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这话还真灵验，我在山西农村插队落户生活了10年，1979年初夏才随返城知青回到了北京。回城安顿好工作后，我父母就逼着我去相亲，因为当时我都二十七岁了，已经属于大龄未婚青年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亲戚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竟然是我的死对头，最终我俩还是成了夫妻。
事情的详细经过，还要从我到山西插队落户说起。
我是1968年12月末到山西省柳林县郭家垣大队插队落户的，当时我们四名男知青和三名女知青被分派在郭家垣三队，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最不喜欢的女同学陈红叶竟然和我分在了同一个生产小队。在学校读书时，就是因为她向老师告状，我那本心爱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才被老师没收的，当时我都恨死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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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地区算是山西省比较贫困的地区，柳林县又是吕梁地区比较贫困的县，我们插队落户的郭家垣大队虽然不是柳林县最穷的地方，可乡亲们居住的都是低矮破旧的土窑洞，穿的是露着棉絮的破旧棉衣，吃的是地瓜干高粱面的干粮，有的家还把干地瓜叶子用热水烫一下，和高粱面掺在一起蒸菜团子充饥。那里乡亲们的生活有多苦，现在的人们根本就想象不到。
郭家垣虽然不富裕，可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刘队长安排我们临时住在了牲口棚旁边的两孔土窑里，让他婆姨帮我们做饭。乡亲们都自发地给我们送白菜萝卜，也有送咸菜和辣子酱的。看看堆放在脚地上的那些洋芋和萝卜，我们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乡亲们真的是太热情了。
最难忘的是在郭家垣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早上，就有老乡来给我们知青送白馍送油糕，刘队长还给我们端来了一大碗白菜豆腐炖粉条，里面还有不少肥肉片子。山西老乡大年三十早上有吃杂烩菜的习俗，刘队长的婆姨炖好杂烩菜，没顾上吃饭，先让刘队长给我们知青们端来一大碗，还拿来两个白馍。
吃午饭的时候，乡亲们又来给我们送饺子，一共有十多碗，我们七个人都没吃完。年夜饭刘队长陪着我们一起吃的，他还打来了一斤烧酒，年夜饭也是刘队长帮我们做的。那天我们男生都喝了一点烧酒，女生就陈红叶一个人喝了白酒，她喝的比我们男生还多，刘队长看她的眼神都变了。其实，我也不赞同女生喝酒，可我跟她非亲非故，我也没有理由阻止她喝酒。
大年初一那天该陈红叶值日做饭，日头都一竿子高了，陈红叶还没起床做饭，我是大家推选的小组长，不能看着大伙快半晌了还吃不上早饭，我就替她给大家做好了早饭。那天陈红叶也没吃早饭，到了中午才起来，她说头天晚上喝醉了，头疼了一晚，到了天亮才睡着。
我小声嘀咕了一句：“不能喝酒逞什么能……”没想到我说话的声音小到连我自己都听不到，陈红叶竟然听到了，她反驳我说：“我不是逞能，我是想家，我是借酒浇愁，过年了你不想家啊？”
听了陈红叶的话，我无言以对，过年我们男生也想家，何况他们女生啊。因为我说了陈红叶，陈红叶好像对我有意见了，她从来不给我好脸色，有一次她还说我的坏话，说我没有同情心，一点都不关心她们女生。
1973年秋后，我们大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大队书记就把这个招工名额给了我们三队，队长把权力交给了我，我有权决定让谁去公社当售货员。当时供销社有要求，售货员要女生，不要男生。
我们知青点就三个女生，平时表现都不错，到底该让谁去供销社工作，我还真犯难了。陈红叶非常想去供销社工作，可他又不好意思跟我说，我知道她的心思，可我也不能偏一个向一个啊，我必须一碗水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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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我决定采用当地老乡常用的抓阄方式分配这个招工名额，这种办法虽然土得掉渣，但绝对公平，谁都心服口服。
最终杨爱秋抓到了“去”字，她成了第一个离开郭家垣的幸运儿。陈红叶没能去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她心里失落了好久，对我的态度也明显不好了，我知道她是记恨我，嫌我没让她去供销社工作。
第二年秋天，郭家垣大队又得到两个招工名额，我们队里的一名男知青到县粮库当了工人。可一直到了1976秋天，陈红叶也没等来招工进城的机会。
1977年冬季，一名男知青和一名女知青到陶瓷厂当了工人，陈红叶嫌陶瓷厂的工作不好，她没去陶瓷厂当工人，我们知青点还剩下了三个人，我、张学林和陈红叶，就陈红叶一名女生了。当时不光是陈红叶心里失落，我们两名男生心里也很失落，那时城乡差别很大，郭家垣又贫穷，我们也很想早一天离开郭家垣，早一天能进城当工人。
那年春节，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北京探亲，在回北京的路上，陈红叶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下了火车就瘫在了站台上，我只好把她背出了火车站，张学林一个人背着我们三个人的行李。
回到北京，陈红叶就住进了医院，烧成了肺炎。她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因为到了年根，陈红叶就办理出院手续回家了，她不想在医院过年。可春节过后，陈红叶还是不停地咳嗽，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
我和张学林回山西的时候，陈红叶刚出院，她身体很虚弱，就没和我们一起回山西。到了5月份，陈红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医院给她开了病情诊断，她要办理病退手续留在北京了。陈红叶还嘱托我，让我把她的生活用品都送给有需要的乡亲们，她的口粮一半送给刘队长家，一半送给郭二喜家，郭二喜家五个娃，他家是三队最困难的家庭。
后来我帮陈红叶办理了病退手续和户口迁移手续，帮她寄回了北京。
那年秋天，张学林到县农机厂当了工人，我一直在等待招工进城的机会。
1979年春天，我没等来招工进城的机会，却等来了知青可以回城的好消息。我把我的生活用品和口粮全都送给了乡亲们，第一时间办理好返城手续，背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和二十斤小米回到了北京。离开郭家垣那天，我哭了，有心酸也有感动，感动的是刘队长帮我背着那二十斤小米步行十五里路，一直把我送到了公社汽车站，还有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和照顾。心酸的是我们在郭家垣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也没能改变郭家垣的贫穷面貌，乡亲们还在过苦日子。
回到北京，很快就办理好了落户手续，在家待业两个半月，我被安置到轴承厂当了一名工人，也算进了国营大厂。
工作稳定后，我父母到处求亲告友给我张罗对象，第一次去相亲，相亲对象竟然是我的死对头陈红叶。
时隔一年多再相见，陈红叶好像变了一个人，白了也胖了，你以前更漂亮了，她还在副食商店当了售货员。看到我，陈红叶似乎很高兴，她那是第一次对我微笑，微笑着对我说：“邵东晖，当时你帮我办理病退手续和户口迁移手续，没少跑腿受累，我一直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呢。今天我请你吃杂酱面，你不会不赏光吧。”
就这样，我和陈红叶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对小冤家聚在了一起。
婚后的生活很快乐，虽然不富有，我俩都感到很幸福。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我俩一起回到郭家垣看望了刘队长，看望了乡亲们。看乡亲们的生活都富裕了，我俩比什么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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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恰逢我们到山西插队落户五十六周年，把我们当年的知青生活往事和我的情感故事分享给大家，也算队那段知青岁月的一个回顾吧。在此，也衷心祝愿当年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健康快乐！生活幸福！新年快乐！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邵先生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