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后，被告人戴着脚镣手铐大声怒号：“陷害！这是陷害！”这是电影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桥段。诸如此类的当庭控告，不仅影视节目中有，司法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
实际上，“当庭控告”一般无效。被告人控告无效，律师控告更无效。鉴于律师当庭控告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篇稿子结合我正在办的邪教案，谈谈律师当庭控告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会有当庭控告？
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这个职业特别有意思，说哪句话、办哪些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态度和意见。“一方面要考虑法院态度，要把道理说进法庭，写入判决；一方面要考虑检察院意见，要找到起诉意见的毛病，把它驳倒；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公安机关侦查期间的做法，揪出其中没有法律依据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果只考虑上述这三个方面，那算是律师立足了本职，围绕司法程序，抓住了主要矛盾。
但实践中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律师脱离本职，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若隐若现的法庭表演。有的表演是老套路、老把式了：晕倒、心脏病突发即是如此；有的表演换了新形式和新外衣：到法院门口群体上访、围观就是这样。
比上述两种表演更隐蔽的是，“当庭控告”。这种新的表演形式，一方面貌似于法有据，因而显得义正词严；一方面貌似帮当事人出了恶气，因而容易赢得市场。
但实际上，当庭控告一般无效。有耐心的法院，一般会允许说。“反正无效，没有对我怎么判形成实质制约和冲击，让他说去吧。没有耐心的法院，会当即打断。“这不是我们审判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犯罪线索，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嫌违纪违法的，可以向纪委监委投诉。”
对比法院的上述两种做法，哪种更表明了法院审判朝着公正合法方向去的？我看是第二种，也就是不让就当庭举报继续说下去那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关注主要矛盾，抓住庭审重点。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到最后落个抓了“一手鸡毛”。
二、为什么当庭控告一般无效？
前段时间，在我老家山东济宁辩护了一起虚假诉讼案。我介入前，一直是当地一名律师辩护的。介入后，从与检察院法院沟通情况看，两家都对当地那名律师充满反感。甚至可以说，“反感之态溢于言表”。
我起初是不关心不理解的。经过同堂辩护，我很同情当地公检法面对这种律师时的遭遇和无奈。
“虚假诉讼的被害人还偷税，我们要举报。”
“虚假诉讼的被害人也对我们提起过虚假诉讼，我们要举报。”
⋯⋯
听到这些专门说给被告人听，专门浪费庭审时间，专门分散庭审重点，专门招人反感的话，我很无奈。想制止，审判不归我指挥；不制止，好像我跟他有分工、是一伙儿的似的。
所以我在质证阶段，针对一份被告人供述，提出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认可。但同时证明了这个案子遗漏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律师指导和参与，虚假诉讼不可能做成。该把虚假诉讼的律师抓回来。律师不可以胡说八道。”
那名律师就在我边上，听我这话的时候，吓得浑身哆嗦。
要把他当庭控告当成是真要这么想，也会这么干的，那就太天真了。被害人不到庭，他在庭上数落人家；等第二次开庭被害人到庭了，他连庭都没敢出，连来都不敢来。
他的话，是说给被告人和家属听的。这是律师当庭控告中较为普遍的心态和做法。
偷税、被害人也有毛病甚至也涉嫌犯罪等等这些问题，交给法院，法院是解决不了的。想想公安立案有多难，侦查周期有多长、需要取多少证，又有多少案子立不上或者立了又撤，就知道，这是一个专门的诉讼程序。确有需要和必要，应当向专门机关投诉和举报。
偷税的问题，去向税务局举报。
另外的虚假诉讼，去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也符合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分工原则。税务局的门没进去过，公安局的电话连打都没敢打过。让法院成为律师的工具，律师让往哪儿移送，就往哪儿移送；律师让法院干什么，法院就颠颠儿的跑去干。法院这不就成了律师挣钱的工具了吗？
组织程序不会为律师所用，法院也不可能成为律师的跑腿和跟班。由此，律师当庭控告，绝大多数是表演，基本上都无效。
三、当庭控告哪些有效？
写到这里，再结合我此前的稿子，肯定会有人批评我：“这个家伙，又搞双标！严于待人、宽于律己！”前段时间，我在办理邪教按传销办的案子过程中，确实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邪教案主犯郑峰提出了“强奸”的当庭控告。并且还通过发问方式，坐实了被害妇女对郑峰的当庭控告。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凡法则，必有例外。我主打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迷踪拳。
当庭控告无效的例外是：公安机关已经对郑峰的强奸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侦查，初步统计，共有十多名女性被郑峰以“男女双修”的名义长期奸淫。公安机关最初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时，也确实有强奸这个罪名，后来莫名其妙的被拿了下去。也就是说，侦查阶段的证据是完整的，不需要另行启动侦查程序进行取证；不对郑峰的强奸进行指控和审判，就是对郑峰的包庇。
在“饭已经做好，就差揭开锅盖”的情况下，当庭控告与其说是控告，不如说是“就在案证据提出意见”。这应当属于当庭控告无效情形的例外。
不仅如此，对郑峰“揭盖子”式的当庭控告，还在实质上形成了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也就是本案审判长王东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证据已经完整，不回应和视而不见，就是罔顾事实的徇私枉法。
如律师不在庭上提出来，无论是在合议过程中，还是向审委会汇报的时候，他都可以说：“律师和被告人也没提啊”、“卷那么多，我没看到强奸的案卷”、“检察院没有就此起诉，我只能按照有利被告的原则，居中裁判。”
而徇私枉法罪是故意犯罪，他的这些说法将成为仅有工作过失，没有故意的证明。证据摆在那儿，律师和被害人又当庭提出来，如仍视而不见，那就是“故意”的罔顾事实。这主要是从主观方面讲的。
二是，希望王东把被害妇女问晕问迷糊，更希望他通过法庭讯问让她们撤回控告。他也很配合的这么做了。
比如，他在讯问一名被害妇女的时候，反复绕来绕去，随后抛出问题：“神能和人发生性关系吗？”据此证明被害妇女不是在当庭控告，而是在当庭撒谎。
可他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神不能和人发生性关系，也正是因为被害妇女被郑峰骗了，才有了“违背妇女真实意志”这个强奸罪的关键构成要素。
饭做好了，就会隔着锅盖透出香，想捂是捂不住的。“捂”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徇私枉法的积极作为。在案证据，已经对强奸进行了专门的取证；庭审笔录又坐实了对这些证据的遮掩捂盖，这不就又从客观上具有了徇私枉法的行为了吗？
既有主观的故意，又有客观的行为。主观的故意产生于，对在案证据，经律师和被害人当庭提出意见仍视而不见；客观的行为表现在，庭审笔录中，用法庭讯问掩盖在案证据和堵住当庭控告。拿着这些证据，到哪儿说理都说的通，什么时候说理都不会晚。
总而言之，当庭控告，一般无效。有效的情况仅存在于证据已经确实充分，只差通过控告揭开盖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