香喝辣，只要他乐意，稳稳当当做个国民党高官不成问题。
可他偏选了最悬的那条道。
在那个特殊年月，隔着海峡长期对峙，加上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吴石这些名字，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不能提的禁忌。
他们像黑夜里划过的流星，亮一下就没了影，只剩档案袋里落灰的卷宗。
直到这些年，随着相关历史档案解了密，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才重新露了脸。
这种精神，真就像夜空里最亮的星。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云彩或许能挡住星光一阵子，但早晚，光会穿透迷雾，给后来人照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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