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大荒“， 这是在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湖南衡阳灾民的真实旧影。
在这次大饥荒中数百万的饥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只能以草根、树皮，甚至根本无法消化的观音土充饥，腹胀而亡，饿殍遍野，生者无以自保，病者无以扶持。
湖南扼川黔桂之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曾遭受四十余万日军的蹂躏，疮痍满目，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断绝了生计。然而战争即将结束，水旱瘟疫等灾害又接踵而来，使湖南的灾情雪上加霜，成为了当时全国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其中又属衡阳的情况最为糟糕。
根据当时的统计，八年抗战湖南提供了210余万人的兵员，仅次于四川，战后无家可住者达700多万人，约有1450万亩的农田因战事荒废或无力耕种，战时被日军劫掠的粮食达常年水稻产量的三分之一，耕牛数量损失近七十万头。而1945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又遭受了水旱虫灾，导致全省粮食歉收，出现了严重的饥馑现象，再加上被征收的粮食以及战后供给了11万日俘的食粮，使湖南的饥荒更加严重。
各地的粮价飞涨有行无市，受灾的百姓曾吃过数十种树皮草根，有的还以观音土充饥，胀毙、饿死及自尽者不计其数。
俗话又说“大兵之后，必有大疫“，1946年湖南多地普遍出现了恶性疟疾、霍乱、脑膜炎、天花等瘟疫。然而湖南的医疗事业同样在战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加上医药器材又极其缺乏，根本无法应付战后瘟疫的防御和治疗。
1945年1月1日创立的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当时的善后救济工作，同年10月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成立，对灾民的衣食住行进行紧急救济，在湖南多地设立了难民服务处、施粥厂以及医疗队等附属机构，当时在衡阳办理的施粥厂总共有六处，居湖南之首。但由于经费紧张急赈物资也十分短缺，粥少人多，以工代赈、办理特赈以及农赈的救济工作也随之出现，同时还组织了医疗队恢复医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后严重的灾情。
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用于救济的经费、物资遭到挪用，原本就缺粮的湖南又被征收了大量的军粮，使救济工作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