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轻到年老，人类的大脑会经历怎样的变化？不必深入各个脑区的细节，只说一个最主要的部分。步入中年以后，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将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衰退，这将导致三种大脑功能的减弱。
首先是快速地分析问题并提出创新解法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下降限定了创意型工作者走下职业巅峰的期限。其次是处理多线程任务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下降意味着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分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青少年可以一边戴着耳机听歌，一边读书或完成作业，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在工作时，尤其是在处理难度较高的数据分析或写作任务时，越来越需要处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中，才能避免失误。此外，前额叶皮质的衰退还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这一点比较符合常识。
由于前额叶皮质涉及的这几种大脑功能的减退，一些早期的研究会得出一个笼统的结论，认为人的智力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而近年来的研究则频频推翻了这种武断的结论。在创新能力、专注力和记忆力减退的同时，年长者的其他几种大脑功能却在稳步增强。
头一种增强的能力是表达能力。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词汇量与日俱增。虽然由于记忆力的减退，有时候想起一个词得费点工夫，但我们头脑中储备的概念总量却是不断增加的。此外，我们对语法的使用也会更加精准。这样一来，年长者就能更好地向他人解释抽象的概念，也更善于解读他人的想法，甚至能比那些概念的提出者说得更清楚，更一语中的。年轻人和智慧的长者对话时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与表达能力的增强有关，年长者通常也更善于综合多种不同的思路。这种强大的综合性思维在某些领域里尤为重要。在观察前面我们提到的各种职业的统计数据时，研究者注意到一个例外。和大多数的专业人士不同，历史学家的职业下行期到来得极晚，平均在从业四十年以后。学术经验越丰厚的历史学家，驾驭海量历史资料的能力就越强，也越能综合多种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写出视野极其宽广的大作。年轻的历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类似，他们的研究成果多半是在专精的问题上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而年长的历史学家则更有能力写出带有总结性质的通史，从而回答更宏大的史学问题。
除了表达能力和综合性思维，年长者还有一项稳步增长的能力，这就是能够将复杂的想法付诸实践。那些富有经验的资深从业者在和年轻人共事时，时常会感到他们有点“一根筋”，容易“钻牛角尖”，其实这就是因为年轻人还没有养成综合性的实践能力，常常认定一套道理就孤注一掷地行动。综合性实践能力随年龄的增长造成了统计数据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和理论数学家相比，应用数学家的事业巅峰出现得明显较晚。这是由于理论和应用研究所需的核心能力不同。理论数学研究要求极强的分析和创新能力，而应用数学家则需要将数学原理迁移到多种多样的领域当中，在理论和广泛的实践之间灵活地构筑通路。这种综合性的实践能力正是年长者的强项。
1971年，英国的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提出了一个模型，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刚才列举的年长者的劣势和优势。他将人类的智力分为两种，一种是流体智力，一种是晶体智力。按照卡特尔的定义，流体智力指的是推理、灵活思考以及解决新问题的认知能力。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天智力。而晶体智力，指的是以习得的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能力，也就是后天积累的智慧。由于人类的大脑结构随年龄增长发生的变化，我们先天的流体智力会不可避免地逐渐减退，而后天的晶体智力却在稳步增强。
说到这儿，我们终于可以解释人生的“第一曲线”和“第二曲线”的意思了。人生前半程的流体智力定义了我们事业发展的第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是为年富力强，勇于创新的人准备的。前面提到的各种统计数据，描述的也都是这一条曲线。在达尔文、鲍林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的生涯里，强大的流体智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帮他们在人生的上半场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可是随着流体智力在晚年的衰退，他们的创新能力势必大不如前，这时一味地固守从前研究型的职业路径，取得的成果就非常有限了。
同达尔文和鲍林相似，巴赫早年间在作曲方面的成就也得益于他的流体智力，而当他的第一条职业曲线开始走低时，巴赫却难得地实现了从流体智力向晶体智力的跃迁，跳上了第二条曲线。他将事业的重心从创作转向了教育，发挥出了表达方面的长处。另外，他在指导孩子的过程中完成的一系列创作，其实是对他多年来关于音乐的思考的综合性应用，带有总结和综论的性质。晚年的达尔文因研究的停滞而陷入沮丧之中，鲍林则在和他的反对者们艰苦地缠斗，而巴赫的生活却幸福而安然，还写出了令后人惊叹的作品。他们三人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完成了从第一曲线向第二曲线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