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10月22日的一场战役总结大会上，一位纵队司令员当场拍案而起，指责聂荣臻在战时的指挥失误。聂荣臻气得当场拂袖而去，这位纵队司令员不久后也被停职。
这位纵队司令员叫郭天民，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郭天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军事才能出众，自抗战开始便跟随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郭天民、杨成武一直被视为聂荣臻麾下的两员大将。
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郭天民竟然当众“炮轰”老领导聂荣臻，让对方下不来台，这一切还要从张家口的丢失说起。
1945年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一举收复张家口，缴获了日军侵华期间储备的一大批战略物资。
当时，国民党军的傅作义也指示手下大将孙兰峰，由绥远向张家口方向推进，想要抢在我军前面占据张家口。
好在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行动迅速，带着北线部队，日夜兼程，赶在了国民党之前解放了张家口。
张家口地理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北通库伦，西北接苏联乌里雅苏台，东北方向连热河，也是我军进入东北的战略通道，如果让国民党军抢先占去了，其后果可想而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不顾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8月初，晋北野战军在贺龙的指挥下，相继解放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崞县、原平、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切断了大同、太原间蒋军的联系，大同成了一座孤城。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认为时机已到，电请中央军委，攻打大同。
中央军委同意聂荣臻请示电中先攻大同的提议，并命令晋察、晋绥部队执行攻取大同的任务。
其实，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早在7月31日就打响了，但结果不尽人意，打了一个月，部队才逼近到大同城下。
当晋察冀、晋绥军区部队围攻大同之时，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积极出兵解围，将原属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12战区。
眼见大同朝不保夕，阎锡山担心影响到太原，也就同意了。
为了不丢失新划拨的地盘，傅作义集中第三十五军3个师、暂编第三军2个师和4个骑兵纵队（师）共3万余人的兵力，以平绥线为轴线，分南(由归绥进犯凉城)、中(沿平绥线东进直扑集宁)、北三路(由陶林直扑集宁)向集宁进犯，企图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南援大同，然后相继攻取张家口。
9月5日，董其武指挥暂编第三军2个师(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和第三十五军新31师以伤亡1200余人的代价，攻占了晋绥独立第一旅驻守的卓资山，两天后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
我军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董其武攻城未果，反被我军包围在集宁城下，双方展开激战。
董其武一面阻击外围增援的解放军部队，一面组织兵力从西、南两面继续攻打集宁城，一度突入城内，与我军展开巷战，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9月12日16时，我军开始向董其武部发起总攻。就在这关键时刻，傅作义派郭景云的第101师赶来增援，其先头部队已进占集宁城西数十公里的大脑包山。
是先歼灭包围的董其武部，还是先歼灭赶来增援的第101师，我军前线指挥部产生了误判。
理论上，歼灭一个师远比歼灭三个师容易得多，因此前线指挥部决定调转主力部队立即西进，先打掉郭景云的第101师，再来消灭董其武的三个师。
但我军主力一调，董其武的压力骤减，重新占据了卧龙山、天门山、石灰山等阵地，并向小脑包山攻击，策应第101师东进会合。
9月13日下午，傅作义部新编第32师、新编骑兵第4师与第101师会合，加上董其武的三个师，一共是六个师。
我军两面受敌，部队又十分疲惫，被迫于9月13日晚放弃集宁。傅作义部主力继续向大同逼近，我军攻城部队再度陷入两面夹击，被迫撤围。
大同、集宁失利后，蒋军第11、第12战区部队共11个师7万余人，由东西两个方向会攻张家口。聂荣臻抽调13个旅的兵力打算保卫张家口，张家口得来不易，即使守不住，也要争取在撤离张家口之前，更多地歼灭敌人。
在东线战场，我军挡住了敌人6个师的进攻，歼敌1万余人。
眼见东线受阻，老蒋又故技重施，将原属第11战区的张家口划归到傅作义的第12战区。这样一来，在西线作战的傅作义积极性马上上来了。
于是，傅作义迅速调集2万兵力，避开我我军西线的设防区域，从集宁向东穿过数百里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地区，打了我军一个措手不及。
张北地区只有我军两个团的兵力，缺少重武器，西线部队又一时调不到北线，因此根本挡不住傅作义的2万大军。
傅作义突破张北地区后，张家口保卫战的失败就此注定，再无挽回的可能。
1946年10月11日，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
张家口作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就这样落入国民党之手，不少军民私下议论说：“丢失了张家口，晋察冀就等于完了。”
当然，张家口的丢失最痛心的莫过于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一年前，他从日军手里夺回张开口，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就落入蒋军之手。
在张家口保卫战中，郭天民率领二纵打得非常出色，以四个团的兵力在河北怀来、延庆地区阻击蒋军全副美式装备的2个军轮番进攻达11昼夜，歼敌1万多人，缴获大量美式装备，打出了“郭铜墙”的威名。
尽管郭天民表现出色，但傅作义突袭张北，导致张家口还是过早地丢失了。这件事几乎成了郭天民的心病，一直耿耿于怀。
10月22日，聂荣臻在河北涞源县召开大同、集宁战役失利总结大会，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同时，重点分析了战役中存在的指挥失误。
当聂荣臻讲到张家口失守时，台下的郭天民再也坐不住了，当场拍案而起，将心中的不快统通倒了出来。
郭天民重点说了晋察冀军区的裁军问题，指责聂荣臻误信蒋介石政府“和平建国”的谎言，裁军过多，导致军区战斗力锐减。
晋察冀裁军还要从马歇尔来华调停说起。在美国的介入下，国共签订《双十协定》，双方都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编裁军。
晋察冀军区首当其冲，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整编，原来的9个野战纵队缩减为4个，野战军主力锐减到5. 2万人，总计复员约10万人。
晋察冀军区的主要将领对整编裁军是非常排斥的，很多人都公开反对过，因为他们打心里不相信蒋介石政府“和平建国”的谎言。
郭天民所在的二纵在整编裁军方面就留了一手，只复员老弱病残，把能打仗的兵都留下了，因此最后多留下了1万多名老兵，这1万多名老兵在张家口保卫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裁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战斗力和化学反应，这也是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而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也加速了张家口的丢失。
所以，郭天民当场“炮轰”聂荣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聂帅，聂帅是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指示进行裁军的，只能说蒋介石太不讲诚信。
这件事很快就上报到了中央，郭天民也被暂时停止职务。
将帅不合是大忌，党中央因此派了刘少奇、朱德二人，前往晋察冀，进行工作指导和整顿。
朱老总算起来是郭天民的贵人。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郭天民因为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被划为江西军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一撸到底，撤销了军区参谋长的职务，打发到红军大学当学员。
郭天民上过黄埔军校第六期，军事才能出众，朱老总对其十分欣赏，因此在红九军团成立时将他从红军大学“捞”了出来。郭天民因此担任了红九军团的参谋长，在红军长征期间立下不少战功。
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会师后，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划归张国焘的左路军指挥，朱老总当时也在左路军。
“南下”和“北上”之争发生后，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郭天民气得拍案而起，说了一些牢骚话。
张国焘得知后，大为恼怒，将郭天民撤职，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育科科长。
郭天民虽然人在红军大学，但还是一直打听中央的下落，还经常和其他的同志议论此事。
这个消息传到张国焘的耳中，老张顿时起了杀心，准备随便捏造一个罪名，将郭天民枪毙了。
幸好朱老总及时得到消息，赶紧出面说情，说郭天民能打仗，是个人才。张国焘这才罢手，郭天民因此捡回一条命。
所以说，朱老总不仅是郭天民的伯乐，还是救命恩人，郭天民一直心存感激。
当得知朱老总来了晋察冀军区，郭天民立即去面见朱老总。一番寒暄后，郭天民向朱老总提出调去刘邓大军工作的请求。
朱老总没有立即同意，而是劝郭天民静下心来，继续留在晋察冀工作。但是谈来谈去，郭天民去意已决，仍持己见。
眼见郭天民心不在晋察冀，朱老总再劝说也无济于事，便当场同意了郭天民的请求。
1947年8月，郭天民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0月12日，鄂豫军区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委，郭天民被任命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王树声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地方军区不比野战军时常有仗打，这可把一心想去前线打大仗的郭天民憋坏了。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全军进行整编，中原野战军奉命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准备执行渡江南下的作战任务。
郭天民意识到打大仗的机会来了，于是向刘邓首长请求调到野战军。
如此一来，刘邓首长却犯难了。郭天民资历老，能力也强，还是人尽皆知的“郭大炮”，给他安排兵团正职吧，倒也尚可，但是没位置了。
给郭天民安排兵团副职吧，陈锡联、杨勇都镇不住。刘帅和邓政委一商量，最后拍板，让郭天民去陈赓的第四兵团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陈赓能力强，资历老，还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算起来还是郭天民的学长。此外，陈赓幽默豁达，待人随和，跟谁几乎都合得来。
郭天民调到第四兵团后，与陈赓合作十分顺利，一点都没出岔子。在陈赓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郭天民的性格也有所变化，很少再训人，身上多了一些亲和力。
郭天民后来回忆说：“在四兵团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