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需要故事，从一个人类学命题转换为哲学问题，中间的转换机制应该是诗学问题。可以说，要理解故事人类学、认识故事哲学，从而理解故事的无穷魅力，有一个根本性的先在问题需要解决，即故事的诗学问题。当前，中国文论界对故事诗学的讨论主要有两种立场，也是两种文学史观：作家文学史观、民间文学史观。梳理这两种文学史观视野下的故事诗学，可以为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作家文学史观的故事诗学

鉴于讨论的集中原则，笔者选取了徐岱、王轻鸿两位文艺理论家来考察他们的故事诗学理念，将其视为作家文学史观的代表性学者，进而指出这些理论对于本文讨论的故事诗学的指导意义。

首先，传统文学观念变革的西方现代诗学语境。作家文学史观坚持以个人创作为文学史对象的原则，考察中国传统故事诗学的现代意义，传统故事并非集体创作的民间故事，而是个人创作的面向市民消费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有民间故事的来源，但是已经被个人讲述或书写所贯名，从而成为个人创作文本。中国传统故事诗学所指的传统故事，仍然是个人创作的文学文本。

基于现代中国的诗学转型，文艺理论家王轻鸿认为，中国传统故事“在现代以来看似被否定，实际上其中蕴含的民间性、劝诫性、口语化特征契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传统故事诗学在西方现代诗学语境下发生了革新与嬗变：一方面，传统故事诗学的意义指向发生迁移，从关注“已经发生的事”的真实性转向为追求故事的缀合性、奇幻性、悠远性、超越性，虚构意味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结构形态上也发生深刻变化，从关注故事的“穿插”“连缀”等口头故事结构转向注重故事“头”“身”“尾”的“完整”性结构，理性化色彩与个人叙事艺术特征浓厚。传统故事概念内在地隐含了民间故事之于文人创作的来源性意义，而且其不仅是故事素材的来源，也包括叙事结构与受众审美接受思维。这正是中国传统故事诗学可以成为民间故事意义上故事诗学的理论来源的重要原因，可以发掘出中国现代诗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浸润之外的本土诗学价值。

其次，从内容和形式层面重构具有现代意义的诗学话语体系。中国故事的诗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是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诗学问题。以诗文为正统的文学观渐变为包容通俗文艺的诗文正统观，而这一观念的形成正是现代诗学的必然结果。近百年的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早已突破了诗文正统观的束缚，以通俗文艺引导的小说故事创作成为最重要的诗学研究对象，小说内化了诗文雅正的艺术理想，以外化的结构化的故事传统作为自己的艺术形态，进而将小说艺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正统地位。小说理论家徐岱长期关注小说故事的诗学问题，将故事诗学的范畴延伸到了当代审美文化之中，认为这一文化语境开启了小说本体论的新视野。他倡导“回归生活世界、尊重艺术体验”的小说故事理念，探索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建构。

以小说为对象的故事诗学理论，其“回归生活世界、尊重艺术体验”的审美文化立场，极大地启示了民间故事的诗学研究，使得原本即在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故事及其接受绽放出更为鲜活、美好的艺术价值。由此，对于民间故事的诗学考察能够参与到小说故事的诗学研究中来，并置于审美文化的当代生活现场，洞见二者之间互渗、交融的大故事文学关系，在文学事实层面，建立以个人创作为对象的故事诗学与以集体创作为对象的故事诗学之间的对话机制，尤其以个人之名改编的集体创作的故事诗学对话机制。

民间文学史观的故事诗学

民间文学是民间的审美、生活的文学，是民间社会的集体创作，其文学史观建基于日常生活而又反观于理性主义。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现代文化运动又受制于现代知识生产的非独立性。因此，面向民间故事的诗学研究起步较晚，诗学意味较少，始终在人类学的文化内涵研究与社会学的现实功能研究之间夹缝求生。强调养成教育价值与审美鉴赏价值，成为民间文学史观故事诗学的一贯追求。然而，其至今难以自洽。

首先，故事诗学讨论的缘起。时年九十多岁的钟敬文曾在《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当前的文学史观是作家文学史观，缺乏对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足够关注。必须充分考虑民间文学的地位、资料价值和历史贡献。钟先生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共鸣，一般文学史观的建构，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诸多问题。同一时期，文艺理论界兴起关于文化诗学的讨论，钟敬文立足民间文学学科和民俗学学科，从民间文学的审美观和民俗学的文化观出发，对话作家文学史观的文化诗学命题，强调作家文学的诗学研究应该广泛吸收民间文学的审美论，大胆借鉴民俗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文化诗学注入民俗学的理论活力。兼具作家和民俗学者双重身份，钟敬文能够深切感受文化诗学与民俗文化学之间的理论张力和创造性关系。

就学科意识而言，故事诗学由故事学家刘守华在《走向故事诗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他着重强调大故事范畴与民间故事的审美命题，突出故事之于青少年美育的独特价值。此后，林继富、夏楠等相继撰文，分别从生活实践诗学、故事诗学语境和故事诗学个案的角度，集中讨论了故事诗学初步的、具体的问题。五年来，故事诗学的研究渐为学界所了解，得到文学、民俗学和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关注，形成了民间文学史观的故事诗学对话作家文学史观的故事诗学局面，其理论范畴的思考也成为重要的学科任务，由此回应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故事学立场。

其次，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与诗学方法的回归。民间文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与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在20世纪初期的发轫同步，西学东渐与现代化运动，成为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两个源头。可以说，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人类学倾向，与民间文学远离文学学科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随着整个20世纪的社会政治变革，这种学科倾向逐渐发展为一种学科取向。其间的50年代有过人民口头创作的文学立场，但本质上也是政治社会学的取向，与文学学科并未有实质性的归属关系。尤其是20世纪后期，更广泛、更深入、更主动的西学东渐过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学科取向，民间文学学科的文学性虽然有了丰富与发展，但比起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越发变为微弱的求索。直到1997年转入社会学学科，民间文学作为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就完全失去学科体制的合法性了。

客观上讲，民间文学学科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滋养，从纯粹的诗学引入社会科学的视角，故事诗学也从中得到力量，积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方法，为其奠定了社会思想史和人类文化史的重要基础。然而，长远的、本质的学科分析，还是需要回应民间文学的诗学属性。于是，2024年民间文学学科从引入社会学向文学回归，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持续百年的社会学人类学取向，最终定格为文学学科。有鉴于此，作为生活世界现象的民间文学，其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向心灵世界的审美研究转型，正是故事诗学的根本目标。

在两种文学史观跨学科对话之间

20世纪90年代，作家文学史观的文学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对象领域，关注文学的文化内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作为文化文本等大文学问题，开启了作家文学史观的文化学方法。以童庆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文化诗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范畴的文学诗学研究。本质上，文化诗学的提出，既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学界两种文学史观的一次跨学科对话。

1997年作为学科调整的界标，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民间文学学科带着浓郁的社会学、人类学色彩，重新对话以作家文学史观为标志的文学学科，反向的回归真是意味深长。诗学方法强调人文意蕴与生命情感的文学旨趣，探求哲理与价值问题，民间文学的文学性自然可以获得诗学的浸润。相应地，故事诗学以故事的艺术世界为对象，以人生立于生活世界的经验实践为品格，具备了伦理型诗学的典型特征，为人的诗意栖居和生活的美好呈现奠定基础，为开创以故事文本为中心的诗学范式提供了积极的可能性。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