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是“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促使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自然确立了他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的史学方法。另外，从总体上看，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当然也有其历史贡献及缺憾。
关键词：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形成因素；价值
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史学大师，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一代学人。80年代以来，关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蒋天枢的纪念文章，对陈寅恪学术方法进行了四点概括，作者多年随陈寅恪学习，他的概括颇为平实，富有深意。张岂之等人撰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将陈寅恪的史学思想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过渡的具体过程中，认为陈氏史学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主体论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指出与陈氏史学思想相近的还有王国维、陈垣、汤用彤、柳诒徵诸人，并对此派史学思想与自由主义史学流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为人们准确理解陈氏史学思想的地位提供了帮助［1］（P122～126）。近年来，有的学者撰文称陈寅恪史学思想具有传统性［2］，有学者称他的思想有保守性［3］（P41-45），有的认为他史学思想最大的特征为文化视角［4］（P107-112）。作者综合这些提法，将其史学思想称为文化守成主义，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对陈寅恪史学观形成的主要因素及成就尝试进行阐释。
任何一种史学理念的形成，都会有其产生之独到因素，那么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原则产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综合分析，陈寅恪史学思想建立在“史学救国”的学术理想之上，最主要的原则有这样三条：文化视角；保守倾向；个体取向，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方法体系。
一、“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
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陈寅恪这样说：“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要求学人继承传统史学学人的“共同观念”，做到“国可亡，而史不可灭”［5］（P361-362）。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这一句话，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国家虽然很重要，但和国家的历史比起来，它只是外在形式；历史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抽象的历史比具体的国家更重要。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历史一直是被特别看重的。在上古，自有文字出现起，记录历史就成为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运用文字的领域。《尚书》、《春秋》就是较早的运用文字记史的典范，《易经》更是将历史文献看成具有灵性的东西，将零星的史料作为可以预卜未来的卦条。当时的文化人，以能够编撰这些史书为自己的荣耀，历代各朝对史书编撰也非常看重，国家一般都成立有专门的机构从事编史工作，而后学也把这些史书看作“圣经”。汉代司马迁编撰《史记》，班固编撰《汉书》，史书体例渐趋稳定，史书被当作一个政权成立的大典和象征之一，皇帝会直接过问史书编撰情况。以后各个朝代均修撰有自己或前代的史书，皇皇二十四史贯通了整个中国历史，这在世界史学领域也是很有特色的。与此国修史书同步，编史、修史，以及由此推及寻常百姓中的编撰族谱、方志等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文化人如此看重史学，这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因此比较发达。难怪近代梁启超说出了这样的“大话”：“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6］（P10）古人为何这样重视历史？从表面看，受中国经世致用学术原则之影响，史学也首先被看作实用学科。历史统治者想从历史中寻求济世良药，以资实用。唐太宗对近臣魏徵的评价中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7］（《资治通鉴》卷196）历史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负有救疗现实的责任，而且，在传统知识分子眼中，这似乎已经成为历史的第一要义。史学被提高到救国的高度，近代史学家对此有甚深的体认。正如梁启超所说，“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8］
陈寅恪生于清末，从小即承家训，间接受到乾嘉考据之学的熏染。传统史学中求取史真，关注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经世致用观念在他的心底扎下了根。早年求学德国之时，正值兰克学派主导史坛潮流，也肯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就体现出来对史料特别看重的特点，即他将求取史真看得比较重要，在此基础上，提取出有用的基本理论指导现实。他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尽量用纯正的中国式的思维和方法做学问。陈寅恪虽然饱受中西文化熏陶，但是在他的著述中，很少提及西方观点，原因也在于此。这是陈寅恪的主观求索路子导引的结果。客观的影响对坚定陈寅恪“史学救国”的理想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问题已由如何摆脱落后变为如何保国、保种，情势更加严峻了。在此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均在积极寻找救国良策。陈寅恪将寻找良方的宝押在了历史文化上，他对当时历史研究现状非常不满，在1929年5月陈寅恪写有《北大学院己巳级毕业生赠言》一首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带诸君洗斯耻”［9］。陈寅恪看到，历史之责任与国家兴亡之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但通过求证史实积极寻找济世良药，而且还把这种意识传达给后学，激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历史。有这样的传统史观作为底子，再加上陈寅恪深厚的家学素养，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当时的社会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他树立坚定的“史学救国”理想是自然的。
“史学救国”的学术理想，将陈寅恪固定在了传统的轨道上。与传统经世致用史学观有所区别的是，传统史学观直接观照现实，而他却做得比较曲折，他并不直接提到现实，而是将对现实的关注深埋于史学学术研究中。他的想法就是，通过个体对于历史之真的努力体认，寻找出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来。从这个角度说，陈寅恪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陈寅恪是一位只知埋头做学问的腐儒、遗民［10］（P70-79）。
二、“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
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评价陈寅恪“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11］（P188，233），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头。评价中含有这样的意思：陈寅恪把历史文化看得如此之重，他为了求史学之真谛，当然对其爱护有加，甚至不惜以生命相许；他以文化内涵作为评判历史存在价值的标准，由此产生独特的文化史学视角；他的价值取向偏于保守。
何以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能够对被很多人认为是落后的、从而失去信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称，无需它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找到济世良药，这副良药就是传统文化本身。我们不得不看到陈寅恪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异乎寻常的看重。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但从总体看，陈先生还是一位以传统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的学者。“史学救国”的理想更多基于此。看重历史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大的信心。“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5］（P277）其中对于宋学的高度赞扬，更加体现了陈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看重，使陈寅恪对于违反传统的行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反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他对辗转源于汉魏正统文化之陇右、江左文化表现出了认同的态度，但是对于北周之以胡族习惯为主所构成的文化模式大不以为然，就因为它与传统汉文化有所不同，他蔑称之为“非驴非马”［12］（P43），非常不留情面。这些都从各个层面反映了陈寅恪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看重。
在以上认识基础之上，陈寅恪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如古人的理解，文化是人生活中最为根本的东西，是灵魂，集中体现这些灵魂的东西，正是各种文化形式，而最能集中体现这种文化内涵的载体便是历史。人们将历史与文化并称连用，这是一种习惯，同时也是在使用过程中对这两个概念密切关系的认可。所以，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把以往体现文化核心的代表性著作都看成历史，在历史和文化之间划上了等号。陈寅恪的文化视角正是建立在对传统历史文化观认同的基础之上。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历史、现实，找寻存在表象后面的根本的东西，揭示存在的本质以及规律，这是陈寅恪史学思想的核心，他的文化守成的视角及倾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得以确立了。
三、“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史学方法的确立
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陈寅恪如是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5］，这是在赞扬陈垣先生，同时也表明自己的学术方法及发展方向：一是脱除旧染，一是合史学之真谛。这样的方法及方向正是当时史学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学者身上的具体化。
陈寅恪很自然地运用了自己所掌握的中西史学知识，既继承传统，又吸收西方史学知识，正面“立”起自己的史学观点。陈寅恪先生明确提出要“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综合他的文章，可以肯定“清代经师”即主要指“乾嘉诸老”。这在看重传统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中，是对于传统学术“否定”得较重的一句话，但实质上，他本人对乾嘉学派是肯定多于否定的，而且，他不止一次说到乾嘉学派考据手段的科学性及对于史学学者的重要性。在《与妹书》中，他更直接地把“乾嘉诸老”作为自己学术超越的对象［5］（P355），可见乾嘉史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他对乾嘉诸老的批评，仅只是针对他们没有在考证的基础之上探求史学规律，即只注重传统史学方法中的史料考证方面，却忽视了建立在材料之上的议论与会通，在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缺陷，这也与他本人“史学救国”的学术理想相违背，他要“脱除”的正是这些缺点。
在继承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即他所说的“合史学之真谛”，这是一种科学的学术态度，决定了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方向。乾嘉史学在其所处的时代，无疑是具有一定科学内涵的史学方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也应有所前进、创新。创新的具体含义即寻求史实，探求历史规律，具体就是对两种传统史学方法的综合。乾嘉史学只为了史实而史实，为了考证而考证，这在陈寅恪看来是一个缺憾。如果还停留在乾嘉考据阶段，那就是落后。季羡林先生在《纪念陈寅恪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中直截了当地说：“寅恪先生继承了清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寅恪先生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把史实和史识结合起来，在史实中求证历史规律，这是陈寅恪对史学方法的创新，也正是他所说的史学之真谛。这个观点很明显受到了他在德国留学时正大为流行的兰克史学理论影响。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一是运用考据手段求证历史之实；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兰克在《拉丁和多顿各族史》中这样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向往的，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的说明历史而已。”［13］（P98）可以看出，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是对史料和史实的重视，它把“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崇高的目的”，这种观点与陈寅恪“在史实中求史识”的看法以及“史学救国”的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陈寅恪一生学术实践看，他在传统基础上试图创新，以适应时势的意图相当明显，并且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个意图。陈寅恪无时无刻不以求取史学真谛为其治学之大方向，这样的方向决定了他史学理论的取向。
以上观点，是构成陈寅恪史学理论的基本因素，它们决定了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决定了他保守的史学倾向，更显示了陈寅恪本人史学体系的科学性及史学价值中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陈寅恪再次用他的文化守成主义史学实践回答了史学的功用问题，即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史学的功用。他用自己的史学实践为后学指出了一条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的路子：文化守成。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当时历史所面临问题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民族“复振”的信心，以保存与发扬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生存与复兴的希望。关于他的史学贡献，胡戟、徐兆仁等先生有较详尽的论述，在此只提两点：
一是学术上可供后学借鉴的主要是其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追求合理、合宜的精神，陈寅恪一生都在为此而努力。对待当时号称先进之西方文化，他不全美之，对于人称之为落后的中国文化，他又不失去信心。他以科学的态度指导自己的史学实践，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以中古史研究为例，他从文化角度审视历史，科学地指出了中古史上的几个线索：一是汉魏正统文物制度传播之三条线索：北源，即从中原至河西陇右，又回传至中原为一线索；南源，即江左为另一线索；北周为另一线。二是内部士族集团的地位升降是其中古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程度成为决定集团升降的主要因素。三是外部异族实力升降的连环性。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研究高度，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为后学划出了较为明晰的线索，使以后的史学发展有了较高的基点。
二是方法上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强调学术独立，一方面又要关注现实的辩证态度。抓住主要问题，主动摆脱非学术问题的影响，尽量得到理想状态下的结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一点陈寅恪除了在以前的学术论文中多次有表示外，在1953年给科学院的口头答复中有更加明晰的表述。该答复重新解释了自己以前的态度，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随后，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向科学院提出了两条建议，虽然有些偏激，但其学术第一，学术独立的精神彰显无疑［14］（P128-130）。在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社科学术界，陈寅恪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为以后之社科研究科学化作了示范，为史学研究指出了方向。
陈寅恪先生之史学理论及其实践为当时之学术界带来了清新的风气，使史学研究领域豁然开朗，前途一片光明，但由于其本人所具之学者特色，使其学术带上了一些缺憾。关于这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所提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刻，但这并不影响陈寅恪作为史学大家的魅力。胡戟先生在其文章中综合学术界反映，提出了六个方面：一是“工作缺乏通盘考虑”；二是“史笔常有悲观色彩流露”；三是“使用已为人公认的专业用语概念范畴，不甚严密”；四是“较少具体研究经济”；五是“殊少用其他文物资料来证史”；六是“个别具体论断是否确当，似有可讨论的余地”［15］。本文在此基础上，还对两个问题有些疑惑，现提出来，以期求教。
一是陈寅恪的文化本位理论参证于具体现实之中看，似乎有些狭隘。
陈寅恪之文化本位主义的理论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固性，所以要保存民族特征、要保存国家，就应当保存本民族文化。要想使本民族繁荣，也必得从文化做起。这个理论经过陈寅恪的论证，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定律了，但是，换一个角度，加上文化优劣的因素去考虑，放到当时社会中去进行另一种假设，这样的结论恐怕值得商榷（诚然，如有些专家认为的，从横向的角度对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进行综合比较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这样的看法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具体的环境中，当两方面的确有明显的差距时，比较还是可以进行的）。试作这样的假设，如果具有相对先进文化的民族侵占了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其先进文化的作用下，社会文物制度得到了明显改善，社会得到了良性发展的契机，新的文化得到了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保存落后的文化又有什么作用呢？
以其所论之中古时期为例，汉魏之正统文化较之周边之少数民族文化，是为先进文化。这一点他没有直接证明，但是从他一直将汉魏文化看作正统，并一直站立在汉魏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中古史的实质就可以看出来。史学界其实也早就有这样的共识，“五胡乱华”，一个“乱”字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少数民族侵入中原，落后文明的民族战胜先进文化民族，那是一种反常事件。他们只是武力上对汉民族的暂时胜利，他们并没有征服汉民族。在这个时候，保存先进的汉文化是必要的。事实也证明，汉文化最终同化、战胜了落后的异族文化，但是，细加考虑，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史学界的“共识”恐怕更多地是站立在汉民族的角度看问题，带有狭隘的汉民族感情色彩，它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他们的文化本位理论只是建立在本族文化为先进文化的假设之上，其中的内涵均以此为基础展开，他们忽视了在理论上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当本族文化较另一种文化为落后时的情况，在此时还要不要坚持文化本位？如果坚持，又有多大价值？具体到中古时期的研究，就是陈寅恪只做了汉文化较比“五胡”文化为先进的情况下的研究，并且依此视角为基础确立了自己的儒家文化本位主义。他没有想到假如“五胡”掌握比汉魏正统文化更为先进文化时的情况，这或许也应该归因于他的切近的民族感情。尽管不存在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只作理论上的假设而已，但从理论上看，有存在这样现实的可能性。这一漏洞的存在，是非现实的，属于理论上的缺陷，不会影响历史，但是这一理论的存在却使其立论基础受到严重威胁，其文化守成史学观也就显示出了一定的狭隘性。
二是没有重视理论同现实的差距问题，太过理想化，致使理论之现实性大打折扣。
科学工作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即求证阶段和科学成果之现实转化阶段。排除实际影响，甚至把实际影响降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求证，这是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属第一阶段。万有引力、摩擦系数的测定等科学实验就是基于这样的思维，以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这样得到的。以这样的科学方法得到的结论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是，自然科学家都明白，这只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假设。理想和现实之间确实存在一定距离。如果要用科学结论指导实践，必须考虑现实影响因素，进行必要的现实性改造，这属于落实阶段。前一阶段为基础，后一阶段为目的，缺少了前一阶段，不存在科学；缺少了后一阶段，科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史学救国”的学术理想告诉我们，陈寅恪也具有这样的意识，但他在具体实践当中只注意了前一部分的求证，而忽视了后一部分的落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尽管有相似性，但它和现实之间当然也存在无法弥合的距离。历史结论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适用于现实社会，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现实化改造，否则，那就只是一些案头装饰品，没有多大实际意义。陈寅恪注重了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却忽视了其相异性，所以，他得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结论，但对现实却未起到多大的实际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