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医疗领域，中西医之争一直是备受关注且争议不断的话题。这场争论往往夹杂着诸多复杂的情感和片面的认知，但为了人类健康事业的更好发展，我们需要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想象一下，你正在为一个长期困扰你的慢性病寻找治疗方法。这时，你会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或许你会犹豫不决，因为这两种医学体系各有千秋。那么，中西医之争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呢？
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
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类虽然肤色有别，但都同属于一个物种，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和代谢规律，所以真正有用的医学和药品是通用的，没有东西之分，更没有中美德日印的区别。
但从医学发展阶段来区分，总体上可以把医学分成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个大类。
在人类还没有掌握自然世界的科学方法之前，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世界各地的人类祖先都本能的在摸索寻找治愈疾病的方法，尝试运用各类动物器官、植物、矿物等不经提炼直接可以从自然界获得的东西作为药物来治病，同时世界各地也都有祈祷等治病的形式。
横向比较来看，全球各个民族发展出来的传统医学看起来很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各地物产分布不同，人们就地取材的选择就差别很大。比如身处中原地区的汉族和身处草原的游牧民族，其惯用的“药物”就有鲜明的区别。
再有就是所处的社会文化不同，导致大家总结出来的传统医学理论南辕北辙，传统医学的鼻祖是古埃及医学，中医和埃及医学有极大的相似度。
古埃及的宗教与医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医生同时也是祭司，为了保存好尸体以待来生，他们学习到了解剖学与天然药物方面的知识，甚至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实施简单的外科手术，据古书记载，他们研究出了800多种医疗手术程序，掌握了600多种药物，包括将柳树的叶子和树皮（阿司匹林的原料）用作防腐剂。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这些传统医学，你说它们是都可以治病，还是一部分可以治病，还是全都不能治病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人类都从智人走出非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没有绝种。
与之相对应的，现代医学是依托于现代科技发展出来的医学体系，应该是从1900年前后发展起来的，从认识人体结构，研究生理规律开始的，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研究出来的成果互相交流印证，并用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最终得出可靠的医学知识，适用于所有男人或女人、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的人类。
现代医学在持续进步和更新，然而心脏负责血液循环功能，大脑负责思考功能，肾脏与性能力并无关联，这些基本认知是稳固且全球通用的，不会被推翻，因为现代医学的基础并非某个理论，而是经过科学验证，吸取百家之长得出的客观事实和逻辑。
传统文化的应用场景
历史上，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语言、宗教、哲学、传统医学理论，也包括有形的器物、建筑、农产品、药品等。这些文化载体在不同地域通常有些截然不同的面貌，也在随着时间流逝、战争、人口迁徙等因素不断发生着变化。
传统医学和传统药品就是人类绚烂多彩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去了解、学习和传承。但是，学习和传承文化，并不代表要把这种文化应用于我们的现代生活。
举个例子，龙舟竞渡是很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但谁要说我们应该推广龙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把龙舟作为支撑我们经济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人脑子有问题。
龙舟的确可以载人，但我们有了现代的船舶制造技术以后，龙舟就只剩下节庆表演和体育竞赛的功能。
再举个例子，二十四节气是很有代表性也很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更承载了非常多的文学与艺术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但是，如果农业部明天下发一则通知，以后全国农民都必须在谷雨前后三天插秧，必须在霜降节气之前完成小麦收割，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二十四节气的确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指导农业耕作，但在有了基于卫星云图的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精准可靠的方式来指导播种与收割，二十四节气作为儿童的启蒙歌谣就很好干嘛非得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呢？
传统医学也是同理。在古代，应用传统医学的确有时候能够帮助人们缓解一些病痛，给予人们希望与安慰。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可靠的现代医学，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了人体的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治病的方法用这些科技就好了。传统医药有它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还有厨房调味品价值，何必非要为难它去医院里治病呢？
传统医学的局限性
传统医学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科学体系的一部分，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事实上，中医历史上曾经尝试过与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进行融合，但却失败得非常彻底。1851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在中国出版了他的翻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
这是第一次有人将西方解剖学知识系统地介绍到中国，随后他又编译了《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和《博物新编》。和《全体新论》一并，在中国近代医学史称之为“西医五种”。
虽然当时传统中医人强烈抵制这些理论，但是还是有些很有造诣的中医认为其中有可取之处，这些中医主张在中医的基础之上接纳吸收西医知识，这就形成了中国中医历史上最后一个主流流派，主张中西医结合的“汇通派。
晚清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 张锡纯等人。他们当时都是中医名家，且都出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或更早，受到合信“西医五种”的影响较大。
四川名医唐宗海是用西医解剖学解释中医理论的“第一人”，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张锡纯堪称“西药中药化第一人”，他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阿司匹林石膏汤”疗法。
但“汇通派”最后对理论的解释还是归于传统中医的对人体的认知基础上，例如合信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人体比作一架机器：“人身脏腑百体，如钟表轮机，若不开拆看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但是传统医学也有一个叫“藏象说”的理论，于是“汇通派”强烈反对批评现代医学的解剖学。
“汇通派”认为解剖学有，用的知识仅在于“目视所及”范围内，西医不懂“气化”原理，所以对人体生理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了解剖学所看到的内脏真实情况，但却并没有接受把解剖的方法作为获得医学知识的渠道。
要知道，任何一门学问的发生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进行，传统医学是基于传统哲学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思想而诞生的，后世医者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做解释和修补。所以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知识背景的冲突其实可以归结为文化规范的冲突
正是由于中医理论和现代科学存在着文化规范的根本差异，导致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不能兼容，中西医汇通，汇而未通；中西医结合，结而难合；中医现代化，代而不化。
现代科学的学统文化规范不能“规化”传统中医道术的道统文化规范，在中医与西医尚未分清的情况下，谈中医理论和现代科学很好的兼容，完全是不切实际。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赵锡武就说过：要结合首先必须分清；陆广莘临终前也期盼：首先从基础理论源头上分清中西医的差异。但时至今日，这些前辈所渴望的传统医学研究现在依旧重视不够，所反对的研究传统医学的人依然大行其道。
另外，传统医学的没有发展成科学也有其自身的问题，第一，传统医学盛行的时代，其知识传承主要靠师徒口耳相传，各家以“秘方”自重，很容易在代际传承中走样甚至消失。
第二，传统医学虽然经过了数千年的应用实践，但因为缺乏科学的观察记录、统计分析、对照实验等研究方法，基本上只能依靠目测的“吃完有好转/吃完人死了”来做极其粗略的判断，并不能称之为“研究”，更谈不上成果的“积累”。
如果传统医学不按自身原则发展理论，仅靠借鉴西方和现代科学去兼容，代替中医理论自主发展，那么这样的兼容注定会失败，最终其应用场景只能是博物馆，而不是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