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因十年整人太多，晚年得了心病，到快去世时彻底爆发。有一天陈康中将到北京公干，前去看望病重的谢富治。谢富治一改往日深沉，一见到陈康就紧紧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要整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要整的，都是某某某要整的，不关自己的事。
离开时，谢富治依依不舍，不肯放开陈康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似乎是想着陈康帮他作证。陈康闻言，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合适。
陈康和谢富治同出湖北，不过陈是广济人，谢是红安人。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大致相同，陈27年参加本村的赤卫队，谢26年参加家乡农协、27年参加黄麻起义。
1930年，谢富治参加红1军，陈康参加鄂东红8军第4纵。因为有着参加黄麻起义的经历，所以谢的起点比陈高一些，而且谢因一句“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口号，得到红四方面军一高层的赏识。1935年时，陈是团长，谢是军政治部主任。
到陕北后，两人一同进入抗大学习，谢因改弦易辙、改头换面得快，所以在抗战爆发后，谢任八路军129师772团政治处主任、政委，1年后又升任385旅政委，他还做过太岳军区副司令，作为陈赓的左右手。
反观陈康，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做补充营营长。抗战结束时，才做到386旅772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和陈康同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谢是纵队司令时，陈是纵队下面的旅长。解放战争后期，谢是二野三兵团政委，陈却还是二野13军副军长。
建国初期，谢富治先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兼政委；陈康则升任13军军长，率军驻扎在云南，入军事学院深造出来后，他便担任起昆明军区副司令兼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后来还做过昆明军区代司令。
谢富治跟陈康在云南合作共事过十多年时间，又有同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并肩作战的情谊，可两人的关系却并不是很好。陈康曾十分自豪地对旁人说：“负一次伤，我升一级官。我这副司令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不是溜须拍马出来的。”这种性格怎么能跟谢富治真正处到一块。
谢富治是1959年被毛主席提到中央工作的。1966年8月，谢富治再次改弦易辙，带头诽谤和诬陷过去的老首长，他因此得到江青的赏识，成其麾下一名得力干将，“人生”更加辉煌了。
而陈康在云南，被牵扯进什么“滇西挺进纵队”，莫名其妙成了该纵队的总司令，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谢富治漠视这一切，还横加指责。
“913”，谢富治也掺了一脚，当时他听人说黄永胜在各种场合，跟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念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他如获至宝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听后格外警觉，此后南巡特别批评了黄永胜。
谢富治临终前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身后名迟早会不堪，并非幡然醒悟了什么。他在1966年的所作所为，注定了将来的名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