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时，熊兆仁提出一个口号“拖住敌人，让主力来消灭它”，他指挥江南游击队四处出击，专找敌指挥机关进行扰乱。
熊兆仁于1912年2月出生在福建永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后，熊兆仁留在苏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任苏浙皖边区司令部司令员、苏浙皖边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部长。
熊兆仁所部江南游击队，包括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皖根据地，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根据地，以武夷山、天目山为中心的闽浙赣根据地等多块成片的根据地。
1948年年底和1949年年初，由江北溃退到江南的敌军，在荻港、铜陵、大通等沿岸一线修筑地堡工事时，熊兆仁从敌人的活动，判断人民解放军要渡江南下，于是积极主动地组织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进行侦察。
皖南游击队小队长赵云等人，在三月初开始这一工作。他们化装成砍柴的农民,到敌人的工事前沿进行窥探,把敌人的兵力、武器和工事的分布情况，写成材料，画成草图，由打鱼出身的赵云送到江北。赵云藏好用蜡封口的小酒瓶（内装情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划船过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江面.水流又急小船无法过江，赵云把酒瓶拴在腰上，泅水过江，把情报送到了获港对面的我中路大军的指挥机关。
1949年1月，华野前委在徐州贾汪召开扩大会议，明确要求各部队：对预定渡江地段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在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展开全面的侦察活动，初步查清敌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和沿江两岸地形情况，掌握长江水情，为部队拟定渡江登陆计划提供依据。
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先遣渡江侦察营，过江后的第三天即4月9日，就和江南人民游击队沿江支队取得了联系，在游击队驻地泾县陈头村和沿江支队会合。侦察部队向游击队学习在江南水网地区作战的方法和经验。由游击队当向导，开展敌后侦察活动。
游击队对当地地形敌情了解，很快弄清了获港一线的敌江防部署，包括沿江工事的位置和特点，炮兵阵地的位置、指挥系统、作战能力、兵力调动等。这些情报，有的绘成图表，有的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传到江北，为各部队拟定具体渡江方案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敌第二十军和第八十八军换防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就是在江南游击队配合下弄到的。
熊兆仁领导的江南游击队，看到对岸渡江的解放军向天空发出三颗信号弹后，游击队也立即在山头上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作为接应信号。游击队在繁昌地区和解放军侦察部队会合，开始了对敌人指挥系统的骚扰和破坏。正当渡江大军第一梯队船到中流时，侦察部队和游击队同敌人的指挥部展开激战，破坏了敌通信联络。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游击队四处剪断敌军用电线，破坏敌军撤退的道路、桥梁，攻占敌据点、截击敌辎重弹药，追击抓捕逃敌。我西路大军渡江后，曾一度遭到敌人主力部队的阻击。这时，游击队在敌人的腹背进行骚扰、破坏，消耗敌人力量。丹阳区武工队长人耿荣富等三人，在我军登陆时，拖住了敌主力一个营的兵力，和敌人激战一夜后壮烈牺牲。
活动在贵池地区的游击队奋勇追击，在贵池附近毙伤敌70余名，缴获一门小炮和三挺机枪;随后又隐蔽地进到黄山地区设伏,五分钟消灭了敌100余人,把敌人溃逃部队打得东奔西逃。
熊兆仁指挥休宁、黟县、婺源等地区的游击队，提出一个口号“拖住敌人，让主力来消灭它”。游击队四处出击，或者打埋伏,或者专找敌指挥机关进行扰乱,或者发动佯攻，把敌人死死拖住,不让南逃。在游击队的阻击、骚扰和破坏公路桥梁等各种方式的斗争下,敌溃逃速度放慢,使得我军在千里追击中能够迅速追上敌人,歼灭敌人。
渡江之前，游击队就秘密地筹粮。苏南地区，敌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四军盘踞几个月，到处搜刮粮食而不可得。我军进驻该地区后，游击队组织人民群众把筹集好了的粮食马上送交人民解放军。仅武进县就筹集和缴获敌人逃跑后丢弃的粮食达98万余斤。
游击队有许多老战士,过去就是人民军队的一员。他们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出生入死，历尽艰辛，现在终于盼到自己的大部队,盼到解放,哪能不悲喜交集,欣喜若狂。当他们得知大军南下的消息，便翻山越岭前往迎接，粮草成了会师的见面礼。游击队还担负起看护伤病员，守护仓库，押送俘虏，维持治安，帮助地方建立新政权，开辟新区，支援前线等工作，游击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先遣渡江英雄连”和江南游击队的事迹，1954年拍出了经典电影《渡江侦察记》。 1955年，熊兆仁被授予少将军衔。2019年4月7日，熊兆仁在福州逝世，享年107岁。致敬开国少将熊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