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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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高帝五年（前202）置豫章郡，六年筑豫章城、以为郡治。两汉时期，豫章郡辖境广阔，六朝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由豫章郡逐步分置出庐陵、鄱阳、临川等郡。豫章郡地处长江中游，控扼三江五湖，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功用，郡治豫章城规模宏大，汉时开六门、东晋时增至八门，城郊地域形成了明显的功能分区，渐趋发展成为中古时期南方的区域中心城市。豫章郡和豫章城对于整合今江西区域社会和发展赣鄱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古；豫章郡；豫章城；赣鄱文明
汉六朝时期，江南腹地经历了较快速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王朝国家根据需要对地方行政不断加以调适、完善，并促成了区域中心的形成。聚焦于今江西地区，汉初置豫章郡，并筑豫章城为郡治，六朝时期豫章郡乃江州“十郡之要”，豫章城襟江带湖，地位异常重要。因此，陈江、肖忠华、黄长椿、彭适凡、俞兆鹏等考察了豫章郡的得名、设置时间以及豫章城的修筑时间、地理位置、变迁过程等，从而勾勒出了汉六朝时期豫章郡和豫章城出现、变迁的总体轮廓，但对豫章郡的作用、析并原因，豫章城的空间结构、区域作用等鲜有涉及。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传世和出土资料，系统梳理汉六朝时期豫章郡和豫章城的建置、变迁过程，以期深化对江西地方历史演进的认识。
一、豫章郡的置立与作用
《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高帝置。”事实上，“豫章”作为地名早在先秦时期即见记载，杜预推断其地当在“江北、淮水南”。王鸣盛、吴之邨等博引典籍，考证认为“豫章之名源自江淮土俗别称”、楚汉之际因英布等三楚子弟平定江南地而“循习便俗、借为郡名”。所论甚是。
上引《汉书·地理志》仅云豫章郡是“高帝置”，但未载具体时间。当前，关于豫章郡的置年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秦时置。肖华忠在重新辨析《汉书·地理志》的基础上，结合传世和出土资料，考订认为“豫章郡是秦置郡”。二是汉高帝五年（前202）。周振鹤考证认为：豫章郡“高帝五年分庐江郡置，属英布淮南国”。三是汉高帝六年（前201）。该说最早见于《水经·赣水注》：豫章郡，“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以为豫章郡。”此后，《晋书·地理志》《舆地纪胜》等均采此观点。
秦置郡的情况，历来聚讼不休，全祖望、王国维、谭其骧和辛德勇等人曾系统考证了秦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以及后增至四十八郡的设置时间和郡名，但均无豫章郡。换言之，豫章郡不太可能置于秦时。“豫章郡”作为政区名，最早见于《史记·灌婴列传》：高帝五年十二月项羽败死，灌婴率军“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另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堂邑侯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陈江据此考证认为陈婴而非灌婴平定豫章郡，但据上引两条，无论如何至晚高帝五年十二月已置豫章郡。另外，根据上引肖华忠的研究，司马迁谓陈婴“定豫章”而非“建豫章”，以司马迁著史之严谨，此谓“定”或说明豫章郡在楚汉之际本已置，并非陈婴始置。
事实上，钩稽史料确可发现些许蛛丝马迹，《史记·黥布列传》载：高帝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以击项羽”。至高帝六年时，“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九江、衡山、庐江均是秦郡，豫章郡乃分庐江郡南部置，项羽分封诸侯时，英布被封为九江王。换言之，该地域本在英布势力影响之下。同时，楚汉战争过程中，《史记·黥布列传》载：“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同年十一月，“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举九江兵迎黥布。”可知，英布本是三楚旧将，易于被楚地旧势力所接受，经过频繁活动，在楚汉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布势力事实上已控制了淮南地区，而为战后政治地位和利益考虑，当时很有可能分置豫章郡。换言之，豫章郡当是置于高帝五年初。
高帝五年（前202）初，楚汉战争虽已接近尾声，但还未完全结束，英布等控制淮南等地后，随即率军参加垓下之围，似也无暇顾及豫章卑湿之地。换言之，豫章郡初置时当是有“名”而无“实”，及至灌婴、陈婴等率大军渡江，荡平长江以南故楚越之地，才实现有效控制。上引《水经·赣水注》：“赣水又北经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按照郦道元的说法，陈婴似同时置豫章郡并修筑南昌城（豫章城）以为治所。但“里耶秦简”第8—1164号简中有“南昌”二字，陈伟校释“南昌，疑地名。”黄浩波、李晓杰等研究认为是指“南昌县”。笔者以为，当前并无可靠资料印证秦时是否已筑南昌城的情况下，郦氏的观点不宜弃。换言之，汉高帝六年（前201）陈婴等平定豫章地后以南昌为豫章郡治，当是新筑，至少是重筑城池，形成了豫章城。
《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县十八：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柴桑、艾、赣、新淦、南城、建成、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野、安平。”此所记当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豫章郡领县情况。根据周振鹤的考证，高帝六年时豫章郡领南昌、南野、庐陵、赣、南城、新淦、海昏、雩都县，另张莉考证秦时已置南昌、南野、新淦县，也即汉初新置庐陵、赣、南城、海昏、雩都县。
揆之地图，南昌县（治今江西南昌市）位于鄱阳湖平原腹地，赣水下游、彭蠡泽南；新淦县（治今江西樟树市）位于鄱阳湖平原南缘、赣水中游，二者是控制赣江水系和防卫鄱阳湖平原的重要据点。南野县（治今江西赣州市南康区西南）则地处赣水源流章江南岸、大庾岭北麓，《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帝令尉屠睢领卒五十万伐越，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即南野县本是作为秦军伐越的军事据点或中转站，在地理上恰可控扼大庾岭通道。汉初，在赣水上游新置了赣县（治今江西赣州市西）、雩都县（治今江西于都县北），赣大体处于赣州盆地中心、豫章水（今章江）和湖汉水（今贡江）交汇处，是赣南地区经赣水北上江南、中原的必经之地；雩都则位于今于都盆地中心、贡江中游，实是赣州盆地的西部门户。另外，新置庐陵县（治今江西太和县白口城）于今泰吉平原中心，由赣县走水路、出赣石即到庐陵，《太平寰宇记·赣州》载：“从县北一百九十二里，北入吉州太和县界”，这段水路“为滩十有八，怪石如精铁突兀，廉隅错峙……故俚俗以为上下三百里赣石也。”也即庐陵之置意在控制泰吉平原和赣江水路。豫章郡北部新置海昏、南城二县，海昏县（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位于彭蠡泽南端、修水和缭水的交汇处，《水经注·赣水注》载：“缭水又径海昏县······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可知海昏附近有重要渡口，同时可控扼彭蠡泽南端水道；南城县（治今江西南城县西南）处于盱水下游，上引《汉书·地理志》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同时东靠武夷山余脉，是闽赣通道上的节点。
二、两汉以降豫章郡的变动及其特点
上述高帝六年（前201）时豫章郡领南昌、南野、庐陵、赣、南城、新淦、海昏、雩都县。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安城、宜春侯国划属豫章；元朔四年（前125）建成侯国划属豫章；元狩二年（前121）废江南庐江郡，鄱阳、彭泽、历陵、余汗、郭阳、柴桑县改隶豫章郡。宣帝时得长沙国削县艾；元帝初元元年（前48）又得安平侯国，初元三年（前46）安城县回属长沙。自此，西汉豫章郡领县再无变动。据此，《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延三年豫章郡领十八县，构成是：（1）高帝六年前已置南昌、南野、庐陵、赣、南城、新淦、海昏、雩都八县；（2）武帝元光、元朔年间随“推恩令”的实行，裂分长沙国之宜春、建成侯国，宣帝、元帝时期削长沙国的艾县和安平侯国；（3）武帝元狩二年来属的鄱阳、彭泽、历陵、余汗、郭阳、柴桑六县。由此，豫章郡的辖境西界扩展到了修水（今修河）、蜀水（今锦江）和南水（今袁水）上游的幕阜山、九岭山和罗霄山一线；北界延伸到了长江沿岸，东北界扩展到了繇水（今昌江）上游地区，东界已至余水（今信江）上游的武夷山麓。可知，西汉豫章郡界的变动和定型，无疑遵循了地方行政区划中山川形便的原则。另外，统治者当也考虑到了地域人群和文化因素，豫章郡毗邻的庐江、江夏和长沙等郡国属于楚人传统活动区域，至于由武夷山脉、南岭东段构成的半弧形地带则是防卫越人的重要边界，上引《淮南子·人间训》云：秦伐百越时“一军守南野之界”，即大庾岭地区；“一军结余干之水”，也即今余干水上游、武夷山北端；汉时淮南王刘安述百越形势，亦云：“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量，乃入伐材冶船”。
东汉前期，豫章郡所领即《汉书·地理志》所载之十八县。根据李晓杰的研究，汉和帝永元以降、豫章郡不断分置新县：（1）汉和帝永元八年（96）疑析南城县置临汝县，永元九年析庐陵县置石阳县，永元十六年析海昏县置建昌县。（2）汉灵帝中平中，析建城县置上蔡县，析海昏、建昌县置新吴县、永修县，析海昏县置西安县，析宜春县置汉平县，析余汗县置乐安县。
据此，东汉豫章郡的变动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新置县集中分布于赣水下游地区，豫章郡中、南部政区几无变动；二是新置县大体均由旧县析出，并沿着赣水的主要支流南水（今袁水）、蜀水（今锦江）、盱水（今抚河）、余水（今信江）、修水（今修河）扩展开来。豫章郡析置新县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今鄱阳湖平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这也推动了人口增长。同时，豫章郡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北来移民，研究表明元始二年（2）至永和五年（140）间豫章郡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是人口机械增长所致，且移民渡江后无疑会选择就近聚居于自然、人文条件较好的豫章郡北部地区。换言之，豫章郡北部地区的开发和人口的大幅增长，共同推动了县的析置。
据上述，汉末献帝初，豫章郡所领实即《续汉书·地理志》所载二十一县，以及上蔡、新吴、永修、西安、汉平、乐安六县。汉末吴时，豫章郡行政区划的变动主要是析置庐陵、鄱阳、临川三郡。
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载：“汉灵帝末，扬州刺史东莱刘遵行部以豫章地广远，奏请分置庐陵、鄱阳二郡，至献帝初平二年始分庐陵、石阳、平都、赣县、南野、雩都等六县为庐陵郡。”孔祥军即据此条，考证认为庐陵郡置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从雷次宗的描述来看，刘遵欲分置庐陵、鄱阳郡的原因在于豫章郡地域广阔，这也确是实言。《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四》载：南康至庐陵“四百七十四里”，庐陵至南昌“五百七十六里”，也即豫章郡境南北逾千里，这使地方行政的有效运作殊为不便，因此分郡也成为了必然趋势。另据《吴书·孙权传》载：建安十五年（210），“分豫章为鄱阳郡”。鄱阳郡的分置除了上述郡境广阔不便行政之外，很可能与鄱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有关。鄱阳，地处平原地带，秦时为庐江郡治，本是南方大县，经两汉发展已成豫章郡东北部的中心。另外，孙权最终置鄱阳郡，也与鄱阳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鄱阳北对皖口，而皖口是兵争和防守要地，《吴书·孙权传》载：黄武七年（228）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秋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也即鄱阳可北出皖口，实际上承担江防和充当战略后方的作用。
《宋书·州郡志》载：临川郡，“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即吴太平二年（257）分豫章东部都尉所领南城、临汝二县置临川郡。秦汉时期郡置都尉，职责本是协助太守、主管郡的军事行动。汉光武帝时虽省都尉，但为应付地方盗贼，“后又往往置西部、东部都尉。”汉末吴时为加强地方控制，一些郡往往置部都尉，并可分县治民，形成相对固定的治所和辖区。在此情况下，三国时期改部都尉为郡也就成为分置新郡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吴分豫章东部都尉为临川郡实是形势使然。
两晋南朝时期，豫章郡无大变化，辖县大体维持在十二至十六个左右。该时期，于豫章而言、重要变动是江州治所的选择，《宋书·州郡志》载：“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据此，晋元康元年（291）置江州，初治豫章南昌，咸康六年（340）移治寻阳，其后又多次反复。周一良先生以为：“江州治所屡次转移于寻阳豫章两郡之间，盖与当时中央与地方政治有关。”即东晋南朝实为“分陕政治”，荆扬相互制衡，寻阳地处中游、地理位置殊为重要，建康若要有效防扼荆镇，必移江州治于寻阳，但有时为防范江州方镇坐大，则又移治于豫章。事实上，关于江州治于豫章抑或寻阳，时人也多有论议。《晋书·温峤传》载：
咸和初，代应詹为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又陈：“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寻阳滨江，都督应镇其地。今以州贴府，进退不便。且古镇将多不领州，皆以文武形势不同故也。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诏不许。
温峤于咸和初任江州刺史，据上引温峤建议都督领兵镇寻阳，刺史驻豫章，原因主要在于豫章是“十郡之要”，刺史治豫章便于治民，有效处理政务。这次动议虽未被采纳，但无独有偶、晋宋之际刘毅又有阐述。《宋书·庾悦传》载：
卢循平后，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治民为职，不宜置军府，上表陈之曰：“······江州在腹心之中，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昔胡寇纵逸，朔马临江，抗御之宜，盖出权计······其州郡边江，民户辽落，加以邮亭峻阔，畏阻风波，转输往还，常有淹废；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愚谓宜解军府，移治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
据此条，时江州治寻阳，刘毅罗列江州移治豫章的理由：一是江州治寻阳本是为抵御北朝南侵的权宜之计，江州实处“腹心之中”，北有豫州，难以发挥北捍胡虏的作用；二是江州治寻阳，所需人力、物力辗转运输，给日常行政造成了困难，增加了成本。
从上述温峤、刘毅的论议可知，从地方行政合理性的角度而言，江州治豫章显然更合理；但是，诚如上述，东晋南朝寻阳因地处长江中游，其军事地位显较豫章重要。换言之，江州治所在豫章和寻阳之间的反复转移，实际上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意图在有效地方行政与提高军事防御间寻找平衡。
三、豫章城的修筑与发展
上述汉高帝六年（前201）陈婴等平定豫章后，遂以南昌为郡治，并修筑城池，也即豫章城。一般认为，汉代豫章城在今城东，即今京东镇黄城村一带。近年来，应宗强、卢方琦等利用传世文献、以及墓葬和城砖等分析认为：汉至南朝时期，豫章城址并未发生变动，而是具有继承性，城垣大体呈方形，具体位置大体在今抚河以东、叠山路以南、八一公园以西、孺子路以北范围内。笔者以为，当前无发掘出确切遗址的情况下，卢方琦等的分析较为确当，也即汉至南朝时期豫章城当是一脉相承、城址并未迁徙。
豫章城的具体规制，雷次宗《豫章记》云：
郡城灌婴所筑，周回十里八十四步。六门一曰南门，二曰松阳门；西二门，一曰昌门，二曰皋门；东北各一门，门以东、北为名。
据上条，雷次宗谓豫章城“周回十里八十四步”，晋时一尺长23.1厘米，若以“一步六尺、一里三百步”计，则豫章城城垣合计约今4.27公里。另外，豫章城初开六门：南为南门和松阳门、西为昌门和皋门、东为东门、北为北门。
汉晋以降，豫章城在原有基础上经历了数次扩建和改筑：顾野王《舆地志》载：“州城南角双阙，吴五凤二年，太守张俊筑，高四丈余。”即吴五凤二年（255），豫章太守张俊于城南角增筑了两座城楼，但难知这两座城楼是修筑于南门和松阳门之上，抑或是独立建筑。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郡志》：城中固有子城，一名牙城，三国吴五凤二年太守张俊于城东南造双阙，亦曰双门。”按照旧郡志的记述，吴时豫章城筑有子城，张俊增筑的乃是子城的门楼。若顾氏所述不误，那么吴时增筑的双阙显然具有增强子城防御的功能。
上述汉时豫章城有南门、松阳门、昌门、皋门、东门、北门共六门。另据《豫章记》载：“晋太元中，太守顺阳范君更开门之北为东阳门以对皋门，开北门以对松阳门。今八门相望，通路直指。”也即范宁任豫章郡守时，增筑了东阳门和北门，范宁筑门的具体时间无载，据《晋书·王国宝传》载：司马道子辅政，王国宝“入补侍中，迁中书令······遂因道子谮毁宁，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司马光等将王国宝任中书令的时间系于太元十五年（390）九月，那么范宁出任豫章太守约在太元十五年或十六年，也即豫章城门的扩建或也在该时。另据《晋书·范宁传》载：江州刺史王凝之云：“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宁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藉。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据此，范宁非但增筑了城门，同时还改筑了城门楼。
汉六朝时期随着豫章城的发展，其与周边地域也逐渐发生了紧密联系。《水经·赣水注》载：
（赣水至南昌县），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赣水北出，际西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赣水又径郡北为津步······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赣水又东北径王步，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赣水又径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孙策所筑也。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
上引该条，实际记述了豫章城西郊和北郊地域的主要景观。细绎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谷鹿洲（蓼子洲）为主的造船基地，《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四》载：谷鹿洲在豫章城“西一里。二洲相并，水自中流入章江。有民居数百家。一名谷鹿洲······又名响轆洲，云是吕蒙作句鹿大艑处。”具体位置大概在抚河与赣江交汇的蓼洲街一带。二是赣水沿岸的度支步、津步、王步等，所谓“步即水渚也”，也即江洲或临江的陆地，通常可充当码头和渡口。三是分布于“步”上的大型建筑：（1）晋度支校尉本治度支步、陶侃移于钓圻邸阁，这两地均位于城北水际，两晋时度支校尉主管屯田和军粮调遣，钓圻邸阁则是赣水流域的大型转运粮仓；（2）吴时孙奋镇南昌，于王步筑城，另外汉吴之际华歆于城北一百四十八里筑椒丘城、以御孙策。
据上述，豫章城西郊和北郊主要分布码头、渡口、转运粮仓、造船场和城垒。细绎之，其形成与豫章城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豫章城位于赣水和抚水的交汇处，溯赣水北上可至彭泽、入大江，这使西郊地域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另外，“彭泽，江州西门也。”即汉唐时期，攻豫章的军事力量通常至彭泽取水路或陆路而来，因此城北地域通常筑城垒以为防御。
豫章城西毗邻东湖，据《豫章古今记》载：“东湖，郡城东，周回十里，与江连。”则东湖范围较豫章城外垣略小，另据《豫章记》载：东湖“回曲至南塘。水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宋少帝景平元年，太守蔡兴宗于大塘之上，更筑小塘，以防昏墊，兼扼此水，令冬夏不复增减，水清至洁，而众鳞肥美”。也即东湖通过南塘与赣水连通。南塘是东汉时期郡守张躬修筑的大型水塘，但从所述湖水“增减与江水同”来看，当时南塘似仅限于沟通东湖与赣水，调节东湖水量的作用有限，这使东湖水位深受赣水水位变化的影响，以致“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民居多被水害”。南朝以降，因在南塘之上“更筑小塘”，修筑了水关闸来调节东湖水位，消除了东湖的水涝灾害，且“众鳞肥美”、当是成为豫章城居民食用鱼类的重要来源。
豫章城南郊地域相对高阜，两汉以降当是渐成为地域人群的重要活动场所。卢方琦统计了南昌城附近汉墓48座、东吴墓17座、西晋墓38座、南朝墓21座，分析可发现其主要分布于豫章城南的抚河以东地域，且随时代的推移，自两汉至南朝墓葬分布区逐步向南扩展，这或说明豫章城南郊地域人口、聚落在不断增加。事实上，豫章城南郊地域紧邻抚河、交通便利，相对于城内，更利于大宗商品的装卸和转运，且生活成本显然也较低，因此居住人群当主要是普通百姓。另据《太平寰宇记·洪州·南昌县》载：“徐稚冢，在州南一十里。今号白社”“太史慈墓，在县南”“平南将军温峤墓，在城南”“徐子将墓，在州南三里，县南六里”，若顺水陆路南行，十余里外、二十里内，还有晋江州刺史桓尹冢、宋豫章太守胡藩冢等等，可知汉六朝时期豫章地区的官员、豪族和贤士等著名人物的墓葬也多选址于城南地域，这也说明该地域已发展成为豫章地方重要的祭祀和信仰场所。
四、结论
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置豫章郡，次年，陈婴等平定豫章地，以南昌为郡治、并筑豫章城。豫章郡初领县八，后增至十八，东汉末增至二十七，豫章郡界的变动和定型遵循着山川形便的原则，所领县主要分布于赣水及其支流沿岸，两汉时期的新置县集中分布于赣水下游地区，豫章郡中、南部政区则变动不大，这与鄱阳湖平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汉末吴时，自豫章郡先后析置出庐陵、鄱阳、临川三郡。两晋南朝时期，豫章郡无大变化，辖县大体维持在十二至十六个左右，但该时期豫章郡乃江州“十郡之要”，地位重要，南昌曾数次成为江州治所。另外，豫章城规模宏大，城垣合计约今4.27公里，汉时开南门、松阳门、昌门、皋门、东门、北门等六门，东晋时增开东阳门和西北门。城圈外部形成了明显的功能分区，西郊和北郊因交通、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分布有众多的码头、津渡、仓库和城垒；东郊以东湖为中心，分布着豫章城的主要蓄、排水工程；南郊则成为城外地域人群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场所。
豫章郡和豫章城历史地位重要，两汉豫章郡界的变动和定型，奠定了今江西行政区的总体轮廓，豫章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延续至今，对江西区域社会整合和地方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鲁 浩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郑雨晴
校对：杨 琪
审订：杜佳玲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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