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写下这些金句的这个人，用今天的标准衡量，绝对算得上心灵治愈类文案高手：
1.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2.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
3.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4.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生那有空闲的光阴
5.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这些均出自曾国藩之手，写于和太平军生死对决期间，大体围绕着磨练意志力和敬畏天命的主题而作。
血雨腥风的日子足以令人焦头烂额，曾国藩为什么还要抽时间思考这些？
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曾国藩一生中的绝大多数金句都写于他最煎熬的20年。日日难熬，日日熬，关关难过，关关过。沙场上命悬一线的生死绝境他要面对，官场上人事的纠缠和掣肘因为关涉战事的成败，他也必须处理，而家族里亲友的牺牲、责难，也是他所势必背负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曾国藩，已经是淬炼出炉后能熬、能撑的晚清名臣。但你可知道，在这期间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面对着怎样的困境，又是如何撑过的呢？
让我们看一下在他和太平天国对决之前的安庆大战中，他经历的生死困局和他的心态。
下文节选自《夹缝中的总督》
第三章“祁门被围”
当东征结束后，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回师西向发动的攻势已经让湘军应接不暇，让北岸的胡林翼喋血不止，让南岸的曾国藩几于自杀。
曾国藩的皖南防守策略
曾国藩预判当年秋季太平军定会大举西犯。因此，面对东路各地的纷纷告急和皇帝的严催速进，他顶住压力，拒绝分兵救援，而是先取守势，稳住后方。前文提到，曾国藩南渡长江前调整了部署，北岸仍旧重兵围攻安庆，他则南渡长江，前往皖南布置防守，抵御南路太平军的秋季攻势。
皖南，即安徽在长江以南的部分，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隔长江与安庆等地相望，东通苏、常，南挨浙西，西靠江西东部的景德镇等地。
皖南既是一个独立的战场，也是安庆大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太平军，皖南是必争之地。这里是长江南岸屏障天京的前沿阵地，也是打入江西、湖北和湖南等湘军大后方的必经之路。经皖南，南岸的太平军可以从刚建立的苏福省向西，或北渡长江支援安庆，或攻入江西威胁湘军后路。因此，曾国藩亲自率军在皖南布防，一来策应北岸的安庆会战，二来护卫江西后路，三来作为两江总督，摆出姿态，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对苏、常士绅。
随着曾国藩的到来以及太平军东征后的西顾，双方围绕皖南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
曾国藩把大营设在了徽州府西部的祁门县。祁门位于万山丛中，周围重峦叠嶂，山势陡峭。县城在山间的盆地中，仅有一条官马道与外界相连，东边可到徽州，西边可抵达景德镇。县境内人烟稀少，物资贫乏。单从战术来看，有人认为这是 四战之地 ，也是兵家绝地，不宜扎营；但是从战略来看祁门很重要，是 控扼皖南东西大道的要点 ，又离长江不远，祁门驻军可以通过长江中的湘军水师与北岸湘军联系，互相支援。曾国藩扎营于此，目的就是东联徽州之声援，西保江西之门户。
由此来看，东边前线徽州等地的战事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离他较远的苏州、常州可以不去救，稍远点的宁国也可以不去救，但是徽州却不能不救。徽州府在皖南的东西大道上首当其冲， 太平军攻下宁国后，下个目标必是徽州。再者，徽州是曾国藩的前沿阵地 ，徽州若失，祁门大营将直接暴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因此，曾国藩兵入皖南的第一步，就是保徽州府城。
曾国藩本想等各军到齐，东路的徽州府城由李元度驻守，东北方向的旌德县由张运兰驻守，太平县由鲍超驻守，而曾国藩自守中路的祁门县，西路的景德镇由左宗棠防守，五路相为掎角之势然而，眼下悍将鲍超经历太湖恶战后回乡休假尚未回归；其他能战大将张运兰、左宗棠等正在赶来途中，于是曾国藩决定先派爱将李元度率三千人驻守徽州。
此时，太平军各部围绕解安庆之围展开各自行动。陈玉成 在长江北岸向西行军， 李秀成 兵入江西，而 杨辅清、李世贤 等部则在皖南、浙江等地猛攻，牵制湘军和其他清军的兵力。咸丰十年八月， 杨辅清、李世贤、赖文鸿、古隆贤 等合力攻下皖南重镇宁国府城，随后，李世贤率兵四万继续南下，剑锋直指徽州。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堂弟，英勇善战，被封为“侍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名将。
因此，李元度的任务极为艰巨，以三千对阵四万，必须在各军到位前抵御住李世贤的攻势，守住徽州。不然曾国藩的部署规划将全部被打乱。
李元度，字次青，比曾国藩小十岁。他才华横溢，文采斐然，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常伴其左右，在撰写奏稿、参赞军机上是一把好手，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意见。后来，李元度独立带兵，转战各地。二人的关系超越一般幕僚与军政主官的关系，颇有感情。曾国藩在丁父之忧时给李元度写信，表达对他的“三不忘”之情：不忘在靖港之败后，李元度对自己的安慰和扶持，让自己渡过生死难关；不忘九江大败后，李元度创立平江勇，护卫自己，保全湘军根本；不忘樟树镇之战后，李元度率军独当一面，守卫江西东路，勉力支持大局，赢得时间等待援军尽管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深厚，对他颇有溢美之词，但曾国藩也清楚李元度纸上谈兵的功夫有余，实际带兵打仗的能力却不足。不过，鉴于李元度自立门户和建功立业心切，作为师长的曾国藩对他仍尽力支持和悉心调教。
这一次，曾国藩交给李元度守卫徽州府城的任务异常重要且艰巨。徽州濒临战争前线，饱受战火摧残，周长十三里的城墙残破不堪，墙上长满了荒草，女墙多有坍塌，防御工事急需修整。此外，原徽州防兵因未及时发饷而正在闹事，甚至有人暗通太平军充当他们的向导。李元度率领的平江勇仅有六营三千兵力，他要面对的是由太平军骁将李世贤率领的多达四万人的大军。工事不坚，兵力悬殊，守城任务确实艰巨。不过李元度有信心，“自许能守之”。
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一天，李元度整军向徽州进发。曾国藩还是放心不下，对他约法五章：戒浮、戒过谦、戒滥、戒反复、戒私。随后，曾国藩又嘱他守城御敌之策：一是求稳为上，静守为主，抵达徽州后，立即修葺城墙，安营扎寨；二是兵力宜合不宜分，李元度所统之兵大多为新兵，战斗经验不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可再分。
徽州府城东北外六七十里有绩溪县城，绩溪县城外三四十里有丛山关，地形险要，是防守徽州的藩篱屏障。李元度颇为自信，深信“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一到徽州城，先派两营前往城外的丛山关驻防。八月十九日夜二更末，曾国藩收到李元度来信，得知他分兵防守丛山关，想凭险御敌。曾国藩担忧李元度的安排“恐不可靠，还是劝他若无十分把握，不如专保徽州城，兵力不宜分。这一夜，曾国藩“竟夕不成寐。
接下来的几天，曾国藩时刻牵挂前线战事，与李元度每日一书，千叮万嘱，不要分兵，不要轻易出队作战，只做好安营扎寨，修好城墙工事，坚守几天，援军必至。在前线的李元度却很有主张，所做之事处处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与前线之间有一天的信息差，就为这一天，他熬了很多不眠之夜。
二十六日夜二更，曾国藩得知徽州已然城破，李元度下落不明。李元度应该是殉节了，尽管他在这一次战斗中多不遵指挥，私做主张，但毕竟是与自己曾经共患难渡时艰的朋友、门生和爱徒，想到这里，曾国藩悲从中来，“殊为凄咽”。或许因为连夜不眠早已透支精力，或许得知战事已成定局，曾国藩在自责后，当晚倒是“睡颇成寐。次日，曾国藩又想起了李元度之败，陷入了深深自责：明明知道李元度无带勇打仗之才，偏偏还要纵容他去做，还要派他去危险的徽州前线，为什么不让他去做本来适合和擅长的工作呢？曾国藩叹道：“哀哉此人！吾用之违其才也。”
徽州城破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向皇帝汇报徽州之败。出于对李元度的同情，曾国藩并不提李元度不受节制，而是称他守城时“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由于敌众我寡，营垒来不及修筑，才造成城池失守曾国藩弱化了李元度的失城之责，甚至有褒奖他的味道。
然而意外的是，就在发折后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却收到了李元度的信。原来李元度并没有殉节，城破那晚他全身而退。在信上，李元度解释了城池失守的原因：他抵达徽州，城墙还来不及修葺完善，李世贤就已兵临城下；攻守之中，原徽州的防兵忽然崩溃，从祁门大营来的援军也崩溃，带坏了全局，他所带的平江勇独力难支；李世贤的兵力多达七八万，凶悍异常，敌我悬殊，最终失败。
读罢，曾国藩气不打一处来。从信中看出三层意思：一是李元度不听节制，让他尽快修城扎寨，完成防御工事，他却做不好；让他合兵静守，他偏要分兵出战；二是李元度带兵能力差，约束不住军队，难以临阵应变；三是李元度不能勇于承担全责，反而抱怨他军，不认真检讨，反而怙过饰非。当然，如果李元度城破殉节，鉴于其大义，一切错误便可既往不咎；然而，他却在城破时全身而退。这不仅不符合大节大义，也违反了当时的《大清律例》，按律，“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
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曾国藩又是竟夕不能成寐。根据以往李元度的表现，曾国藩怀疑他有没有认真备战，攻守时有没有拼死御敌，又疑问为什么城破后李元度跑到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至今没有回祁门大营。他认为李元度“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尽管曾国藩内心抱有歉意，尽管众人求情和反对，他还是决定弹劾李元度，让他自省；同时杀一儆百，整肃军纪，以伸公议。
爱徒的不争气让他异常恼怒，而徽州的失守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部署和计划，不但让他失去了向东进攻的前沿阵地，而且也让皖南湘军的处境变得极为棘手，几乎无立足之地。
三度濒死
从咸丰十年八月起到第二年春，各路太平军长驱直入，轮番来攻，“环祁门无安土”。身处祁门大营的曾国藩危险万状，危而复安，安而复危，几经生死。
首先来的是侍王李世贤。他打败李元度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占领徽州，往西一点便可攻入祁门。曾国藩飞檄鲍超、张运兰等部来援，遏制侍王西进。八月二十八日，侍王占领休宁县，由此乘势而西进便有可能攻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李世贤突然折而向东，兵回浙江了。
真正让曾国藩感到生命威胁的是忠王李秀成。十月十九日，就在曾国藩五十岁生日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率军从太平、石埭等地南下，突入羊栈岭、新岭、桐林岭等祁门周边山隘，距曾国藩的大营仅有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随时都有可能攻破曾国藩的军营。前些天曾国藩专门前往羊栈岭、桐林岭各处查看敌情，大雾封山，丝毫没有发现敌人来攻的迹象。这或许就是天命他也没有太过惊慌，也许历经战事的浮浮沉沉，看尽了亲友的生生死死，“知天命”的他早坦然了。
曾国藩首先担心的是位于休宁的张运兰部，太平军从羊栈岭攻入，张运兰背腹受敌，情况最危急。曾国藩连忙给他写信示警；同时飞信给鲍超、左宗棠等告急求援。当天晚上，曾国藩“竟夕不能成寐。
第二天，曾国藩起来以后，督促各营大兴工事，准备守营；然后从容处理公文，又和幕僚下了一局围棋。傍晚，他听说李秀成已经攻下黟县，湘军粮道被断，鲍超、张运兰等部正与之大战。
曾国藩担心这次凶多吉少，得给亲人留下点话，也算是遗言：
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尚有遗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无论对于战事，还是生死，曾国藩态度淡然很多，没有第一次的慌张，也没有第二次的作秀。他知道目前除了坚守营垒以待救援外，没有任何办法，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浪费体力和心神的事情了。不过，他也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仅在信中淡淡告诉弟弟，说：“倘有疏虞，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
幸亏鲍超、张运兰挫败李秀成的攻势，收复黟县县城，李秀成向东奔去。
忠王李秀成刚走，堵王黄文金又来。黄文金进攻长江南岸边上的建德、东流等地，切断了曾国藩与北岸安庆的联系；接着，他转而向南，攻克江西景德镇北边的浮梁等地，直指景德镇，要切断曾国藩的后方粮路。这让曾国藩“心绪恶劣，不能办一事”，“不胜焦灼”。直接威胁曾国藩生命的是太平军悍将赖文鸿、古隆贤等部的攻势，十一月十七日他们攻破羊栈岭，距祁门大营仅几十里。曾国藩“寸心忧灼，夜不成寐”。
等到了咸丰十一年正月，险状再现。太平军右军主将刘官芳联合赖文鸿、古隆贤等部，正月初六从东北方向分两路进攻大洪岭、大赤岭，初八进犯石门桥，距祁门仅有十八里曾国藩焦急得又失了眠，他在日记中写道：“苦雨达旦，风声亦恶，起看天色二次，黑暗愁惨，向所罕见。”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正月的七十多天时间里，祁门周围风波迭起。每一次太平军攻入岭内，都意味着曾国藩往鬼门关走了一遭，而每一遭都让他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有生理上的痛苦。每一次听闻太平军窜入岭内，曾国藩必定失眠，竟夕不成寐，而第二天必定会因睡眠不足导致精神不振和身体疲倦，无奈他还得忍受着压力和痛苦，处理公事，苦思迎敌的对策。好不容易夜晚成寐，却又会陷入多梦的困境。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经历了第二次羊栈岭被敌人突破后，曾国藩终于睡上一觉，不料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九弟曾国荃去世。曾国藩睡梦中放声大哭，惊起了屋外的侍从。侍从赶紧敲门唤醒曾国藩，居然敲了很久，他才从噩梦中醒来，一直心悸不定。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这是自己近日来体气亏弱造成的其实这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自己面临层层包围，还担心着身在安庆的弟弟曾国荃。安庆是全局命眼，九弟是手足骨肉，曾国藩身在皖南心在江北，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安庆战事。鉴于身体虚弱，他连续几天都在吃燕窝，稍后精神好转，可勉强支持燕窝似乎还能稍稍改善睡眠，他晚上已经可以从二更三点睡到五更了不过一入睡即梦魇，精神还是很疲惫。
正月十五元宵节，应酬完员弁贺节后，曾国藩突然感觉恶心难受，大作呕吐，把外厅、内房吐得到处都是这应该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肠胃紊乱。以后几天，曾国藩一直都吃素，也不敢喝太多的茶水，担心水停在胃膈之间，再引发呕吐。
这段时间的天气仿佛也在故意烘托当时的军情战况和曾国藩的心情，总是乌云密布，雨雪交加，异常寒冷。雨雪何时才能停呢？当然，曾国藩更想问的是，“大乱何日可平啊！”没有答案也没有办法，唯有坚持。他听着带哨的恶风，望着黑厚的云层，想使劲看看乌云之后有没有站着“天”，可是他看来看去也终不见“天”，更不知道“天意”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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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145《夹缝中的总督：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局》聚焦曾国藩最后20年里的五次生死困局，以三个视角展示了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回答曾国藩之所以陷入困境的时代原因。
第一视角从曾国藩的内部视角出发，展示曾国藩在至暗时刻的日常生活细节。第二视角由曾国藩而向外，以他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人与事，展现晚清政局下复杂的人事网络。第三视角从上而下，鸟瞰历史全局。读者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的行住坐卧、处理公事文牍，和他一起谋划战局，经历战场上的血雨腥风，看他如何凭借坚忍的心性撑过困境中的每一日，如何在大变局中安顿精神、埋头做事。
作者鞠海从政治史、军事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角度阐释史料，努力去平视这个大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现一个平凡人曾国藩在时代大变局里如何自处、应变、求存。
因此，这也是一本从总督之死的视角考察晚清大变局的书。在书里，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困局是逐渐升级的，从同僚掣肘的人事纠纷，升级到君臣猜忌，再升级到战阵之危，最后是中外交涉国家安全之危，困局在变复杂，曾国藩的心境也得到了淬炼，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曾氏名言警句。
可以说，这本书适合很多不同阅历、年龄段的人去阅读，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心得，获得精神的力量。
如果亲爱的你在人生中途跌了跟头，那就看看这本书——花有四季，人有低谷，冬后才有春暖花开：人生很长，栽几个跟头没关系，曾国藩到中年都在生死边缘栽跟头，因此也淬炼出了坚忍的心性，相信他的坚忍和他的应变能力，会帮助每一个人撑过那段艰难岁月，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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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这既是个人境遇所逼，也是时代潮流所迫”。担任总督之前，曾国藩率孤军迎敌，受到君王中枢的猜忌，常陷战阵之危的困局。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仅要想御敌之策，更要协调各战区的关系，处理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权力纠缠，常因心绪焦虑而陷入迷茫绝望的困局中。而当上直隶总督后，他又面临处理中外事务的难题，处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夹缝中。每次生死局都牵扯着时局中的各种势力，也都煎熬着曾国藩的肉体和精神。
作者紧扣曾国藩的五大生死局，以其奏疏、日记、家书、书信及亲朋僚友的记载为核心资料，探究其人生各阶段所陷生死局的时代背景、自身处境和心理状态，揭示一位晚清督帅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家事与国事、欲望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虽然本书考察曾国藩应对不同生死局的不同做法和心态，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他还是曾国藩，他内心的某种坚守从未改变。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时代和他的“变”，更是他在大变局里的“不变”。也许，内心的坚守才是曾国藩精神力量的真正所在，也是我们重新审视曾国藩精神遗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