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究竟如何挺进东北？又是何人率先驻守沈阳？
那时，党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并非一时兴起。
没有辽沈一役的胜利，平津战场或许会悬而未决，淮海战役的号角恐怕也要迟上几声，至于全国解放的那一天，怕是还得再等。
后来担任中国人民海军航空兵司令员的将军，便是率我党大军抢占东北的先锋。
最早进入东北战场的将领曾克林，本来最有前途，没想到职务却一降
挺进东北的先锋官
1945年初，德国溃败已成定局，欧洲战事接近尾声。
为商讨如何处置战后欧洲局势，彻底打击日本法西斯，促使苏联尽早参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2月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会议。
然而，这次会议背着中国，秘密交易将俄国1905年前在中国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筹码。
8月8日，苏联宣布参战，百万苏军迅速突破日伪三千公里防线，向东北推进。
9日，毛主席号召中国全体抗日力量展开全国反攻。
10日，朱德命令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队发出通牒，限期投降。
随后，八路军迅速行动，命原东北军各部队分批进发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接管重要战略区域。
冀热辽区党委迅速响应，成立了“东北前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
由曾克林率领四千余人的先遣纵队，作为挺进东北的先锋力量。
进军东北，首要任务便是突破山海关。
然而，当时关内日伪军尚存1600余人，警察、宪兵、特务严防死守，附近更有十万日伪军盘踞。
尽管日本已宣告投降，然其部队仍按蒋介石指令，固守据点，顽拒投降。
山海关被誉为“天下第一关”，城高池深，若无重型火力，攻下此关，难如登天。
8月25日，曾克林决定另辟蹊径，绕过山海关，兵出九门口，直取锦州、沈阳。他一路率军，占领柳江、石门寨煤矿，斩断敌军的燃料供给。
29日，曾克林收到情报，一支苏联红军侦察队自林西、赤峰方向挺进。
山海关横亘在曾克林与后续部队之间，坚不可摧。
孤军深入无异于自寻死路，而后续部队若无障碍扫清，进军东北也只能是空谈。
于是，曾克林决定回马一枪，向苏军请求联手攻打山海关。
苏军却以山海关属华北非东北为由，拒绝参与。
曾克林并不善罢甘休。
他言辞恳切：我们奉朱德总司令之命，配合贵军作战，收复东北，接管主权。山海关乃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敌军尚未缴械，不破此关，如何谈配合？
最终，苏军同意配合行动，曾克林主攻，苏军协同。
两军火速奔袭四十里，抵达山海关，各团按照指令，东、南、北三面包围。
为减少伤亡，曾克林派使者以中苏联名义劝降，命日军放下武器。
日军托辞山海关非属“满洲国”管辖，拒不投降。
8月30日下午5时，曾克林果断下达总攻命令。
十八团锁定城楼，十二团则瞄准火车站与桥梁厂，两面夹击。
敌军炮火虽猛，伤亡惨重，然曾克林迅速调整火力部署，命十八团战士借软梯攀城，手榴弹接连飞入城墙。
苏军四门火炮随即猛烈轰击，城门被撕开一道缺口。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日军200余人、伪军千余人被歼，残敌狼狈逃向秦皇岛。
山海关，终于收复。
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首次在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也是我军历史上与外军协同作战的首次成功合作。
率先驻守东北
9月3日，曾克林率领两个主力团直奔沈阳，沿途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
9月5日清晨，部队抵达沈阳城郊。
然而，沈阳早在8月21日已被苏军解放，且苏军对曾克林的到来毫无准备，顿时紧张，迅速包围列车，严禁其下车。
此时，曾克林与上级早已失去联络，电台功率不足，加上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不知情。
他自然不清楚党中央早在8月29日便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部队只以地方军或义勇军的身份悄然进入东北，绝不可声张，更不可乘火车大摇大摆进入大城市。
曾克林的举动，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事实上，过了锦州后，曾克林不但主动与苏军联手攻占山海关，还一路插红旗、贴标语、敲锣打鼓，公开宣示八路军身份，如今更是乘火车堂而皇之抵达沈阳。
形势已至此，曾克林只能灵活应对。
他当即决定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务必留下部队。
谁能料到，这误打误撞的“豪迈”，竟使曾克林成为抗战结束后，第一个接触苏军、率先驻守东北、并接管大城市的八路军高级将领。
第一次交涉时，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坚称沈阳等大城市要交由国民党接管，拒绝让八路军入城。
第二次，曾克林开门见山，直指八路军是合法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命令，有权驻沈阳。
中苏两党目标一致，为什么发脾气？为何不让进城？
可卡夫通依旧不为所动。
但曾克林未放弃，下午第三次会面时态度更为强硬，表明了说是奉朱德总司令之命，与苏军并肩作战，山海关、锦州的胜利已证明。
“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最终，卡夫通作出妥协：八路军可以下车，但驻扎于城外30里的苏家屯。
曾克林虽不满意，但形势如此，只能接受。
部队下车后，准备徒步穿过沈阳，前往苏家屯。
消息传开，沈阳沸腾了。
几十万群众自发涌上街头，高呼“八路军万岁！”“抗战胜利万岁！”
人群阻挡着部队，不愿让他们离开。苏军只得派装甲车开路。
卡夫通少将从未见过这般场面，震惊之余，心生感动，立即改变决定：八路军不必去苏家屯，改驻沈阳故宫小河沿一带。
次日，苏联驻沈阳的最高长官、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曾克林。
克拉夫琴科指出根据条约，东北应由国民党军接管。
但他同时提到，条约规定苏军需与中国军队合作，建议曾克林将八路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既可名正言顺与苏军协作清剿日伪残余、维持秩序，又能避免国民党指责。
克拉夫琴科还要求曾克林接管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和日本宪兵司令部。
曾克林并不在意名分，欣然接受，任命自己为“沈阳卫戍司令”，全面接管沈阳防务。
尽管苏军宣称解放了东北全境，事实上他们的兵力仅限于大城市和交通线。
而大片地区，仍被日伪残余与庞大的土匪势力控制。
国民政府虽未在抗战期间派兵驻东北，但战后急于接收，派遣特务、收编土匪日伪残部，组成“先遣军”和“地下军”，妄图阻挠八路军的进驻。
至1945年底，东北的土匪达十万人，国民党收编的“总司令”、“军长”、“师长”不计其数。
这些势力不断制造混乱，阻挠曾克林部队的接管。
沈阳局势因此极为复杂，枪击、刺杀、抢劫、纵火等事件层出不穷。
为稳定局面，9月9日，曾克林召集沈阳社会名流开会，提出四项要求。
一、服从军事管制，协助维持治安。
二、工厂复工、商店营业，严禁囤积居奇。
三、检举汉奸特务，杜绝非法政治活动。
四、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与敌伪分子。
随后，曾克林与苏军协商，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
为打击反动势力，曾克林进行了三次大规模镇压，针对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
同时迫使保安队、警备队等日伪残余交出武器，接受改编，局势逐渐得到控制。
仅用三天，曾克林便彻底解除沈阳市内15000余伪军、宪兵及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武装。
随后，分兵五路，接管辽宁、吉林各地，迅速扩展至营口、大石桥、瓦房店、安东（今丹东），北至铁岭、四平、郑家屯，东北至梅河口、通化等地。
由于欧美一些通讯社和国民党媒体煽动舆论，指责苏联非法允许中共正规军进驻沈阳，甚至美英等国也向苏联施压。
苏军被迫再次要求曾克林撤离沈阳，将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等城市交由国民党接管。
此时，曾克林面对巨大的压力，深感经验不足，几番权衡，仍难下决定，最终毅然决定：“去延安，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苏军同样急于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于是9月1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出一架飞机，携两名全权代表与曾克林同行。
这趟延安之行，曾克林未曾预料到将对中国革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彼时，中共中央正酝酿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转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急需了解苏军态度与东北局势的真实情况，曾克林的到来正好成为关键契机。
少将军衔似乎亏了
曾克林自幼饱经磨难，却从未向命运屈服。
9岁时，双亲皆离世，幸得三叔收养才艰难活了下来。
后来他以一腔热血毅然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曾克林屡任重职，担任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
他参与指挥了无数次战斗，特别是在沈阳卫戍司令部，他以卓越的指挥才能稳定局势，为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他进一步崭露头角，历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等职，参与东北、华北等地的重要战役。
1955年，被授予军衔时，曾克林已成为全军中唯一一位曾任职陆、海、空三军的全能将军。
这位跨军种的传奇人物不仅在陆军战场上功勋卓著，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空军和海军的建设立下赫赫战功。
1949年，东北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战车师，曾克林被任命为师长，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的创建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年10月，空军成立，朱德总司令亲自邀请曾克林转入空军工作。他随即带领同志们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后来扩建为三个航空师。
虽然已年近不惑，曾克林依旧不惧挑战，成为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年龄最大的学员，并在次年成为400多名学员中唯一飞上蓝天的“红军”学员。
1952年4月，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曾克林被调任副司令员，并迅速奔赴上海，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的第一支部队——航一师，担任师长。
从此，曾克林在海军航空兵一干就是30多年，先后担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师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直至成为海军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的传奇经历，跨越了陆、海、空三军，成为中国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当年授衔，曾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依据的是他时任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的职务，而非他曾经的历史功绩。
这一结果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太低了”，毕竟论资历、论贡献，曾克林似乎该得到更高的荣誉。
如果从历史功绩全面评价，曾克林的确显得低调了些。
曾克林自幼在苦难中成长，早年参加红军，一路战斗至解放战争，功勋卓著。
他既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又具备独当一面的领导力。
尤其是在带兵作战、协调大局、学习新事物上，他的能力堪称一流。
他的短板也同样明显，特别是在大兵团作战时表现较为稳健，缺少足以一战成名的战绩。
他在担任东野第三纵队司令员的十个月里，并未打出几场有影响的战役，原因便在于此。
或许正因此，之后他被调任第七纵队副司令员，从此职务上稍有“降级”。
军衔并不是评判一位将领的唯一标准。
曾克林并不以军功论英雄，而是以实际行动与忠诚报国见证自己。
1979年，这位年逾66岁的老将军重掌海军航空兵司令员之职，继续在蓝天与海洋之间奋战。
他的一生跨越陆、海、空三军，既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革命洪流中的坚定践行者。
对于少将军衔的争议，曾克林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坦言：“表面上看，似乎亏了些。”
但他同时指出，作为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能成长为一名将军，已经超出他早年的期望。
没有党的领导、军队的培养，根本不可能有今日的他。
荣誉与功名皆为过眼烟云，真正铭刻在历史中的，是无数个战场上抛洒的汗水与心血，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