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代，黑龙江遭遇的隐性边疆危机。19世纪沙俄入侵黑龙江的开端，不是割地，而是通航；是把黑龙江这条中国的内河，变成沙俄舰船畅通无阻的存在。这项计划的始作俑者，是沙俄主管远东事务的总督穆拉维约夫。1854年开春后，穆拉维约夫大张旗鼓地宣称：俄国正在和英法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它在北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也遭到了英国军舰的袭击。为了强化防务，俄国要派运输船从黑龙江出海，向远方的港口“运粮”。当然，这支船队远不只是和平的运粮船。领头的是一艘蒸汽动力拖船，后面跟着一大队帆船、驳船和木筏，上面满载粮食、士兵和弹药。这支船队从黑龙江上游出发，顺流直下，不受阻拦地穿过中国内河，最终抵达鄂霍次克海西岸。清朝官员对此居然还自鸣得意，觉得俄国船出海是为了打英国，英国又是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对俄国示好，可以实现“以夷制夷”的奇效。
穆拉维约夫的用意，表面上确实看是这样。但对付区区几艘英国军舰，根本用不到那么多士兵、枪炮和给养。俄国人真正的用意，是借助黑龙江航道，向下游北岸运去武装开拓者。俄国兵到了鄂霍次克海西岸，就可以像200年前他们蚕食黑龙江上游一样，建立村庄、哨所、营寨，窃取当地领土的实控权。和当初的哥萨克不同，这一回沙俄派出的是效率更高的正规军。他们不仅大兴土木，建造要塞和城市，还修通了马车道，把实控区连成一个整体。当然，这种武装殖民行动，搞一次显然是不够的。1855年，穆拉维约夫又故伎重演了一回黑龙江“运粮”。这一趟，俄国人连家眷和军马都带上了。另外，他们居然还贼喊捉贼，宣称：英国军舰都开到黑龙江出海口附近了，可见清政府没有能力保障黑龙江的航行安全。俄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占领黑龙江下游北岸的土地，并要求重开清俄划界谈判。
俄国提出重定清俄国界的时间，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政府在华南面临英国入侵的压力，在华东又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黑龙江根本无暇顾及。咸丰帝让康熙的玄孙、黑龙江将军奕山负责对俄交涉。奕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吃过洋人的败仗，畏敌如虎。他怕的还不仅是俄国人，更担心咸丰帝怪罪下来，自己会无法收梢。因此，在1858年的中俄瑷珲谈判中，奕山就开始玩弄文字游戏。直接露面的穆拉维约夫，要求把黑龙江变为清俄两国的界河；黑龙江下游北岸的土地，全部归俄国所有。奕山则宣称，可以改用“河中只准中俄两国行船”的字眼，避免出现“界”字。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大海的土地，俄国要求“共管”，奕山则坚持加入“待议”二字。至于黑龙江北岸已经出现俄国殖民村庄的领土，奕山深知自己无力收复，但也要求由中国继续管辖结雅河东岸的一小片领土。
作为一名不通洋务的旧式官僚，奕山在他的眼界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极限。问题是，外交文件里出现含糊不清的表达，属于大忌。当清廷没有硬实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时，奕山的文字游戏，只会留下更多漏洞。最终，1858年签订的清俄《瑷珲条约》，就以中国丧失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变为事实上的界河而告终。北京的咸丰帝闻讯大怒。讽刺的是，清廷中央甚至比奕山还要无能。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沙俄跳出来宣称“调停”。咸丰帝之弟恭亲王在主持对外和议时，为了表示“谢意”，居然比奕山又后退了一步。他不仅承认《瑷珲条约》有效，还把乌苏里江以东“共管”的领土，也划给了俄国。这样一来，黑龙江就丧失了出海口，变成了一条“断头河”。
从1858年到1860年，黑龙江在短短两年之内，就从内河变为界河，又被强行“去尾”。清朝在黑龙江流域丧失的领土，更是超过了100万平方公里。而奕山勉强保下的结雅河东岸，也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最终被沙俄吞并。值得深思的是，清朝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一直没能开发出黑龙江的航运价值。而沙俄不仅借助这条水道，完成了领土侵蚀；它还把黑龙江的战略价值，放在北太平洋这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进一步放大。晚清国力衰微，是它一再丧失边疆领土主权的直接原因。但往深处想，观念、眼界和边疆政策的陈腐，又何尝不是深刻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