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三位历史人物的例子。第一位是我们熟悉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达尔文都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在人生的后期，达尔文一直因为职业下行而郁郁寡欢。他22岁登上“贝格尔号”参加环球考察，27岁就提出了物竞天择的理论。此后，他不断发展自己的学说，终于在50岁这一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自此真正在科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是从这以后，达尔文的研究却再没取得过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从后世回望历史，最令人惋惜的是达尔文错过了同时代一项极其关键的科学发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而就在这一年前后的几年间，奥地利的孟德尔，就是中学生物课本上那位种豌豆的神父，探索出了遗传学的基本规律。这正是达尔文推进理论最需要的智力成果。然而很可惜，孟德尔当时的影响力很小，论文只用德语发表在一份不起眼的学术刊物上，达尔文没有机会读到。在50岁后的二十多年里，达尔文一直在苦苦寻找理论的突破点，尽管学界逐渐接受了他的理论，也给予他极高的声誉，但他却始终为研究的停滞而苦恼。直到去世，这种走下巅峰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他。
如果说达尔文面对职业下行的姿态还算是体面，那另一位科学家莱纳斯·鲍林的晚景就更令人难以评说了。在历史上，鲍林是唯一一位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都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传奇人物。鲍林出生于1901年，和当时大多数的研究者一样，他也是在二三十岁上取得了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他集大成的作品《化学键的本质》是化学史上不朽的名著，他也因为对这一领域作出的贡献，在53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此后不久，鲍林又因为积极投身于反核运动而于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时间，这位常年埋首于实验室的学者风光无两，然而事实上，他已经有至少二十年没有取得过实质性的科研进展了。很可能是由于无法接受公众关注退潮后的孤寂感，鲍林的思想在晚年逐渐转向极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宣扬缺乏科学依据的医疗手段，成了学人们眼中不可理喻的怪人。
面对职业下行，达尔文的选择是死守阵地，默默忍受时不我与的落寞，而鲍林则将内心的苦闷投射到外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负面影响。有比较积极的例子，这就是音乐家巴赫。
今天都知道，巴赫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可是在他的时代，他的声名却被后人淹没了。作为作曲家，巴赫成名甚早，但他擅长创作的巴洛克音乐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一种过时的风格。倒是他的儿子小巴赫因为擅长创作更为时髦的新古典主义音乐而声名鹊起，很快就取代父亲，成为家族里最受人敬仰的音乐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小巴赫的评价一直高于他父亲。当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说起巴赫，他们说的都是小巴赫，而不是老巴赫。可是在老巴赫去世了一个多世纪以后，人们却开始重新发现他的作品，其中最令人赞叹的一部是他创作于晚年的曲集《赋格的艺术》。有意思的是，《赋格的艺术》其实是巴赫为了向孩子们传授作曲技巧而创作的一部示范性质的作品。当自己早年间的成就被儿子的光环遮蔽以后，巴赫并没有因此而苦恼。他为儿子深感骄傲，自己则转身成为一名音乐导师，用前半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支持孩子们的音乐事业。巴赫一生有二十个孩子，十个活到了成年，其中四人成为作曲家，都留下了传世的作品。巴赫的晚年过得很幸福，他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继续探索着赋格和卡农的可能性，为孩子们的成就而欣喜，最终安然地离世。而在百年后，他的作品却再次获得世人的瞩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最成功的杰作都诞生于他为孩子们教授音乐知识的过程中。
达尔文、鲍林和巴赫代表了中年人应对职业下行的三种选择。达尔文固守在曾经取得过成就的道路上，试图用勤奋来扭转职业下行的趋势；鲍林转向了自己并没有深厚积累的医疗领域，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动作变形，遗憾地沦为世人的笑柄；而巴赫则坦然地重新规划了后半生的职业路径，从创作者转变为指导者，却在成就后辈的同时意外地赢得了后世极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