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东方学里的“东方”,同地理学不太一样。
地理上的“东西方”是相对的,从欧洲视角看,美国位于大西洋西岸,当然是西方,从亚洲视角看,美国在太平洋以东,也可谓东方,在全球化的视野里,哪有什么“东西方”?
可脑力过度的欧洲人,就如同自信满满的中华先人一样,偏要从相对里搞出个绝对来,本来相对的“东西方”,被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了欧化的“天下观”,以划分“东西方”,作为欧式“华夷之辨”,其“西方”中心论,即以“西”为“华”,亦即宗教正确和政治正确的代表,视“东方”为“夷狄”,当作假想敌。
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研究,始于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因为会议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正式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的教职,该会议,将希腊语、希伯来语都划到“东方学”的范围内,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看法。
现在的看法,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形成的,运动中,希腊从东方回归于西方,成为了欧洲人文化认同的对象。
而中世纪的欧洲,知有罗马,未知希腊,就连罗马,也不是那个曾经希腊化的罗马,而是属于基督教的罗马,而且基督教,也不再是那个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的原始基督教,而是“脱亚入欧”的罗马天主教。总之,希腊被边缘化、东方化,希腊化的基督教也被叫做“东正教”,虽为“正教”,但属于“东方”。
一个没有希腊的西方
没有希腊的“西方”,还算个什么“西方”?
即便在地理上,相对于中国,可以叫做“西方”,在文化上,还可以叫“西方”吗?有教皇和教会,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因为一寻根,你就会发现,基督教的根源不在西方。
在哪里?在东方,在古埃及,摩西出埃及,《旧约》当然也出于埃及,而且可以说是对古埃及的叛逆,一出生,就成为了文明古国的逆子,却又有着血缘和地缘的联系,如果说西奈山是《旧约》出生地,那么它的文明的孕期,必定从埃及古王国就已开始,文明的新生儿,要由新神来接生,接生者即耶和华,新生儿就是“摩西十诫”,它长大以后,长成了基督教的《圣经》。
据说,最早的《圣经》也是“西奈山抄本”,考古证明,这抄本出自1600年前,用希腊文写成,可以说是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是“二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结合的产品。
尽管文明的周期,已有了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和现代的好几个轮替,可西奈山依旧还在,三千年前的摩西,究竟从哪一个山口进入,终于登上了哪一座山头?虽然至今无考,但其作为地质意义和地理意义的山脉亘古未变,还在今日的埃及。
作为西方文明的根本之地,却位于其意识形态地图的“东方”,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大换位,基督教跑到欧洲去,立教会,做教皇,而西方则把一个希腊化的世界留在了东方。
换位产生错觉,来自东方的,却以为代表西方,从西方去的,反被当作东方,此与罗马帝国分治有关,西罗马拉丁化,东罗马希腊化,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都集中在东罗马。
流放希腊,西方就黑暗了?倒退是有的,黑暗还不至于,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前,还有过一次“卡洛林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什么?当然不是以希腊化“复兴”古希腊,而是以拉丁化“复兴”希伯来和古罗马,人称“欧洲第一次觉醒”。
当时,文明倒挂,罗马早已倒下,在一片野蛮的欧洲风土中,无所适从的罗马人,带着罗马文化,往何处去?
血雨腥风中,他们终于想起了那位被人谋杀的罗马英雄凯撒,他在生前已为即将成长起来的罗马帝国,预留了一个文明的退步,他在远征高卢之后,便船渡海峡,马踏英伦,那真是“两千年前不列颠,帝国基因凯撒传”,故当帝国崩溃时,若问那时罗马精英都去哪了?他们也渡过海峡,被凯撒引渡到英国去了。
逃过了欧陆蛮族的铁蹄,来到英格兰落脚后,又遭遇了维京人的海上野蛮风暴。于是,再逃,逃往爱尔兰,这与“五胡乱华”时的中原人士逃往凉州的情景相似,因此,有人说爱尔兰就是“西方的凉州”,在西方的尽头,留住了罗马文化的根。
可维京人并未停止他们入侵的脚步,从英格兰到爱尔兰,英伦三岛,退无可退,故又复返欧陆,引发文艺复兴。
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成为了卡洛林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古罗马文化的源头,当第一个“觉醒”起来的欧洲人——查理大帝,睁眼看文明时,于遍地蛮荒之中,所见一人,便是来自英格兰的阿尔琴,他从来人身上,看到了文明之光——“拉丁七艺”,谁能想到那“七艺”能助他官升一级——从国王到皇帝?
可大帝就是大帝,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他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不但使自己从国王变成皇帝,使国家从王国变成帝国,他还要更进一步,使帝国成为第二罗马帝国,这还不够,还要加上“神圣”二字,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然此二字,一来基于信仰,二要求助教皇,他做皇帝,得由教皇册封加冕。
为了“神圣”,他重启希伯来,回到《圣经》的源头,指派阿尔琴,收集各种《圣经》抄本,比对校勘,统一文本,并译成拉丁文,作为天主教通用的定本,还对基督教文献进行大规模抄写和修订,颁布《卡洛林书》统一罗马教义及其教仪。
这一切兹不赘述,在教皇的加持下,终于为他赢得了“皇帝”的称号,但需要册封的“皇帝”,还是真正的“皇帝”吗?不是说“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嘛,为什么教会一掌权,就改变了初心呢?或曰,此乃文明驯服野蛮之使然。
西方文明形态有二,一曰国家,二曰教会。
国家先于教会,古代就已发展充分,观其形态,有城邦国家、联邦国家,还有帝国。城邦虽小,宜于人性,然国之运行,自有本分,做大做强,乃其本能,故以利益驱动,形成国家利益共同体——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中世纪联邦国家,“皇帝”由各国“帝选侯”认同产生,由教皇册封,并加冕,因此,在伏尔泰看来,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然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查理大帝追求“神圣”,重启“罗马”,以文艺复兴开了个再造“帝国”的头。
希腊化世界在此
可有一个真正的罗马帝国、一群说着希腊语的罗马人,就在一旁看着,并嘲笑着,什么“神圣”?分明是小偷。
那些《圣经》译本,都是从希腊语偷去的,最早的《圣经》抄本——“西奈山抄本”,不就是用希腊文抄写的吗?
那时,东罗马帝国刚好经历了一个希腊化时期,做了两百多年的希腊化功课,想把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的历史遗产都据为己有,因此,不但对帝国国体和政体进行了希腊化改造,改造成为中世纪君主制国家,还把基督教希腊化了。
至于“罗马”,那就更别提了,有“罗马”真人在此,“帝国”本尊在上,一对照,不就看出了由蛮族小王凑合而成“帝国”的真相?“帝国”非架子,亦非愿景,充满了集权的意志,高扬其扩张的野心,以“皇帝”为绝对理念开显其政治实体。
所以,真正的“皇帝”,必须“神王合一”,能使教权和王权统一,故此“皇帝”,不能说拉丁语,必须说希腊语。
“皇帝”之于东罗马,有三种称呼,常见的,叫做Βασιλε(Basileus),为古希腊人对国王的称呼,与古罗马的Au-gustus(οΣεβασ)并用,15世纪,始以Βασιλε为“皇帝”正名,称为“BasileustonHellinon”——“希腊人的皇帝”。
另外两个称呼,一个来自希腊语对罗马皇帝的翻译,称“皇帝”为“军事首脑”,另一个则称之为“宇宙的主宰”。
此三者,表明“皇帝”三项权力——王权、军权、神权,然此“皇帝”非彼“皇帝”,论“神圣罗马帝国”,孰能名副其实?查理大帝未能“神王合一”,彼乃一“军事首脑”而已,君权神授,“皇帝”权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教皇以神权赐予。
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就这样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划分出“东西方”,此与古罗马时期,将罗马分为东、西有别,那是出于扩张目的,将同一个罗马,分为两个政治实体,此乃古罗马帝国解体,分为“东西方”——两个对立的文明体和政治体。
西罗马早已灭亡,可灭亡了西罗马的蛮邦,却要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来以西罗马自居,这让尚在的东罗马情何以堪?未能如中国明朝驱逐鞑虏,光复故土,这倒也罢了,还要被蛮邦自命正统高压一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因为教皇占据了罗马城。
罗马是西方的中心,以中心地位立国,那便是“中国”,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就是西方中心论里的“中国”——中央之国,教皇居西方之中土而定天下,故其世界观里,以蛮夷为东方,同“中国式天下”不同的是,它以“东西方”地理方位指论,而非以直接的文明定位确认,此乃因其文明底气不足。
其于欧洲,未能“定于一”,当时最大阻力,就在于东罗马,因为它知根底。
在它看来,什么“神圣罗马帝国”,有个“罗马”就“帝国”了?说到底,还要看有没有真正的“皇帝”;有个教皇就“神圣”了?论基督教,“罗马”算什么?还得看君士坦丁堡。
若无君士坦丁大帝以基督教为国教,何来教皇“神圣”?若非大帝一纸“米兰敕令”,基督教还得在黑暗中混。
来看看吧,真正的“皇帝”究竟何等模样!
“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他可以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其居所被称为“神圣皇宫”或“圣宫”,高级官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低级官员只能吻皇帝的脚。外国使节以跪姿行礼,他们都没有先开口跟皇帝说话的权利,只能等皇帝通过侍官发问时才可作答。
这是中世纪欧洲的西方中心论,所要解决的第一个“东方”问题——东罗马问题,解决问题,从正名开始,首先解决名称问题,“罗马”不分东西,只有一个,因此,改称东罗马为“拜占庭帝国”,如此一改,东方意味盎然,去东方化便名正言顺。
其次,教皇立个“皇帝”,与东罗马对峙,使“皇帝”相争,教皇得利;接下来,便是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反击,东罗马夹在中间,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十字军打击伊斯兰的同时,顺便也打劫一下东罗马,左打一下,右打一下,东罗马散架。
十二世纪,欧洲城市兴起,北有波罗的海口岸的吕贝克,南有地中海的威尼斯,以及以它们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其结盟运动,历史形态仿佛又回到了欧洲古典时期。这些城市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也为了树立它们的榜样,重新发现了古希腊。
于是,希腊化取代了拉丁化,适逢奥斯曼帝国兴起,击溃东罗马,罗马人出逃,希腊遗产回家,从此回归西方。
文艺复兴的拜占庭人
这一时期,有两个代表人物,赫里索洛拉斯和贝萨里翁,他们分别从东罗马出发,先后来到意大利讲学,不停地说着希腊语,说着说着,就说成了文艺复兴的先知,说成了那个时代的巨人们的老师,在其影响下,“言必称希腊”成为时代风华。
他们的劝学活动,散发古希腊诱惑,其学生被师说感召,从神往古希腊,向着遗产抢救行动转化,转向东罗马,深入图书馆,读书,抄书,搜书,藏书,然其重点已非《圣经》,亦非13世纪就已成为经院哲学代表的亚里士多德,而是柏拉图。
贝萨里翁拥趸柏拉图,为了回应时人对柏拉图的批评,他在《反对柏拉图的诽谤者》一书中,强调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通,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互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自然哲学家,柏拉图是神学家,这在当时,是对柏拉图的抬举,因为经院哲学时代有一句名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这本书,开创了一个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开启了一个时代——东西方融合的时代。他的“东西方”,其实就在欧洲,就是那个将东罗马和西罗马联合起来的欧洲,他主张,欧洲的“东西方”,如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能够互补,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以并用,从教会到国家,实现大联合,对抗奥斯曼人的侵略。
若其愿望成真,阻止了奥斯曼人的入侵,那么今日土耳其,就应该是东欧的一部分。可惜的是,欧洲历史的包袱太重,“东西方”政治的鸿沟太深,而罗马教会又太过于西方中心论,致使“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梗阻,难以达成欧洲文明的统一性。
但他的提倡,却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他不但用柏拉图的“灵魂论”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解放的灵魂,还用“理念论”为“创世说”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性文本,更以“摹仿说”为艺术形式提供了理念的标准,如果说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萨》,是对“人的理念”和“美的理念”的“摹仿”,那么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便是他老师卜列东对古希腊的“摹仿”。
众说纷纭的“亚、柏之争”,被他的“反对”终结了,此文一出,“诽谤”打住,不但把老师从“新异端柏拉图主义者”的指控中解救出来,还把运动推到西方哲学史的新高度。
他主张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虽未达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但在威尼斯却别有建树,尤其在建筑艺术上,明显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例如,威尼斯的标志性建筑——圣马可大教堂,就开显了一个“东西方”融合的文明样式。
西方中心论,如一堵坚硬的墙——意识形态墙,隔着“东西方”,他要“文化交流”,就得在墙上开个门,开个窗,而威尼斯,就是他在拉丁化的世界之墙上开辟的希腊语的人道之门,开放的柏拉图的灵魂之窗,同拉丁语一道重塑“东西方”。
在那里,他有一个私人图书馆,收集古代藏书746卷,其中有482卷是希腊语手稿,有关柏拉图的书80卷,去世前,他把所有藏书都捐给了威尼斯,在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
然而,这又如何呢?用城邦国家来推动文艺复兴,就能改变西方中心论,让“东西方”文化实现平等交流吗?
似乎不能。可能的是,“中心点”会变,而“中心论”不变,例如,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中心点是“罗马帝国”,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点却改为“雅典城邦”,这当然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形态所决定的,但帝国也好,城邦也罢,都不会、也不能改变其“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改变的只是叙事方式。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西方中心论,是以教皇和教会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以此认定,既使“神王合一”,也不能“合”到代表王权的“皇帝”头上,而应该“合”到代表神权的“教皇”头上,即便“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那也应该是耶稣高于凯撒,“教皇”主导“皇帝”,“西方”战胜“东方”,可没想到的是,在一个已然历史形成的既定的旧格局里,新的突破来了。
突破来自地中海边的城邦国家,领头羊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他们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国家原型——雅典城邦,不是“皇帝”,亦非“教皇”,而是“民主”,是“民主”带来了突破,而“民主”的根源,就在雅典,它们前来寻根。
走出东西方走向太平世
复兴古希腊,要复兴什么?不是要全盘复兴那个希腊化世界,而是要弃其糟粕——“皇帝”,取其精华——“民主”,如此这般的一弃一取,在希腊化世界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东西方”叙事——“民主”的雅典与“专制”的斯巴达的冲突,这还是古希腊内部的“东西方”冲突,在外部,则有波斯帝国。
雅典与波斯之争,成为古代世界里最具典型意义的“东西方”冲突,“东西方”之于欧土,一如中国“南北朝”,有个中原中心论,即以中原王朝——北朝为正统,以南朝为过渡性的临时政权,而欧洲则以西方为中心,为正统,以东方为异端,相比之下,中国的“南北朝”问题,尚能于中国式的天下观里自行解决,而欧洲则将其“东西方”的内部冲突外溢,在一个全球化的方案中,以西方中心论来划分近东、中东、远东,宣示其主导权。
然而,外溢的“东西方”走向,并未扭转内爆的欧洲,中世纪两个罗马帝国的“东西方”之争,近代亦未稍歇,先是转化为神圣罗马帝国同以拜占庭帝国自居号称“第三罗马帝国”的俄罗斯的冲突,继而拿破仑又以法国革命的大炮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东西方”冲突,于是,全欧洲联合起来,打败拿破仑,结果如何?“东西方”换位于英、俄。
当海权时代来临时,“东西方”又有了新主张,以“海权”代表西方,“陆权”代表东方,以英、美为“海权”代表,德、俄为“陆权”代表,当“海权”与“陆权”在欧洲冲突时,其战争的外溢,便转化为两次世界大战了,中国未能幸免,亦被卷入其中,结果呢?“海权”胜利了,另一个“陆权”——苏联又崛起了,“东西方”冲突依然,美、苏争霸,苏联倒下,然而,俄罗斯又崛起,欧洲还在冲突中,中国能走出“东西方”老格局吗?
以“三世说”论史,中华天下为“据乱世”提供了一个文明样式,展示了一种“大同”理想,表达出人类的希望,以之经由“据乱世”而开启“升平世”,可以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引导全球进入一个大的历史周期的“第三世”——以全球化为目标,以太平洋为标志,下一盘人类大棋——“太平世”。
新世纪要有新思维,若思想还被困于“东西方”,那么太平洋就不太平,要来的,就不是全球化和人类的“太平世”,而是新的世界大战。但形势正在改变,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成为必然,古老的中国梦——天下为公、人类大同,再度复兴。中国有一张五千年文明的大床,可以容纳世界共和与人类大同的梦想。中国有最高的山,号称“世界屋脊”,守望最大的海,叫做“太平洋”,若以“太平世”为梦想,那“太平洋”,就是“中国梦”之洋。
徐继畬说,他不是在中国,而是从美国看到了先王之道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梦想。他多么希望,中国梦与美国梦在太平洋相逢一笑,那太平洋就真“太平”了,世界历史的大周期也就完成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