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逻辑，是想定有一个绝对的“天理”，通过儒家的三纲五常掌控个体乃至整个世界。就其形式而言，则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循此讲道理的朱熹，表面上是通过开培训班、收门徒，讲学辩论，实现其超越凡俗的文化理想。而事实上，从朱熹本人的行事风格看，他更看重的是将理学一套向上传播至朝廷，让自己的理想在现实政治中结出庄严的果实。
因为南宋官场备员多、实缺少，朱熹近50年的仕途生涯里，不少时候都是比较尴尬的等待候补的身份。他19岁就考中进士，但最初的一份实职——去泉州同安县担任相当于副县长的主簿，就让他足足等了5年。没有工资的日子当然不好过，所以他此后一再从备胎的位置跳脱出来，主动要求担任一种有俸无权的闲职——祠禄官，比如差监潭州南岳庙、主管台州崇道观等。
△朱熹像
朱熹一生，有两次短暂的高光时刻。
第一次出现在绍兴末隆兴初。那年他33岁，应宋孝宗求言诏，上密封的奏章给皇上，当年及次年即受多位高级官员的推荐，不久来到首都临安，获得了给皇帝进读的难得机会。但他被授予的职位，先是跟他几乎毫不相关的武学博士，接着才是比较对口的枢密院编修官。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实差，需要等职位有空缺了才能填补。
他的第二次高光时刻，是在孝宗去世宁宗即位时。据说宁宗赵扩还在做嘉王时，就一直听到身边人称赞朱某的学问。所以登基后就下诏命朱熹进京，授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封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不过在朝仅40天，朱熹就失宠了，那年他已65岁。
在两次高光时刻中间的数十年间，朱熹对于个人的处境，其实处在一种特别纠结的状态。像淳熙三年（1176）他46岁时，获得了一个担任秘书省秘书郎的职位，但因为此前已经高调地表示不入仕途，只能一再辞任。最后闹得孝宗也不开心，斥之为“虚名之士”，以权发遣南康军事了事。
他在学问上追求逻辑清楚、合乎理学的思辨原则，在为人上追求道德自律的最高境界。但当仕途和职位中的种种现实情境出现时，他变得十分地“拧巴”，在出山和退隐之间反复纠结，加上个人生计的现实情况，最终逼迫自己不得不走到另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上，并招来了一众“小人”的围攻。当他彻底离开官场以后，他的学问被判为“伪学”；甚至有一个叫余嚞（音同哲）的，竟然上书要求斩了他。朱熹倒很坦然，说：
某又不曾上书自辨，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朱熹真实的颜面和学问，当然有许多的史料可以追踪。但流传至今，最生动因而也最具可读性的应该是他的门生所编的《朱子语类》。在这部分门别类的朱熹语录集里，有两个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其一是书中汇聚了不同学生听同一个问题讲解后记下的不同文本。这样的汇聚，有可以交叉互证朱熹原本学说和讲学实态的独特意义。比如不同的学生问《论语》“五十而知天命”的真实意义，《朱子语类》里就记录了近似但发言情境和角度各有不同的朱熹回复，最有意思的是最后还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朱熹情绪化的回答——
辛问：“‘五十知天命’，何谓天命？”先生不答。又问。先生厉辞曰：“某未到知天命处，如何知得天命！”
讲道理的朱熹原来也会发脾气，而这脾气中其实还有道理，不是很传神吗？
其二是从文本本身看，其中对于道理的反复言说，虽不免啰嗦，却映现出了一个比一般思想史、哲学史叙述更具生动活泼面貌的朱熹。比如他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地阅读理解孔孟之书时，对以己意歪曲孔孟的做法提出批评，而用语则颇为诙谐：
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若如此说孟子时，不成说孟子，只是说“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细看，但以一个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
应对之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跟一般认为的道学家讲学非常不同。这样的朱熹有血有肉，也不同于人们刻板印象中迂腐的书呆子。凡此种种，均体现出朱熹是懂道理、讲道理，既能把道理讲清楚，也善于把道理讲活的人。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围绕着“理”的讲说与辩难，是公元13世纪以后每个个体人生中一再重复的场景。当尘世间起任何纷争的时候，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国普通百姓，最常见的应对之辞，就是“你要讲道理”；而最具逻辑和道德双重制高点的反问，则是：“你讲不讲道理？”对于极度反人性的败类和恶行，人们直觉的评判是“天理不容”。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在其中，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共规则。而所有这些，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如果要追溯，最直接也最显著的源头，就是在南宋福建乡间讲道理，并力争把他的道理向更广大的世界传播的朱熹。
然而令人错愕的是，朱熹以四书为入口，以理为准则，强调格物致知的一套儒学理论，在他身后逐步演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禁锢人思想的教条。他通过注释四书所讲出来的道理，在元代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变成了全国统一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物极必反，到了现代中国，有一段时期，朱熹及其理学和道学，被判为“以理杀人”“假道学”，被人唾弃。“存天理，灭人欲”那样的说法，虽然有后来的研究者说明，在朱熹原本的语境里是对南宋时期士大夫贪欲无限的警告，但终因其过于抽象和绝对的表述，而招致普遍的误解。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朱熹本人，不能不说，他阳光的一面，足以让后来借他的名号僵化地讲道理的三流道学家们无地自容。而剥离程朱理学中与现代社会已明显不相合的纲常教条，又不能不说，朱熹所树立的为人要正、待人要诚、为官不贪、为政以德的理想标杆，至今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乾道二年（1166），37岁的朱熹读书有感，写下的一首说理诗。说理如此清澈、具象，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道理都能这样讲，谁会听不懂、不爱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