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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作为两汉帝国四百年国祚的延续,其最终灭亡标志着刘汉皇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蜀汉之亡军事因素固然是直接外因,政治因素却才是根本内因,表面上看蜀汉亡于魏军大将邓艾的奇兵偷袭成都,然而实质却是益州本土士族集团对司马家族的妥协。益州士族眼见刘氏政权式微,为保自身利益,不再为其卖命抵抗魏军,最终致使刘禅投降。这与此前荆州刘表政权降曹、益州刘璋降刘,如出一辙皆是士族集团对割据政权统治者的无情抛弃。

公元 260 年曹魏都城洛阳发生了震惊天下的甘露之变,魏帝曹髦不堪司马昭专权,亲率三百亲兵前往讨伐,却在皇宫南阙与司马昭亲兵激战,最终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军官成济刺死。曹髦虽为傀儡皇帝,但一国之君横死街头,无疑是千古第一政治丑闻,正如史载:“王莽、梁冀阴行鸩毒,未有如此之显者也。” 司马昭此等弑君恶行,使其深陷舆论漩涡,极大地延缓了司马氏禅让代魏的进程。为洗刷耻辱、挽回政治声誉,司马昭急需一场对外军事胜利来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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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年司马昭决意发动灭蜀之战,此令一出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朝中大臣几乎清一色反对。自 219 年汉中大战曹操战败后,魏国长期采取守势。蜀汉凭借两川之地,地缘上居高临下,对关中构成威胁,魏国还需应对东吴的两线作战压力。长期以来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十一次北伐,不断给魏国施压,当时的局势下,能守住关中已属不易,贸然进攻风险极大,汉中之战和诸葛亮北伐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魏国。征西将军邓艾长期与蜀军交战,多次上书称伐蜀时机未到。但司马昭的决策并非一时冲动,他筹谋已久。邓艾等人仅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却忽视了敌我大势及政治力量的消长。蜀汉虽屡屡进犯,但仅凭益州一州之力,人力、物资消耗巨大,百姓和士族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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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长期领兵在外,荆州执政班底凋零,朝中大权逐渐落入益州本土集团之手。益州集团属保守派,对诸葛亮、姜维的北伐战略不以为然。如同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一般,蜀汉政权亦被益州士族所左右。故而司马昭评价 “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 他敏锐地洞察到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与虚弱,坚定了伐蜀决心。司隶校尉钟会与司马昭立场相近,出身颍川大族的他,因相似的出身和立场,常与司马昭一同 “筹度地形,考论事势”,也支持伐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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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年八月魏灭蜀之战拉开帷幕,司马昭调集十八万大军分三路南下,中路军由钟会统率十万主力进军汉中,西路军由邓艾率三万多人进攻沓中姜维主力,东路军由诸葛绪率三万多人马切断姜维后路。蜀汉后主刘禅急调成都主力支援,汉中乃益州咽喉要道,一旦失守成都危矣。姜维洞悉魏军意图,迅速回援汉中,赶在诸葛绪断其后路前进入汉中。此时汉中多处据点已失,钟会大军直逼剑阁。剑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汉中通往成都的关键通道。姜维及时赶到据险防守,钟会大军被困于关前难以施展,无奈之下写信劝降姜维,姜维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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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刘禅向东吴求救,吴国派丁封、孙异等救援。此时魏军形势严峻,被困剑阁,孤军深入后勤补给困难,且面临两线作战,钟会甚至萌生退意。关键时刻邓艾提出奇谋:“从阴平由邪径 (小道) 经汉德阳亭 (四川剑阁西北) 趣涪 (今四川绵阳东),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则钟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 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此计风险极大,需穿越七百余里无人区,道路崎岖险峻,但邓艾毅然决定冒险一试。

十月邓艾率军从阴平道出发,一路凿山开路,行军艰难几乎断粮。邓艾身先士卒激励士兵,最终成功通过险道抵达江油。江油守将马邈面对 “从天而降” 的魏军,惊慌失措不战而降。刘禅得知消息后,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前往涪城迎敌。诸葛瞻大军与邓艾交战接连失利,涪城、绵竹先后失守,诸葛瞻战死,邓艾大军直逼成都。十一月,刘禅在谯周劝说下开城投降,姜维得知后也向钟会投降,存续四十年的蜀汉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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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灭亡表面是邓艾奇谋得逞,实则另有隐情。邓艾兵临江油时,面对江油关的天险,内心实则绝望。江油关地势险要,丝毫不亚于剑阁关,诸葛亮生前重兵驻守此地,以防阴平小道被突破威胁蜀中腹地。江油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是阻击敌军的关键据点。但马邈的不战而降,使蜀汉西部防线崩溃,成都门户大开。

其实蜀汉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成都周边的雒城尚在,除汉中及陇右外,还有大片地盘在刘禅手中。姜维等主力部队仍在抵抗,成都以南的南中六郡也有部队可增援。当时成都城内有两万余兵力,物资充足城池坚固,而邓艾军历经艰险后仅两万余人,且孤军深入、疲惫不堪,蜀汉实力足以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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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最终选择投降,这并非刘禅无能而是形势所迫,罪魁祸首便是益州士族集团。自东汉以来士族掌控政权和资源,三国时期诸侯皆需士族支持方能立足,曹操得颍川士族拥护,孙权有江东士族助力,刘备入蜀后也与益州士族合作,赐予高官厚禄。同时曹刘孙也依靠嫡系制衡士族,曹操靠曹氏夏侯氏宗亲,孙权有侨姓士族,刘备则依靠荆州士族集团。刘备取益州时,诸葛亮等荆州集团全力相助,入蜀后刘备建立执政班底,压制益州集团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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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蜀汉内部矛盾复杂,刘备死后诸葛亮扛起北伐大旗,荆州集团执政,但后继无人。随着时间推移,益州集团逐渐掌控话语权。蒋琬执政时尚能延续诸葛亮政策,费祎上台后转为保境安民,与益州集团合作,却于 253 年遇刺身亡,幕后真凶成谜,荆州集团自此失势。姜维虽为大将军,但权力实际在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集团手中。他们为保自身利益,对刘禅政权失望,对北伐不满,百姓也因连年征战而厌战。邓艾入阴平时,百姓逃亡官员降逃,蜀汉士气低落,兵败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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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深知大臣心思,明白若不投降,恐被绑献邓艾,不如投降以保尊严。刘禅被封安乐公后 “乐不思蜀”,实则心中悲苦,父亲基业被士族出卖,他已无颜回蜀。蜀汉灭亡,是军事失利与政治内耗的双重结果,益州士族的选择成为蜀汉灭亡的关键因素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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