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或西方传教士以汉文写作刊刻的汉籍世界史地著作，作为幕末维新期日本广求知识于世界的重要窗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中日学界的共识。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不仅中国固有的学术，西洋的新学新知识也随着中国近世出现的西洋学术著作的汉译这种特殊的汉籍唐本的传来，及其翻刻、训点及日译、抄录等，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得到颇广泛的传播弘通，对于当时尚不具备读破西洋书籍能力的日本人而言，为其求知识于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强调“近世中国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影响非常广泛，无论在政治、法律、学术、宗教等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轻视近世中国，将终究无法完善明治维新史的研究。”
随着“锁国时代”日本海外知识文献的基本面貌与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的基本情况的实证研究的深入展开，中国典籍在近代日本传播的相关细节及具体情况也越来越清楚。但是中国典籍对当时的日本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如对中日学界研究者都很关注的魏源《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也有学者提出，其“影响并没有像19世纪以前传入日本的汉籍那样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其“内容与思想也未超出同时期日本人的海外知识水平”。但是据统计，在1854-1856年三年间日本就出现二十多种选本，其中日译选本达十五种，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到有些译本乃是直接为卒伍水手而译，或作为幕末维新前后旧藩学馆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其在日本影响之深入，恐怕又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本文选择与《海国图志》同年出版的《圣武记》，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的成果，考察其传入日本及其在日本翻刻、翻译的情况，或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典籍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有用的素材。
一、《圣武记》传入日本的基本情况
大庭修的《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一书，汇集了幕末长崎会所各年度交易时的书籍分类账（“书籍元账”），为我们调查相关汉籍传入日本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基本史料。关于《圣武记》自1844年传入日本的情况，大庭修据此在相关著作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这些说明与“书籍元账”或有出入，现依据相应年份的账本作成“《圣武记》传入日本一览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从1844年到1859年十六年间，通过唐船从长崎传入日本的《圣武记》一共有52部（其中残一部），每部价格从1844年最初的25匁，到1849年涨到35匁、37匁、38匁，1850年再涨到40目，到1859年竞买时，两部的价格高达160匁3分，每部超过80目。涨价的原因，除了大庭修分析的“日本国内对此书的需要量在提高，或是由于中国国内此书的畅销而难以携来”之外，可能与该书出版的重订本（1844年）和三次重订本（1846年）有关。25匁、35匁、40目也可能就是《圣武记》初版、重订本和三次重订本的价格。以25匁的价格传入的只有八部，35匁的十一部（其中一部38匁、二部37匁），40目的三十一部，超过80目的二部。相比之下，《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晚，而且传入的部书也只有二十二部。当然其部头大，价格也贵。值得注意的是，《海国图志》传入之后，翻刻、翻译版本较《圣武记》多得多。
输入中国典籍部数之多且频繁的，与现实紧密相关的，还有一本书值得注意，即戚继光的《练兵实记》。1810年的长崎输入书籍目录上就可以看到（午十番船，一部二套），到1841年的丑二番船带来二部各二套（每部五十目）、翌年寅二番船带来一部二套（柳生订购，价格涨到六十五匁），1845年账上记载输入四部（共百五十目），1846年为十一部各一套（其中有帙一部，三十目；无帙十部，二十五匁；共二百八十目），1847年午二番船载三部各一套（三十目一部）、同午四番船载三部各一套（价格降为二十目一部），到1849年申三番船载一部六本（价格为十六匁）、同申四番船载三部各一套（有帙，每部十八匁）。而1843年的竞买账目上，有十二部最高价为三百五十匁五分的记录，每部近三十匁。这部中国传统的兵书，在日本“开国”之前至少有四十一部输入到日本，其价格一路走低，与《圣武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纵观《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的各种账本资料，鸦片战争之后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大部分还是中国的传统经典，集中儒家经典，特别是朱子的相关著作，更是常销书籍。如《四书汇参》（《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清王步青辑）输入日本的总部数不过30部，虽然没有《圣武记》多，但是其频率也非常高。其他如《朱子家训》、《四书困勉录》（《四书讲义困勉录》，清陆陇其撰、陆公镠编）等也是如此。详细的对比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展开。
二、《圣武记》在日本的翻刻
王晓秋较早关注《圣武记》在日本翻刻的情况，他在详细论述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之后，对《圣武记》的翻刻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魏源的另一部名著《圣武记》在日本翻刊得更早。1850年（嘉永三年）就有鹫津毅堂训点的《圣武记采要》上、中、下三册，由夕阳楼刊印。内容主要包括《圣武记》的《武事余记》中的议武五篇，即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军政篇与军储篇。鹫津毅堂在自序中说明翻刻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他说：“予倾借观圣武记于一贵权家，凡十四卷，系清人魏源撰述。”“而议武一篇，最为作者所注意。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身遭遇其际，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其形势，然则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也。予乃抄写付之乎梓，题曰圣武记采要以问乎世。任边疆之责者能熟读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则其实用或倍乎！”（鹫津毅堂：《圣武记采要》自序。）可是，这部书由于出版时没有得到幕府的许可，竟被勒令绝版，鹫津毅堂也被迫从江户逃到房州避祸。
同年的另一种翻刻本是斋藤拙堂的《圣武记附录》，共四册。收录了《圣武记》的全部《武事余记》，内容比前书更多，还载有魏源的《圣武记叙》。
《圣武记》在日本的第三种翻刻本名叫《他山之石》，是木活字五册本，大约也是嘉永年间出版。其书名借用《诗经》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诗经·小雅·鹤鸣》），意为他国历史经验可以用来作为本国的借鉴。这部书的一、二册收录了《圣武记》九篇记事。第三册是杨炳南的《海录》，第四册包括汪文泰的《英吉利考略》、焦循《荡寇记》、徐鲲《炮考》，第五册是蒋友仁的《地球图说》。《他山之石》即是由这些书摘编而成。
如上所述，《圣武记采要》作为一个明确标明出版年（“嘉永庚戌新镌”）、刊行者（“夕阳楼藏梓），且有训点者鹫津毅堂所写刊行原委的《圣武记采要序》的翻刻本，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国内的魏源研究者，也很早注意到这个翻刻本。此序文，李瑚《魏源事迹系年（三）》卷末曾节录，《魏源事迹系年》后经修订增补，录入该序全文。后来又全文录入夏剑钦、熊焰的《魏源研究著作述要》。以上各种，在引用此序文时，皆难免豕亥鱼鲁之误，现在对照原文，加以标点，全文照写如下：
孙子以火攻为下策，然方今防英夷之术，除火攻则无可措手。盖时势之变而兵法之不可一定而论也。战国以降至于明清，兵家之书，六韬、孙、吴、司马法、尉缭子、素书、李卫公问对、大白阴经、武经总要、虎矜经、何博士备论、守城录、江南经略、纪效新书、练兵日记、武备志之类，不止百数部，而求其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厪厪而已矣。予倾借观圣武记于一贵权家，凡十四卷，系清人魏源撰述，自天命天聪至于嘉庆道光，大小征战一一缕述之，又有附录四卷，一曰兵制兵饷、二曰掌故考证、三曰事功杂述、四曰议武。是篇比诸书最晚出，故其所论颇切于时势，而议武一篇，最作者之所注意。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身遭遇其际，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其形势。然则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也。予乃抄写付之乎梓，题曰圣武记采要，以问乎世。任边疆之责者，能熟读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则其实用或倍乎孙吴矣。今有二人，其一人好古器，一人好新器，则人未有不以好古器为胜也。夷考之，则古器虽雅，未若新器之适乎时用而便且利也。呜呼，今之说兵者，无以是篇之晚出而轻之则可也。
嘉永三庚戍夏四月毅堂学人鹫津监撰乎夕阳楼无人处
兰洲川岛亮书
读此序文，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视《圣武记》为兵家之书，与古代兵书相比，因其最晚出，故“其所论颇切于时势”。强调兵家之战术要“适乎时用”。第二、最重视《圣武记》附录中的“议武一篇”，认为“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之所以如此，因为此篇出自作者的切身所感和实际调查。即所谓“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身遭遇其际，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其形势。”第三、将此篇抄出刊行付梓的目的，在于希望“任边疆之责者，能熟读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则其实用或倍乎孙吴矣。”充分肯定了该篇的“实用”价值。
关于《圣武记采要》触幕府之忌而造成所谓“圣武记事件”，《鹫津毅堂先生碑》碑文曰：“嘉永庚戌，君豫虑洋夷之患，手抄清魏源圣武记，曰采要，上梓颁同志，触幕府忌讳。有司将中以法，乃避之房总野间。”鹫津毅堂（1825-1882），尾张丹羽郡（今爱知县一宫市）人，幕末、明治时期的儒学家、诗人。字重光、号毅堂、苏州，通称郁太郎、九藏。据上述碑文记载：“君幼颖悟，受庭训，略通经史。年二十，考既亡，将奉遗命游学，妣戒之曰：吾门中圮，汝当勉学再兴，不然，吾不子视汝。因手剪红白帛，结之襟，以备遗忘。君泣而拜之，赴伊势，从学敬所猪饲氏。既而游江户，入昌平学。”接下来就写到上面的事情。此后，1853年为久留里藩（今千叶县君津市）儒员，后致仕，1865年任尾张藩主侍读，后任藩校明伦堂教授、督学。维新后，曾任米登县（宫城县一部分）权知事，“适淫霖骤冷，五谷不登。君百万救济，一县得无饿殍。庚午（1870）夏，叙正六位，无几免官。此岁朝廷赏功赐禄一万五千石于藩侯，侯分与二百五十石于君，以其辅翼有劳也。”后历任宣教判官、司法少书记官、司法权大书记官，列东京学士会会员。有《毅堂集》、《亲灯余影》等著作。其外孙永井荷风所著《下谷丛话》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
宫武外骨的《笔祸史》将《圣武记采要》列入“出版年代不详的图书”中。但只是简短地说：“说到《圣武记》，只听说是清朝魏源所著，大概是采录其要点的书，不知内容如何。”列入此类的绝版书，都是没有见到实物，或者虽然见到实物而其出版年代不详者。因为该书明确标有“嘉永庚戌新镌”，可见作者宫武外骨没有见到《圣武记采要》原书。“施行暴威的德川幕府，也难敌时势的到来，在外患内忧交织而起，特别是勤王爱国之士奋起之时，已经无暇顾及去抓捕图书的作者和出版者。时代到了激荡的嘉永之后，就几乎没有图书绝版之事，正是因为幕府自身的前途命运也处于危急之中。其末路有趣且可悯。在如此时势中，此后的笔祸者，可以说在当时具有国事犯的性质，皆限于勤王家或攘夷党，其多属上书、檄文、诗歌、书牍之类，作为著作的版本一切皆无。”即“在世态骚然的嘉永之后，没有图书绝版之事。”
虽说是“笔祸”，但实际上，鹫津毅堂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多么严重的处罚。1850年4月《圣武记采要序》完成，5月9日幕府下令禁止民间关于海防（“海岸警卫”）的“蛊惑人心”、造成社会不安定的“种种妄说”或“无益之疑说”。中秋之后，鹫津为了避免町奉行所的盘问，去房州（今千叶县南部）暂避风头。据永井荷风发现的史料、金森盛德抄录的《温古新闻记》中的“嘉永四年辛亥二月二十四日”项记载：
同月二十四日圣武记采要一件解决。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御町奉行所传唤，同居于牛込通寺町松源寺的浪人鹫津郁太郎，其出版此书，印刷者是神田松永町半次郎，印刷之后，此书渐渐惹起麻烦，众议森严，对此，郁太郎未付半次郎印刷费，板木就此保管而不齐全，半次郎将印刷本拿到町奉行所时，郁太郎已经不知去向。去年曾三次传唤半次郎，今春又三度传唤，今日得以解决。
罚款 三贯文，书籍印刷者 半次郎。
永井荷风认为此事件“并未处罚鹫津毅堂，而是对印刷者处以罚金。”所谓“圣武记事件”的情况基本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笔祸史》的作者还是永井荷风，都没有见到过《圣武记采要》原书。永井荷风说：“我于坊间的旧书店搜寻毅堂的采要而不得，便一览其原本圣武记。圣武记解说自清朝国初以来历代武事兵制之沿革，各章的结尾处有作者的评论，其主旨在于慨叹近来英鲁两国入寇及回教匪徒反乱之际，清国武备之不周，以此警示世人。圣武记始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两年后补订，到二十六年又加以增订，是乃我弘化三年。因而，此书可谓我舶来之新书中最新者。” 如果因此认为《圣武记采要》是据1846年增订本摘录，就完全错了。经核查，采要所据原版实际上为1842年初版。
根据现有资料，列“《圣武记》日本节录翻刻一览表”如下：
以上翻刻本，或“采要”，或“摘录”、“拔萃”，皆为节本选刊，而所依据的版本，除《圣武记拔萃》校订者中山信古明言“翻刻重订本以公乎世”外，均为初刊本。从翻刻的内容上，如大庭修所言，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特色”。最初翻刻的内容，是关注“海防策”的卷十四武事余记·议武五篇，既而将整个附录，卷十一至十四武事余记全部翻刻。从《他山之石》中的《圣武记摘录》和《圣武记拔萃》翻刻的内容来看，俄罗斯最受关注。初版中的《廓尔喀附记》就是重订本中的《俄罗斯附记》。其次，两者都选刊了《嘉庆东南靖海记》，而且《圣武记拔萃》卷三中选刊的另外两篇也是关于“东南靖海”和“台湾”的记事。面临不得不“开国”这一时代的转变，“海防”是当时日本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一个重大议题。而清朝的经验教训，如书名“他山之石”所示，无疑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借鉴。
三、《现代日语译本《圣武记》
1844年《圣武记》传入日本，经过了一百年，到1943年，日本出版了魏源第三次重订本的“全译本”，而且译者署名为“兴亚院政务部译”。其原委，《译序》中有说明，全文试译如下：
本书的原本依据魏源的第三次重订本，即道光二十六年的刊本。亦参酌了期间的新版本。
魏源生于乾隆之时征伐楚苗之前，长于嘉庆征教匪、海寇之时，至道光征回疆后，始出仕京师，期间查明研究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涉及其生前数十大事，收之于胸中，追溯其物力之盛衰、人才、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深究审明。至其侨居江淮之际，海警忽到、军问纷至，于是慨然触其胸中之所蓄积，尽发其积藏，驰骋往复，取其涉及兵事及议论若干篇，成四十余万言，即为本书著述之缘由，时在道光二十二年。
其所论之宗旨虽在警外先整内，其著述与论旨虽然时代不同了，而对于当世而言足以可资参考反省者亦不少，关键在于读者的眼光如何。
彼曰：“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斯之谓折冲于尊俎。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云云。
以上为魏源于其自序中所言。其内容记事详述自创国以来至道光年间所起几多事件之变迁，方略、用兵、绥抚、地势、风俗、政策之利害得失等，即其时代之情势，横说纵论，最为勤勉。今日，处日中关系尚需研究之秋，相信对照国情、民俗、历史之情态，如能有可熟察参考之处，裨益亦不少矣。
此乃译本书之缘由。
昭和十八年（1943）九月
译者识
此译本虽谓全译本，但是魏源的原书的《圣武记叙》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篇什译出，而是以上述《译序》代替了，尽管此《译序》中已经包含了作者《圣武记叙》中的主要内容（上面的划线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在最后增加了一项《地名·人名假名附》，分卷对每一卷中出现的地名、人名“按照北方音”标注了日本的片假名，并在此附录前有署名“编者誌”的序言说明：
圣武记的事项涉及古满洲、内外蒙古、伊犁、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从人名地名到山川湖海，难读的文字很多。虽然知道标上假名有利于读者阅读，但此非易事，且又恐谬误流传，所以不敢为之。然而出版之际，不能辜负书肆之切望，不得已试以北方音标上假名。虽说是北方音，然而以日本假名来表现其音颇为困难，不过仅仅是以稍类似之音来表现而已，有与实际发音相差甚远者，如果能够以此为端绪而就教与其地其人则幸甚！
综上所述，这个译本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译者未标个人，而标“兴亚院政务部译”，除正文的翻译之外，有“译者识”的《译序》，在附录的《地名·人名假名标注》中还有署名“编者誌”的《圣武记假名标注之事》的序言（“端书”）。可见，翻译《圣武记》是政府行为，而非某个人所为。兴亚院是1938年12月第一次近卫内阁中设置的由首相任总裁的对中国占领地区加以综合统治的中央机关。其中有政务、经济、文化三个部，政务部第一课、第二课负责对华政策的设计及对中国新政权的政治协助等事务，第三课负责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查事务，收集相关情报。除了利用其设立在中国华北、华中、厦门、蒙疆（张家口）各联络部收集情报出版《情报》、《调查月报》等杂志外，还出版相关书籍，为占领和统治中国作参考。第二、强调《圣武记》虽然是一本历史著作，但是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译序》中特别翻译《圣武记叙》中的内容，“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现在读后，觉得有一种反讽的意味，《译序》中所言将此译著作为“参考反省”之资，译者或许真有一种“反省”的眼光，也难料。第三、从所附人名地名假名注音来看，可知编译者为地道的“中国通”。而且注音的目的也是想为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或对于想要进一步实地了解中国的人提供线索。
四、余论
魏源同年出版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尽管《圣武记》先传入日本，但是有论者认为“在日本渗透的程度和影响远不及《海国图志》。其原因在于《圣武记》大半是清朝皇帝创业以来的武功史，日本人对此不怎么关心。卷十一至十四末尾诸卷日本人虽也关心，其翻刻版也出版了一些，其视野限于军事上的问题，不如《海国图志》那样涉及西欧诸国的人文、社会现象视野之广，因此与《海国图志》相比，人们对《圣武记》的兴趣不大。”这种分析虽然不无道理，而魏源著作这两部书的用心及其不同侧重之所在，幕末儒者盐谷宕阴（1809-1867）早在嘉永七年（1854）的《翻刻海国图志序》中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他说：
予向者读魏默深《圣武记》，以谓此魏氏之惩毖录也。道光鸦片之乱，殆与朝鲜壬辰之事类，而默深之忠慨义愤，十倍柳成龙。于是欲述惩前毖后之意以儆世。然举败事近于扬谤，颇有难于立言者焉。故首纪祖宗丰功伟烈，然后及武事余记，若曰今能师祖宗，则于善后乎何有？而善后之方，寓乎余记。可谓立体之得宜者矣。及读《海国图志》，则又谓此惩毖外篇也。记以省我、图志以知彼。英主硕辅，能斟其意、择其策，举而施诸政事，则转祸为福、变凶为吉无难也。
将《圣武记》作为“惩毖录”，盐谷认识到魏源的“忠慨义愤”和“欲述惩前毖后之意以儆世”的目标，而且在具体的写作与表现方法上，体会到魏源的良苦用心，即“举败事近于扬谤，颇有难于立言者焉。故首纪祖宗丰功伟烈，然后及武事余记，若曰今能师祖宗，则于善后乎何有？而善后之方，寓乎余记。”并赞赏这种做法“可谓立体之得宜者矣”。与《圣武记》相对应，他认为《海国图志》为“惩毖外篇”，两者的关系为“记以省我、图志以知彼”。盐谷对魏源理解得如此透彻，当然与当时中日两国的相似境遇密切相关，可谓魏源的“海外知音”。
而同在1854年，因吉田松阴“偷渡”事件而受牵连、身陷囹圄的佐久间象山在狱中则直接将魏源称为“海外同志”。他在《省愆录》中写道：
先公登相台，嗣管海防事。时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予感慨时事，上书陈策，实天保壬寅十一月也。后观清魏源《圣武记》，亦感慨时事之所著。而其书之序，又作于是岁之七月，则先予上书，厪四月矣，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正可谓海外同志矣。但魏云，自上世以来，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遂以坚壁清野、杜绝岸奸，为海防家法。予则欲盛讲炮舰之术，而为邀击之计，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是为异耳。
可见，魏源对幕末日本的影响，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思想比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先进，或其见识视野比他们高远广博，他们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可以不一样，关键是这些不同无碍于他们在相似的西力东侵的国际境遇中作为“海外知音”或“海外同志”的精神上或情感上、心理上的相契、相惜。从这种意义而言，谈魏源的影响，恐怕就很难将其《圣武记》与《海国图志》截然分开来讲。但是，不能不承认，《圣武记》在幕末日本主要还是作为一部“兵书”来看的，从1850年鹫津毅堂的“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的充分首肯，到1854年佐久间象山嫌魏源“以坚壁清野、杜绝岸奸，为海防家法”保守，而主张要“盛讲炮舰之术，而为邀击之计，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即提倡主动进攻、以攻为防的不同策略，观点虽然不同，重视的都是其兵法、战术的方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日本从西方列强的威胁下“挣脱”出来而变成了列强中的一员，中国这个昔日日本的“唇齿之国”也变成了日本与西方列强共同侵略的对象。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清朝衰亡的历史，成为实现或巩固日本“兴亚”理想的新使命和新“借鉴”。于是，《圣武记》作为历史著作又重新得到重视。
内藤湖南（1866-1934）在论述清代的史学时，指出《圣武记》是魏源写的“清代的现代史”，而且是对清朝的衰运“怀着很大的历史兴致来写作”的，因此也能“唤起读者很大的历史兴趣”，感叹魏源的《圣武记》“用如同诗一样的写法，具有刺激读者的力量。”。而且，内藤1915年8月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史通论》，其所列的纲目中，就将《圣武记》（三种）列为“关于清朝史著述”标本之首位，并言及其传入日本的情况与特点，说：《圣武记》“在日本也翻刻了其一部分，且传入日本很多部，无论是谁，想看的话都可以见到。该书有三种版本，每版都不同，总之，它是由中国人对清朝了历史经过自己的新思考而写成的最有力的著述。”而他早在1900、1901年发表的论文《清国创业时代的财政》、《清朝兴衰的关键》中大量引用了《圣武记》的内容。后来这些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其出版的《清朝衰亡论》（东京：弘道馆，1912年）中，在1944年其《清朝史通论》出版之际，《清朝衰亡论》又被录入再版。兴亚院政务部所译《圣武记》的具体缘由，虽然尚待查明，但可以肯定，它与像内藤湖南这样的与当时政局紧密相关的“国策性”学者或“智囊”不会没有关系，尽管在这部“全译本”《圣武记》出版近十年前内藤湖南已经去世了。
魏源的《圣武记》1844年传入日本后，从1850年翻刻本《圣武记采要》被幕府禁止出版到1943年由政府组织力量以“兴亚院政务部”的名义全文翻译出版，经历了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中，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历史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百年前的这本中国典籍在日本，随着“读者的眼光”的变化，或者重视其作为“兵家之书”的属性，或者将其视为史家之书、作为一个清史著述的标本；或者对其兴味盎然，或者觉得兴趣不大。探索《圣武记》在近代日本传入、翻刻、翻译这百年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因素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作用提供一个鲜活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