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67年的夏天，南京那边，装甲兵的大院里突然冒出来一帮挺扎眼的新兵蛋子。
这些兵个头实在不敢恭维。
岁数大点的，十六七，看着还凑合；小的那些，才十三四岁，那一身军装穿身上，松松垮垮，跟戏台子上唱戏似的，一脸还没长开的稚气，甚至连被子都叠不明白，得让人伺候。
更让人头大的是这帮孩子的来历。
他们既不是庄稼地里出来的朴实后生，也不是寻常干部的子弟。
他们的老爹，这会儿大多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有的已经被撤了职，有的甚至人都不在了。
像是海军中将陶勇家的公子，还有王近山家的娃。
照那年头的规矩，当兵政审那是红线，碰都碰不得。
收留这帮小家伙，别说违规了，简直就是往自己怀里揽炸药包。
可在装甲兵司令肖永银眼里，这笔账另有个算法。
摆在他跟前的，是个死局：要么死守着条令，眼瞅着老战友的骨肉流落街头；要么就把头上的乌纱帽押上，给孩子们留条活路。
老肖咬了咬牙，选了后面这条路。
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三十多年前，有一段关乎生死的旧债，他得还。
要想把这事儿捋顺了，还得把日历翻回到1935年。
那阵子，红四方面军正长征走到川西北。
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在大岗山跟川军碰上了，那仗打得叫一个惨烈。
眼看团长张昌厚都要提着枪往上冲了，队伍里站出来个吹军号的小头目。
这孩子正是肖永银，当年参军才13，这会儿也刚17，还是个半大孩子。
他把胸脯一拍：“团长，给我两个连，拿不下来你砍我脑袋！”
张昌厚也是没辙了，只能让他去试试。
谁成想这“娃娃头”还真就把阵地拿下来了。
可就在追着敌人打的时候，一颗流弹飞过来，肖永银一头栽倒在土坡上。
被人抬下来那会儿，他早就人事不省。
这一昏就是三天三夜，水米不进。
等到第四天换药，他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声哼哼。
这时候大部队要过雪山草地了。
说是安置，其实就是扔给后面的追兵，或者扔给老天爷，基本上就是个死。
张昌厚瞅着担架上的肖永银，心里跟针扎似的。
这娃刚立了大功，是个打仗的好苗子，可规矩摆在那儿，谁敢破？
正当张昌厚左右为难的时候，军长许世友打这儿路过。
许世友问清楚了咋回事，扭头瞅了一眼担架上的少年，二话没说，做了个决定。
他大手在张昌厚肩膀上一拍：“舍不得扔，那就抬上走！”
就这一嗓子，把肖永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那个17岁差点被扔下的重伤员，后来成了开国少将。
一晃三十年过去，命运这轮盘转了一圈，这回轮到肖永银手里攥着生杀大权了。
1967年，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给肖永银挂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去无锡见许世友。
见了面，也没啥客套话。
许世友眉头拧成个疙瘩，张嘴就问：“陶勇那几个娃，现在满大街流浪，你说咋整？”
陶勇，东海舰队的一把手，刚在井里没了，夫人也跟着走了。
几个孩子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在街上要饭吃。
许世友盯着肖永银，眼底透着难受：“咱不能看着他们这么流浪下去。”
这时候的肖永银，心里那本账算得明明白白。
当年许司令一句话救了他的命，如今许司令把救人的担子交到他手上。
这不光是上级的任务，这是过命的交情在托孤。
肖永银嘴里就蹦出来三个字：“当兵吧。”
这三个字，在那个年头比金子还贵。
只要进了军营，就有口热乎饭，有身衣裳穿，最要紧的是，有了部队这堵墙挡着，外面的狂风暴雨就刮不进来。
尤太忠把陶勇家三个孩子送到了南京。
肖永银瞅见最小那个才十三，瘦得跟个猴儿似的，跟他当年参加红军那会儿一般大。
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脑袋，心里那个主意算是彻底打定了。
这口子一旦撕开，消息那是长了翅膀一样往外飞。
不少自顾不暇的老干部，听说南京老肖那儿能“藏人”，争着抢着把孩子往这儿送。
肖永银也是来者不拒，给底下下了死命令：“只要是男娃，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的种，家里遭了难的，全给我收进来。”
就这么着，装甲兵的营房变成了“托儿所”。
可这事儿哪能那么顺当。
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没过多久，外面那些搞串联的组织闻着味儿就来了，听说“落难干部”的崽子都躲在装甲兵大院，立马集结人马，嚷嚷着要冲击军营，把人抓走。
那会儿的火药味太浓，一点火星子就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