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会议安排费孝通先生作主题发言，他在开会前几个月把我叫去，由他口述我来录音记录。他讲了近两个小时，我回去整理后，将整理稿交给先生，先生亲自做了修改，最后形成著名的讲演题目——《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大会发言中，先生由于身体原因，讲了开场白后，委托我代读主题发言。文中特别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为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费孝通在本次大会所提出的“全球社会”理念，对于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特别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费先生的全球社会理念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缘地带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文明间对话”的基础，需要建立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同时也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要义和精华之所在，更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出发点。
从封闭的“他者”到开放的“他者”
人类学对于与己不同的异文化的表述，习惯于用“他者”来表述。早期西方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很多描述，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他们把新大陆、非洲、岛屿世界等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而欧洲又被定义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这种分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欧洲文明中心主义的论调依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维定式。今天我们所讲的“他者”（others）不仅仅指向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的是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other cultures）。我们所关注的不是作为人群的他者，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cultural otherness）。如果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是在试图解决本文化与他文化接触时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评价问题，而晚近以来的人类学家是在运用他文化和他文化的研究成果——“他者性”来反观诠释与重构本文化。对于人类学者来说，人类文化无疑将是人们赖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机制，它正引出一条帮助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道路。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接触，使得人类不能不正视文化在交流技术合作，国际、协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能。而以此为基础，人类学所建立起来的跨文化沟通、文化的理解和共享的理念，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理念。
全球化与和而不同
全球各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特点，但文明之间对话是缩小文明传统二元观（中心和边缘的二元观），也是缩小固有的中心与边缘之间政治文化经济心理等距离的重要渠道，对话是文明延续的重要手段。与亨廷顿的“文明间的冲突”相对立，1998年联合国提出了“文明间的对话”的概念。强调不同文明、价值、民族、宗教的人们，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达到文明之间共生的理念。并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文明间的对话，事实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念，而文明之间的互鉴理念，正是文明间对话的重要保证。各个文明之间并非简单地如早期的进化论所提到的替代的问题，而是相当多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中共存的问题。同时，文明间的对话，毫无异议地包括同一文明内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文明的对话中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政治权利、社会和文化以及生产如何？所面临的问题以何种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全球化与文明对话中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
“和而不同”与“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显人类文明差异性基础上的共同性，从人类文明新形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人类意义。“和而不同”与“和合共生”就是核心的文化观。如果说“和而不同”强调的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的话，那“和合共生”更加强调“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全球社会中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并非是孤立的，其实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也是一种具有共同性、包容性并尊重差异性的文化，在人类学的理念中，突出文化的关联性、共享文化的公正性和责任性以及其生活意义，这样文化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
21世纪可以说是“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世界，文化的建构和文化认同，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讨论的文化主题。如果文明之间不能共生，便会产生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会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从“全球社会”的学理表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话语，都是在强调文化的理解和文明的互鉴在全球舞台上的核心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依托自身文化传统、文化理念和发展经验提出的崭新发展理念，也是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设想的集中表述。
最后我想用《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与他人合著的《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的中文版序中的话作为结语：“我们相信，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之一，在高思维方面能为人类作出许多贡献，例如中国人对天、地、人的看法，灵性、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的丰富知识，随着中国和大中国文化圈的重新崛起，发扬其宝贵文化传统的复兴，也将为世界提供宝贵的‘高思维’资源，从而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赛音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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