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不应是附庸政治的奴婢，历史学不应做“胜利者的宣传”
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似可归结为六个字：讲故事说道理；亦可精简到四个字：求实明理。
讲故事，求实，就要千方百计挖掘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到的材料，须反复考订甄选，去伪存真，求其实在，然后写成有细节有情状有过程，真切准确的故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绝不掺入外加附会成分。
说道理，明理，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依据确凿证据，说清源流因果、经验教训，逻辑严密，客观公允，使人读后有所启迪。不与时政挂钩，莫与时调混淆，尤戒涂抹流行色彩。
历史学的生命是真实，而非“为什么需要服务”。“文革”造神运动中，有人提倡“为革命研究历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被改称“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被改称“近代革命史研究所”，以为“为革命”就只能研究“革命的”历史，余皆不问。政治多变，理论也多变，“为什么而研究历史”有很大随意性、片面性和破坏性。
文化学术的振兴和繁荣，依赖于文化学术人员摒除一己私利，打消乞求上级庇护念头，具有胆识和气魄。否则，就不可能据实直书，以理力争，坚守真理，推进学术。二赖于当权者重视和保护文化学术活动，使不同学派的思想者的学术观点，一概受到尊重，兼容而并包之，其发展当不可限量。倘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随意指为不同政见，加以种种帽子，封锁声讨，甚或作行政处理，那只能摧残人才，破坏学术，没有别的好处。——这也是黎公反复说过的话，吾宗之而力行。
我于1955年入大学学史，1958年从事史学工作，以研究近现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为职志。寻真解惑，质疑重估，不为尊者讳，不看他人脸色，力求秉笔直书，持平而论。60年间，学史6载，在职工作36年（内中“文革”中断10年，做编辑2年，集体编书20年，含兼作行政事务10多年），个人研究几乎全靠业余时间“恶补”。屈指算来，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瞿秋白研究，二是西路军研究，后者只开了一个头。
在某些学人眼里，这不过是没有理论的“低端史学”，我安然受之，未觉其愧。“高端史学”何处寻？自惭孤陋寡闻，所见甚少。就中国现代史界同人而言，杨天石、耿云志、杨奎松、沈志华、罗志田、王奇生、雷颐、邓野诸先进的一些著作，我是由衷赞赏的。此外，后起之秀甚多。晚辈如我的学生黄道炫，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研究，亦颇为学界看重。这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他学的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关键在于学者自己。
瞿秋白由书生、领袖、烈士到钦定“叛徒”，西路军全军覆没之责，被委过于人，蒙冤数十年，皆具悲剧色彩。历史何以如此颠倒不公？我亲身经历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与“文革”，目睹理想与手段、梦幻与现实、信仰与操守、阳谋与阴招、人性与兽性，种种诡谲怪异、难以理解的世相变态，不能不对之质疑、反诘、批判，并追根溯源，弄个明白。以今视昔，以古察今，深知历史难以隔断，往往承接有序，甚至一脉相承。
中国近现代史，越靠近后期，越模糊不清，大大小小的谜案，不知凡几？需要历史家付出巨大精力予以破解，厘清真假、善恶、美丑。切不可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假乱真，掩蔽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历史真相。只写你喜欢的，不写你不喜欢的，那不是历史。执意这样做的人，最好去当私人秘书，而不要跻身于史学界。
在下素来与理论隔膜，对数十年变化莫测的理论风云兴味索然，敬而远之。对某学科有人鼓吹“隐恶扬善、笔下留情”的八字潜规则，尤其不屑于领教。窃以为，史事重实证，倘无确证实据，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掩饰或者篡改历史，哪怕完全出自一片好心，也是错误的。倘若无实事求是之心，空喊“唯物史观”以眩人，祭起“虚无主义”以掩丑，均非学术之道。
辩证法的本质是质疑的批判的革命的，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唯物史观是忠实于历史真相的，它不容许任何虚假造伪。如果成心炮制伪史秽史，而妄谈育人、资政、“护国”，那就将适得其反，势必导致愚民、败政、祸国，成为历史的垃圾。
近代中国确实不止一次有人想用伪史秽史愚弄民众，把人们的思想管控起来，但绝无成功之例。妄人不知，历史的规律从来是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他想要的；企图左右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一厢情愿，一场空。黎澍说过这样的话，我牢记未忘，一向主张：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无所禁忌，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节选自陈铁建《治史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