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毕德成
作者：北京老蚂蚁
少年清苦，参军入伍
我叫毕德成，出生于1927年11月6日，江苏省沛县人，现居住在江苏省沛县龙固镇中三社区。
解放前，我家里有五口人，除了父母外，我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家里没有地，主要靠租别人家的土地来生活，后来党组织了斗地主、分财富，我们家分得了三亩地。
在家的时候没有读过书，后来在部队时候学了一些，走路行军时在别人的脊梁上学习写字。更进一步学习是在四川雅安陆军中学，在那里我学习了两年的军事和文化课程。
1943年，那年我16岁，因为家里穷，在宣传队的鼓励下我参了军。
当时和我一起参军的一共有二十多个人，我们集中起来后，先把我们领到分区，到分区之后再往下分。我因为岁数比较小，没有分到分区的主力部队，去了沛铜游击队。
到了游击队，发给我一个小马枪和三发子弹。枪是从群众中取得的或者买的。我们游击队一共三十多个人，分成四五个班，一个班没有多少人。我在三班，我们队长（连长）叫李川，对我非常好。在三班待了两三个月后，他让我当通讯员。后来他在打肖庄的时候牺牲了。
我们平时穿的都是便服，没有军装，就是从家里穿过去的那些衣服。刚到部队两三个月，我们的任务不是打“鬼子”，主要是防止“鬼子”或者伪军来袭击我们。
我们平时住在群众家里，没有操练，但有指导员给我们上政治课。给我上课的那个指导员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山西人，他对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的好处，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有饭吃，有衣穿。还给我们讲地主是怎么压迫穷人的，工头是怎么压迫工人的。
去连部的时候，指导员和我谈过话，对我很好。我是通讯员，照理应该是我们伺候他们，但我们根本不分，都在一起吃饭，吃的饭菜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官还是普通的小兵。
那时候的生活比较苦，有的时候一天也捞不到一顿吃的。夜里在这个庄上住，睡一会儿后马上就要集合走，走十里八里或者三五里的路又住下。住下以后，还没睡着呢，又集合，又走，再找另一个庄子。
那时候的敌人不光有日本人还有蒋介石的游击队、地主的还乡团、黑察队和保安团。这些团体主要是地主和大资本家组织的。
在国共合作期间，其实双方不是真正合作。他们不会请求我们支援，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合作或者寄希望打掉或改造他们。上面给我们的指示就是尽量躲着他们，不产生摩擦。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次我们在鱼台县西南那一带活动，鱼台县县长、保安团团长姓吴，他组织他手下的人，到解放区搞夜里突击，抓我们这边的干部和群众。此外，他还带着人去抢牛马牲畜和其他生产工具。他抢了以后，我们这边也采取相同的办法，在夜晚带着解放区的群众，用两个连队的机枪对着他们的门打。他们不敢出来，我们这边带的群众也把周围的牲畜牛马给拉了回来。
我们在群众那里吃饭，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地方政府也跟着部队走，给不了钱，一般都是给条子，就是按照一户管几个人那样分配，群众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我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我们住在村西北，天不明就集合，拉到庄南头有一里路的柏树林。这个柏树林实际是地主或者财主的陵园。到天亮的时候，炊事员给我们送来了黑高粱，森森粒粒的，也不是面，掿成一块一块蒸熟的。当时也没有菜，一人就拿着一块干吃。
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群众发现我们在柏树林里，组织各户给我们送来饭菜。老百姓吃得比我们好点，至少过年的时候，还能吃得上白面。这样我们又吃了第二顿饭。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怕给群众添麻烦，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但他们还是来了。
那时部队不管在哪个庄上住，每个班都在用稻草和麦秸铺的地方睡觉。没睡之前，我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拾掇的规规矩矩的，还用撅杆子把水打得满满的。出发以前，我们还会问问老乡有没有少东西，然后再把水缸打满，把院子打扫干净，每天都是如此。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很好，老百姓欢迎我们。
日本鬼子也驻扎在沛县，这叫敌我交错的地方，所以我们晚上住的地方还是有所选择的。干部会首选住在地主家里，人进去后，就不准再出门。我们住下来以后，会有专人放哨，两人一组，叫双哨。
我们一般在靠近路口，能看到周围环境的地方甚至会在树上放哨。一个晚上会放一个班的哨，12个人。如果放哨的人发现有敌人突然出现，首先会报告给带班的班长，然后由班长报告给领导，领导进行观察。
如果发现敌人比较少，我们可以打他们一下。但如果敌人的数量比较多，我们就要快点集合走了。毛主席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这种游击战。
也有好多次在庄上住的时候被敌人给包围了。我们会组织起来坚决反击，哪边有空隙就往哪边突围。一般情况是用一个排做掩护，让其他两个排先撤退，在撤退三四里路的时候，打掩护的那个排再慢慢地一边打一边撤。
平时老兵会给我们讲枪的用法，准星、标尺三点对一线、距离不同，标尺不同。那时候枪上基本上没有刺刀，都是一些土枪，有的人只能抗大刀、拿杆子。我们游击队后来才有机枪，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还没有。
如果有同志受伤的话，轻伤还是跟着部队行动，重伤员只能放在群众家里，让群众照顾、治疗。有一次，我发疟子，部队把我放在鱼台县南有三十里路的小马庄，群众采草药给我吃。敌人去那里扫荡，群众就把我放在玉窖（存储红薯的地窖）里藏好。等敌人走了再让我出来，群众就是这样掩护我们的。
第一次战斗——肖庄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仗是在大梁寨南的肖庄。那时候公路不是水泥筑成的，其实就是把土往前垒一垒。
我们在肖庄西面七八里路的地方住着，两个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有伪军三十多个人，拉了十个大马车往南边去了。于是连长（也叫队长）带我们出发去打他们。
我们从肖庄的西面一直跑到那个公路，日本“鬼子”在那个庄的街里休息。当我们进到街里的时候，日本人发觉了，他们全都撤到东边沟里。我们追上前，上了公路就开枪打敌人。当时也没有什么队形，就二三十个人一起冲上去。我们刚打一排子弹，有的还没打完呢，日本人就端着刺刀上来了。我们没有刺刀，就一直打机枪。我们这时才看清都是日本“鬼子”，不是伪军。在徐州这边伪军和日本军装都是绿色的，侦察员看错了。
最后连长下令——“撤”，我们迅速转头向西逃跑，敌人追着我们打。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以牺牲一半战友的代价，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连长也被子弹打中头部，随后牺牲，我们受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次战斗——大闸村（沛县东南）
我第二次打仗是在江苏省沛县东南的大闸村。那时候湖里全是撒的麦子，我们发动群众，带着几百个人去抢麦子，日本“鬼子”也带着伪军去抢。
沛县的“鬼子”也就三十多个人，但伪军有二百多个，我们只有六七十人。其实伪军基本上不出力，我们只需要对付那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就可以。
我们打起仗来比鬼子还坚决，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在大沿上打了起来，敌人冲锋三回都被我们用手榴弹打了下去。那一次战斗我们打伤敌人几十个，最后保护了群众，麦子也被抢回来了。
第三次战斗——小张庄（沛县北边）
第三次战斗发生在1944年江苏省沛县北边的小张庄，现在叫张庄公社，那时候我们部队已经改叫沛铜大队，有了一百多个人。
张庄里住着一个连的伪军，还有一些日本“鬼子”。他们有个武器——照明弹，在夜晚使用，嗒一个，嗒一个，看得特别亮。
在一个大院子里，四个角有四个楼房，伪军住在里面，周围有两道壕沟。日本人在四个楼房中间盖了一个楼房，他们在那里住着。
其实我们打进去还是比较容易的，伪军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但进去之后打日本人的炮楼就很费劲了，他们有一挺机枪。
说起来，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在伪军当中，有我们的一个人。我们在栖山，晚上七点钟，队里通知我们集合。连长告诉我们有任务，但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任务。我们走着走着，就下起了小雪，衣服湿透，胳膊也弯不过来，衣服都给冻上了。枪我们也有点拿不动了，就背着枪往前走。
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感觉都到下半夜了，走到离沛县东边半里路的奶奶庙，那里住着伪军的一个连。庙前挖了一条沟，四五公尺深，沟上有一个板，白天放下，晚上拉起来。还有一个通沟，地下有水。
我们潜到离城门很近，最多一百公尺的距离。我看连长用前面包着红布的手电筒往前照了一下，之后城门那边也有一道手电筒的光回了一下。那边一共回了两次。这是我们约定好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之后，隐藏在伪军中我们的那个人就打开门，把吊桥放下，让我们进去。我们占领了敌人的营房，那些伪军还在炕上呼呼睡觉呢。我们先上去摘枪，一个连的伪军被我们集中在院子里，缴了枪之后就把他们放了。他们很多都只是为了生活。
在这次对付伪军过程中，我们一共获得了八九十支枪，还有一挺机枪。
对付日本人，我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准备从东南角的楼房一道沟一道沟地爬过去。沟里头还有腿肚深的水。
第一个小组手榴弹组，第二组梯子组，第三组突击组。先由手榴弹组登楼从枪眼扔手榴弹，打死或打跑一批人，然后梯子组架上梯子，突击组从梯子上爬到楼上。
大院子中间还有一个三层楼，这个楼中间和那个楼之间有一个小房子，它们之间是连通的。我们从小房子上面往大楼上爬，爬到大楼中间，甩了几个手榴弹，梯子组架上梯子在屋顶上爬，把大楼夺了过来。我们杀死了七个（不确定）日本人，还有一个带刀的日本军官，不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我们一共牺牲了三个人，负伤了七八十个人，还缴了一把“歪把子”机枪，那仗打得还是不错的。
第四次战斗——罗庵子村（沛县西南）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份，我们在沛县西南的罗庵子村与徐州的伪军发生冲突。与我们发生冲突的伪军是徐州聂师，军官外号“聂胖子”，他带领四五千人的伪军来扫荡罗庵子村，意图消灭我们八路军。
那时候我们改成大队了，有八十个人左右，队长姓张，指导员姓郭。我们主要任务是配合八团和七团。当时七团在沛县以北往丰县去的路上，七团可能有一千人以上，是这一带最能打的部队，应该是原来老687团杨勇带的那个部队。
这次我们主要是配合八团。八团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六七百人。那时候武器相当孬。他们在罗庵子村住，我们住在罗庵子村东边有半里路的董庄。
天一明敌人就把我们包围了，其实我们本来也准备在路上截击敌人的。
我们从天亮开始打，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鈡，打得很激烈。敌人很凶狂，我们的武器不行，人也比他们少好多倍。
敌人一个团攻，连攻三回都被我们用手榴弹打下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紧急了，我们的子弹很少，再打我们就危险了，手榴弹和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大队政委跟大队长说，联系一下八团。虽然罗庵子村和我们董庄只有半里路，但是中间全是高粱，天相当热。派三次通讯员，一个人也没回来，路上高粱地里都是敌人。
大队长和政委急了。没办法，只能再派人去联系八团。他们把情况说明了，问我们谁愿意去，我说我愿意去。他们觉得我太小，但我说我不怕。于是我和一个姓崔一起去了。
高粱地里很多死人，有敌人也有我们的人，通讯员都在路上被打死了。我们俩走了不到一百米，小崔被打伤了，我就背着他往前走。我背不动，就背着架着弄到罗庵子附近。
我所在地方离罗庵子有三十米，是一片开阔地，一点隐藏的地方都没有，敌人的几挺机枪在那里封锁着。我一抬头，敌人的机枪就打得紧。敌人一直对着我们这个方向打，罗庵子里头的部队发觉了，他们想敌人为什么总往那个地方打呢？
八团后来看见我们了，问我们：“你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沛铜大队来送信的，请你们掩护掩护我们。八团派一个排集中起来，用机枪和敌人打着，我就趁机爬过去了。我爬过去后告诉他们，那里还有一个伤员，排长又派人把小崔给背过去了。
我找到了八团的苟团长，他当时在罗庵子西边沟里头一个苘子棵蹲着，还有几个通讯员也在那里蹲着。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叫我不要回去了，等七团来救援。我说不回去不行，我得回去向领导汇报，不汇报他们沉不住气了。我向团长提出，能不能派部队送我回去。
团长派了罗庵子东北角的连队，带着我往外突击。这时敌人的师长聂胖子到前沿督战，他正在地主家的坟墓——柏树林。我们一突击，敌人惊恐万状往后撤，一下子把聂胖子丢在那里了。大胖子跑不动，藏到供桌底下。我发现了他，报告了领导。聂胖子被我们俘虏了。
敌人师长被俘，他的部队很快垮台，我们整个部队就突击成功了。
当时七团离我们只有二十多里路，一路急跑来增援我们。据说七团热死和热伤不少，那时候晒红米，是天气最热的时候。
我们一起把敌人整个师给歼灭了，一共俘虏了八十多个人，把聂胖子上交给了刘伯承将军。我后来听说刘伯承将军对他进行了教育，但不久把他放了回去。他之后还做了汪精卫手下的官，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他又带着部队投降了国民党。
在这次战斗中我立了一功，受到了军区领导表扬。那时候条件不好，城市里头的大镇子被敌人占领着，就给我了一个用粗布做成的一个白衬衫，还用红布弄了一个英雄两个字贴在上面。
从那以后我们被改编成分区七团，在黄河以南、陇海路以北一带进行活动。之后我打的仗就多了，得有两百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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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