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
清华大学毕业
博士、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科普作协会员、荣誉理事
代表作《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时空的弯曲与消长——广义相对论的建立》等科普作品;《故乡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桥》《鹅湖遗响》等散文;《水上漂来的北京城》《运河文化拾贝》《传统文化源流》《文明史系列》等讲座。
现代意义大学，诞生于欧洲中世纪。
提起中世纪，传统观念大多认为“黑暗”。这个观念始作俑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1304年生，22岁成为教士，26岁进入教廷，至47岁辞去教宗秘书职务。在20多年教会生涯中，彼特拉克目睹一些教宗、主教托上帝之名教化别人，普度众生，而耀眼光环下却包藏着虚伪贪婪等人性丑陋。同时，彼特拉克致力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崇尚人本思想，故而在《非洲》《名人传》等作品中，多次称欧洲社会“黑暗”。
而“中世纪”一词，则源自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比昂多。
比昂多用40年创作完成《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31卷，于1483年在威尼斯出版。书中将欧洲410－1440年称为中世纪。因西罗马亡于476年，东罗马亡于1453年，其时间跨度与比昂多“中世纪”基本一致，所以后世史家便将476－1453年称为中世纪，并认可了彼特拉克“黑暗”说。
然而，历史航船千回百转，远非简单标签堪论。
纵观中世纪一千年，不同时期教会状况差异很大，教权与王权关系复杂且几经变化，况且教义有倡导公平正义博爱的鲜明宗旨，而教权执掌者却形形色色。所以中世纪功过是非，难以一言以蔽之。彼特拉克之论固然存在，但中世纪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所做贡献亦不容抹杀。如中世纪孕育三次文艺复兴。
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8世纪末加洛林王朝，以亚琛为核心。主要成就是拉丁文化和基督文化在“蛮族”统治者手中得以保存和弘扬。代表人物查理曼、埃利金纳等。亚琛大教堂是德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第二次文艺复兴发生在11世纪末，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大学出现。
1088年，第一所大学诞生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是亚平宁半岛连接欧洲大陆咽喉，既靠近教宗国首都罗马，又是自由城邦。“拉丁文－阿拉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两次翻译运动均对这里产生重要影响。故此博洛尼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等各方面都特色鲜明，形成独特文化生态。为解决日益增多贸易纠纷，部分学者联合起来，创办了以法学为特色博洛尼亚大学。
大学诞生于中世纪有必然性。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标志基督教在遭遇300年迫害后，非但没灭绝，反而愈挫弥坚，赢得600万信众及皇帝认可，取得合法身份。380年狄奥多西颁布《塞萨洛尼基敕令》，基督教自此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天主教、东正教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与东正教逐渐沦为皇权统治工具不同，1059年天主教会在教宗尼各老二世主持下，在罗马拉特兰宫召开会议，通过《教宗选举法》，确定教宗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批准，变成选举后例行程序。该法旨在改变此前世俗势力干预教宗选举局面，努力使教权独立于皇权。1075年教宗格里高利颁布《教宗敕令》，强调教权至上，教宗有权废黜皇帝。于是教权、皇权之争走向公开化暴力化。经半个世纪争斗，包括“卡诺莎之辱”、“客死萨莱诺”等事件，至112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同教宗卡里克斯图斯二世各做让步，在莱茵河左岸沃尔姆斯签订《宗教协定》，达成教权与皇权相互制约平衡。
然而，与依仗强权腐化堕落的皇权相比，天主教作为教化万众自省自律追求完美道德境界的价值载体和灵魂依托，依靠的是净化心灵教人向善的悲悯情感、精神价值和良知力量，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同、皈依和崇奉。伴随人心向背，教权与皇权的平衡越来越发生倾斜，教权影响力在现实中益愈强化。
实际上，作为精神文化载体，同时亦为从根本上阐释自身价值追求合乎天道，天主教（包括之前的基督教）从诞生起，一直在努力为自己寻求或打造理论支撑。公元150年，基督教教父查士丁在《护教篇》中，将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结合，将基督教看作是逻各斯化身，提出“基督教哲学”。后经克莱门、奥里根、德尔图良等学者丰富发展，特别是在奥古斯丁手中，原罪、救赎、三一论、光照说等基督教理论基本成型。
进入中世纪，经第一次文艺复兴孕育，到11世纪，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瓜熟蒂落应运而生。虽然在经院哲学家眼中“哲学是神学的奴婢”，但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取向，催生了科学研究范式。而大学之出现，正是经院哲学文化现象外溢到世俗社会之产物。两厢耦合如影随形。
与之相反，一个世俗化、没有宗教信仰和灵魂依托、以功利实用为价值取向、挣扎在马斯洛低层次需求的社会，求存远重于求真，则完全不可能诞生以理性研究知识、探求客观规律为宗旨的大学。这样的社会无法理解、更不会有人用毕生精力去研究万有引力、原子、质子、电子、细胞、染色体、基因……。这些连奇技淫巧都不配，于我何用？
公元508年，墨洛温王朝迁都巴黎；751年衍变为加洛林王朝；843年加洛林王朝一分为三，西法兰克王国继续以巴黎为都；987年法兰西王国取而代之。经过数百年建设，巴黎日益繁荣。伴随罗曼语形成并衍变为法语，法兰西文化生态欣欣向荣。1143年第一座哥特式教堂——圣丹尼斯教堂在巴黎横空出世，成为基督教教堂建设里程碑，亦为第二次文艺复兴另一标志。
7年后，巴黎大学诞生。
相较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在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师资力量、科研深度、学科广度、交流范围、学术氛围、教学管理、国际声誉等各方面全面碾压，开启人类探索世界、传承文明新模式。至中世纪末，欧洲大学已达80余所。
与柏拉图学院、吕克昂学院、伊比鸠鲁花园学院等以往教育模式相比，中世纪大学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大学由志同道合学者共同发起，既非个人主导，亦非官方或教会有计划设立。如剑桥大学便是一些牛津师生来到剑河边，箪食瓢饮筚路蓝缕创办。二是大学带有某种行会特点，具有自治性。特别是初期，大学多以学生主导，自主聘请教师、确定授课内容及方式，类似同业者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以契约方式形成团体。形成规模与影响后，逐渐得到官方或教会认可。
三是办学方式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如设立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职位体系，确立入学标准、学时、学制、毕业等规范，以及制定各种管理制度，使大学更具社会化公益色彩。四是学科建设以文、法、医、神为主。其中“文”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称七艺；法、医是专业方向；“神”为中世纪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不可或缺。
五是教研方式为讲授与辩论相结合，追求真谛提升心智。如13世纪发生在巴黎大学的阿威罗伊“理智论”之辩。阿奎那和西格尔分别代表基督教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不同解读。这场论辩对欧洲哲学和神学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巴黎大学还发生过唯实论VS唯名论等许多影响深远大辩论。六是学生来自欧洲各国，且规模庞大。如巴黎大学鼎盛时，学生曾达5万之众。不同文化交汇激荡，使巴黎大学成为当时欧洲文化交流中心。
中世纪大学不仅培养出大阿尔伯特、阿奎那、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埃克哈特大师、罗吉尔·培根等一众思想文化大师，而且造就一大批掀起第三次文艺复兴巨澜思想家，如但丁、彼特拉克、托马斯·莫尔、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哥白尼、布鲁诺、蒙田等。从表象看，中世纪通过大学教育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而本质上，一切社会的掘墓人都必然来自自身。如果掘墓人是文化精英，则社会走向文明；如果掘墓人是流氓无赖，则社会走向黑暗。培养文化精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进步社会的骄傲。
第三次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
以但丁、彼特拉克、卜伽丘等先贤为开路先锋，高举人本大纛，打破神权束缚，将巨大“人”字书写于天地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铸起一座高耸入云丰碑，引历史巨轮航向，为现代文明奠基。
“文艺复兴”概念源自法国学者米什莱。米什莱用34年完成巨著《法国史》凡17卷。其中第七卷《文艺复兴》于1855年面世。5年后瑞士学者布克哈特出版著作《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两学者虽分别关注法国和意大利历史，但均将肇始于14世纪的人本主义浪潮定性为欧洲历史拐点，并冠之“文艺复兴”。后来此观点被普遍认同。
纵观三次文艺复兴，正是由于第三次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巨大且深远，所以人们常常忽视前两次，直称第三次为文艺复兴。实际上，三次文艺复兴存在内在逻辑。
文艺复兴触发宗教改革，是中世纪大学走向现代大学转折点。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堡大学34岁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城堡教堂大门上，对教宗利奥十世谕令出售“赎罪券”提出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件很快传遍欧洲，星火燎原，成为宗教改革导火索。经过与天主教会论辩抗争8年，路德于1525年创立“路德教”，开宗立派，与天主教分庭抗礼。
再说法国有一个比路德小26岁小伙子叫加尔文，深受路德影响。在路德教创立11年后，27岁加尔文在瑞士发表著作《基督教要义》，提出自己宗教观，与路德教遥相呼应，又创一新教教派。随后，许多新教教派陆续产生，如形成于英国的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礼宗等。著名的清教，便是加尔文宗信徒在英国拥立的新教派别。
宗教改革核心思想是因信称义。教徒直接对《圣经》负责，尽可能剔除各种人为因素。其结果是形成一场席卷欧洲的思想大解放，催生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工业技术革命、现代经济制度形成、现代法律制度确立等一系列荡涤人类思想观念、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
宗教改革使大学教育产生巨变。神学逐步走下神坛，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学术更加自由，科研更加独立；创新思维更加活跃，探索真理更加执着；价值追求更加多元，联系现实更加紧密；更加尊重个体需求和个性发展，更加注重创新实践和社会责任。大学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管理、从物质条件到思想理念一步步走向现代化。
现代大学既是社会思想文化高地，也是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承重要策源地。1901－2024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976人，其中80%工作在大学。如哈佛大学165人，剑桥大学121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14人，芝加哥大学101人，哥伦比亚大学100人，麻省理工学院99人，斯坦福大学85人，加州理工学院78人，普林斯顿大学74人，牛津大学72人……。大学对推动知识生产和社会进步之作用可见一斑。
校训既是师生行为准则，也是大学文化集中体现。上述10所大学校训分别是“追求真理”、“启蒙之所智慧之源”、“知识照亮前路”、“创造知识提升境界”、“向光而行”、“深思笃行”、“自由神圣”、“真理使人自由”、“责任与奉献”、“上帝之光”。从中不难体悟大学文化之精要。
现代大学灵魂是什么？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
一是思想独立。用自己头脑独立对事物做出判断。不受制于各种藩篱，不屈服于各种强权。清除一切强加于人的桎梏、障碍或禁区，将自己所爱所求所长及潜能发挥到极致。思想独立则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则创造力爆发。
二是学术自由。对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极大兴趣和强烈好奇心，是推动科研走向纵深的强大内驱力。爱因斯坦26岁创立相对论；海森堡24岁提出不确定性原理，为量子力学数学框架奠基；米勒23岁合成有机分子，为生命起源化学进化说提供证据。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未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先闻未必就正确；术业有专攻，专攻未必就科学。1929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做博士论文《逻辑哲学论》答辩，讲了许久，三位答辩委员罗素、摩尔和魏斯曼都没听懂。这时维特根斯坦缓缓说道：“没关系，或许你们永远都不会理解”。尽管如此，三位哲学泰斗还是一致通过维特根斯坦答辩。追求真理人人平等。
三是批判精神。学术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逻辑。任何理论都是从某个视角观照世界，都存在局限性。道理越辩越明。不同思想交汇激荡，是知识创新和思想升华必要路径。理论创新不仅是学术自由产物，更是对既有认识否定或突破。真正价值，每每在于对权威结论的质疑、辩驳和批判中，正如爱因斯坦抛弃统治科学界200年的牛顿力学。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在《猜想与反驳》中说，“科学始于问题，通过不断质疑、批判、反驳、否定而剔除谬误，接近本质与真相。”越是说不得动不得、不容置疑，便越远离科学、远离真善美。
四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对人格的尊重、对价值的肯定，不是屈尊纡贵怜悯施舍。“人”是思考一切问题出发点和归宿。生命既神圣又唯一。珍惜生命敬畏尊严是现代文明基石。尊重他人本质上就是尊重自己。无数人得势时对他人肆意蹂躏，不料自己很快便沦为被践踏对象。冥冥之中有因果，天道轮回放过谁？悲悯与良知是人类一切美德基础，是人之根本。人文关怀不仅是大学教育基础课必修课，更应该贯穿人的一生，成为现代人基本素质。
中国人了解大学始自晚明。
尽管中国书院出现于宋代，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大体同时代，但两者有本质差别。西学偏重研究知识，注重逻辑思维，关注“无用之学”，探索理论创新。书院则由太学衍生而来，本质上是统治者教化工具，兼科考补习班、集训班。读书人皓首穷经，只为有朝一日“货与帝王家”。即便如此，书院仍多为朝廷忌惮，仅明代便禁毁4次，如1625年魏忠贤下令禁毁天下所有书院。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明朝光禄寺少卿杨廷筠协助下，编纂了中文版世界地理书籍《职方外纪》。此书是继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刊刻《坤舆万国全图》后，在中华大地又诞生的一部深刻影响中国人思维观念的西学著作。晚明是西学东渐第一个高峰，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三柱石”。
针对《职方外纪》提及欧洲大学，杨廷筠使用了“公学”“共学”等概念。至晚清洋务运动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大学”仍知之甚浅，乃照猫画虎将college译作书院，将university译作大书院。以至洋教会在中国设立大学，亦不得不入乡随俗，以书院命名。如圣约翰书院（1879年上海）、博习书院（1879年苏州）、格致书院（1888年广州）、文华书院（1891年武昌）、博学书院（1895年汉口）、蕙兰书院（1899年杭州）等。可见思想隔阂之深、文化隔绝之弊、闭关锁国之害。
1895年盛宣怀兴办西学。为申明college、university与书院不同，盛宣怀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不仅倡导以西式规范设立新式学堂，而且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并出任督办（校长）。“学堂”一词过去也用过，但经盛宣怀以西学内容实之，便作为西学标志流行起来，带动一批“学堂”问世。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7月3日御批设立京师大学堂，委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此时科举制度尚存，京师大学堂兼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双重职能，招生以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为主。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百日维新诸改革均遭否定，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02年慈禧回銮不久即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按西学厘定学制，取消书院之称。此后“大学堂”成为university官方译法。
中华民国建立后，推行西方文明观念和制度。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即将university译为“大学”，民国政府遂引入此译，于1912年5月4日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剥离行政职能，并委任严复为校长。10月24日颁布《大学令》，规定国立、私立大学一视同仁；仿欧美模式，由评议会和教授会主导办学，实现民主管理学术自治。理、工、农、医、文、法、商七科确立，奠定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框架。《大学令》摒弃数千年以忠君尊孔为本位的教育宗旨，确立传授知识与学术研究为职能，开创中华民族高等教育新纪元。
此后，各高校纷纷转向。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岑春煊创办的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端方创办的暨南学堂改名为国立暨南大学，鹿传霖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改名为国立四川大学……。至1946年，全国有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学院23所、省立学院24所、私立学院32所以及70余所专科学校。
大学教育革故鼎新，亦体现在校训上。1914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借《易经》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被清华奉为校训。蔡元培1917－1927年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百年来为北大师生所推崇。教育家张伯苓于1919年创立南开大学，不仅亲任校长，而且确立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培养出周恩来、陈省身、郭永怀、曹禺等一众文化名人。
时人对大学之敬重不止于理念。“七七事变”后，政府立即组织大批大学南迁。如清华、北大和南开均迁至长沙，于1937年11月1日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个月后，日军进攻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走广西、广东、香港、越南……，兵分多路。许多师生不仅跋山涉水，还要背上教材教具甚至实验动物。历经艰险度尽劫波，终于1938年5月4日在昆明竖起“西南联大”旗帜。艰难至此，人类教育史罕见。同时亦可洞见战火纷飞中的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之重视，以及保护优秀民族文化之决心与力度。
西南联大校务管理机构由三校校长组成，并规定每年轮流担任主席。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始终住留陪都重庆，所以西南联大实际主持人一直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建校伊始，梅贻琦便在全校师生中征集校训。经广泛讨论，于1938年11月26日确立校训“刚毅坚卓”，昭示联大师生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之顽强意志。梅贻琦主政8年，秉持“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在经济极度窘迫、生活极度困苦、设施极度简陋、轰炸极度频繁下，为联大营造出民主、自由、严肃、活泼氛围。
条件虽苦，但大师云集。教授多时达179位，如陈寅恪、吴宓、金岳霖、叶企孙、顾毓秀、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傅斯年、费孝通、华罗庚、钱穆、王力、吴大猷、潘光旦、沈从文、周培源、陈省身、赵忠尧、梁思成、林徽因、刘仙洲、杨武之等。在枪林弹雨中，联大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黄昆、汪曾祺、何兆武、许渊冲等成百上千科学文化名家，保存了民族文脉和文化精髓，使中华民族在战后重建中很快崛起。
改革开放曙光乍现，停招十年的高考制度率先恢复。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复苏，很快走上正轨并结出硕果，为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奠定基础。自然科学领域，由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与中科院合作，首次通过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教授在高温超导材料方面、南京大学闵乃本等人在介电体超晶格材料方面、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与云南大学侯先光教授等在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方面都做出开创性贡献。2020年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0项，二等奖75项，占授奖项目总数157项的54.1%。
经济学领域，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钱颖一、樊纲、李稻葵、周其仁、茅于轼、陈岱孙、林毅夫等著名学者大多工作在大学，或客座于大学。法学领域，大学成为法学研究和推进法治建设重要高地。人类数千年法学思想及实践成果，都进入了中国法学界视野和大学课堂。除培养千千万万法律专业人才，在推动法律体系建设、塑造法治理念、规范司法行为、健全法治监督等各方面，大学都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元宇宙、大模型、AGI等数字技术成果席卷全球一浪高过一浪，人类正大踏步跨入以解放大脑为特征的数字文明新时代。工业文明许多理念和成果，正快速被颠覆或抛弃。
传统文明形态下，人们尽管毕生都在努力学习，竭力开发大脑潜能，但面对知识海洋和未知世界，人们所见所思所识所记终究少得可怜，脑容量实在微不足道，渺沧海一粟。而大模型则在分秒之间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方式，把全人类知识库送到你面前。不仅任你随时调取，而且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作为人类外脑，大模型不仅为人脑提供强大支撑，掀起思想解放巨澜，而且注定开启新一轮认知革命，开创人机协作新时代。
如果把广泛取代人类体力劳动作为AI1.0，把作诗、作文、绘画、谱曲、演奏、诊断、解读视频、解答难题等精神文化创造力视作AI2.0，那么近年来加速向人类情感领域进军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便是可怕的3.0。说它可怕，是因为AI一旦有自主意识，在情感、欲望、尊严等方面有追求，形成价值观，成为“智能人”，那么人类灾难就不远了，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便是分分钟的事。因为硅基生命不仅以人类数百万年进化成果、以人类知识总和为起点，不仅可以实现群体智能联通，而且自我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既然作为地球主角上亿年的恐龙可以瞬间灭绝，那么统治地球不足万年的人类被边缘化甚至消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同以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相比，人类这次或将亲手为自己打造新对手，而且大概率是掘墓人。人类为促进自身发展而种下龙种，收获的却难说是什么怪物。
20世纪初，当硅作为半导体材料刚刚进入人们视野，美国天才科学家斯坦利·维斯鲍姆便敏锐预感到，未来世界主人或许就是这位棱角分明、特立独行的硅。于是他1934年创作科幻作品《火星奥德赛》，预言硅基生命之强大。
14年后美国科学家威廉·肖克利发明晶体管。1956年，肖克利在获诺奖同时，在旧金山圣塔克拉拉县圣安东尼奥街391号建立半导体实验室，为硅谷奠基。然而，世人依然没能看清硅的潜在魔力。近年，随着芯片制程节点达到3纳米甚至2纳米、存算一体架构之达成、先进封装技术之成熟，特别是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新型材料加盟及量子芯片技术之应用，人们蓦然发现，硅基生命已悄然来到身边。以天地精华万物灵长自封的人类，或许仅是引爆硅基生命的一根引线。数字文明在点亮地球瞬间，是否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尚难预测。
数字文明对大学提出新挑战新要求，赋予新使命新期待。一是大学自身如何适应和融入数字文明；二是大学如何担起历史重任开创新路，为人类生存发展擎起一片蓝天。
一般说来，价值观形成后很难再发生根本转变。路径依赖是人的本能。19世纪英国出现汽车后，许多人认为汽车疾驶会给路人造成危险。于是1865年英国出台《红旗法案》，规定汽车在城镇行驶时速不得超过3.2公里，低于正常步行速度；同时必须有一人在车前50米外步行引导，手持红旗不断摇动，为汽车开道。31年后该法案废止。但美、德等国汽车产业辄在此期间迅速崛起。这出闹剧发生在以创新为标签的工业技术革命诞生地，令人匪夷所思。
文明型态转变之达成，需要人们在认知上超越自我。这既挑战认知能力，更考验人性，殊非易事。大学作为人类认知领域高地，作为超凡脱俗、探索精神文化的净土，作为学术殿堂和追求真理的圣地，应该走在前列，引领时代前进方向。如果说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批判精神、人文关怀是现代大学基石，那么面向未来，大学更应扛起为人类生存发展指明航向和保驾护航的责任担当。
这种神圣使命之挑战，对于我国这样在精神世界尚有浓厚农耕文明色彩、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转型之社会，尤为严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推动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做出重大贡献。但毋庸讳言，面对新文明形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应试教育依然占主导地位，教学模式单向灌输整齐划一，专业方向与时代需求脱节，规模盲目扩张且同质化严重，国际化程度不够且质量不高，学生身心健康不尽如人意，就业困难……。更有甚者，有的高校还存在许多不文明现象。有的学阀垄断制高点；有的权力肆意乱为；有的为争取课题蝇营狗苟，为晋级不择手段，为发表“成果”抄袭造假；老师变老板，学术圣地变成官场、生意场甚至情场；“学术”拼拼凑凑曲意逢迎，科研成为追名逐利工具，风骨尽失气节全无；说真话办实事、诚实守信追求真谛被嘲讽幼稚不谙世事，处处碰壁。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被撤稿篇数居高不下。仅2023年便被撤稿4836篇，独占全球75%，把中国学术本色展现到世界舞台，成为人类学术史上奇观。在数以万计涉嫌学术不端作者中，绝大多数工作在高校。
悟以往不谏，知来者可追。尽快调整教育理念与制度，清理乱象净化生态改良土壤，匡复大学教育以正轨，已迫在眉睫。
——文章转载至《好人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