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熙宁二年（1069）到熙宁八年（1075），这7年，是两宋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喧嚣时代。
这个时代，以宋神宗从江宁府（今南京）召王安石入京，迅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推行“新法”而拉开帷幕，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黯然退归江宁而奏响终止符。从熙宁二年开始，短短6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推出了均输、市易、青苗、免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保马、将兵等十余项“新法”，期待以近似大规模政治动员和国家运动的方式，一举解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重压下的北宋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痼疾。
尽管变法派打出了“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的大旗，这一揽子新法仍在朝野引发了轩然大波：在风气日趋保守的朝堂之上，围绕每一项新法的酝酿制定出台，新法派和反对派都要吵得面红耳赤，势不两立，后人形容当时情景：
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邀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
的确，这种政治辩论，常常升级为恶语相向，直至闹到御前，皇帝只好亲自出面圆场：“相与论是非，何至是？”不止一人觉得，这类举动有失大臣和读书人的体面，有人抱怨：“今政事堂忿争相诟，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不论是贤名甚著的元老重臣，如富弼、欧阳修、范镇、文彦博、吕公著，还是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如苏辙、程颢、范纯仁、陈襄、刘挚，一旦与新法派议论不合，便以各种方式被摈斥出中央决策层，或投置闲散，或离京外任；同时，一些比较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就是日后被斥为“新进小人”的官员，很快出现在官僚体系的各个关键岗位上；受到“新法”的牢笼和驱策，从京师到各路的官民，甚至隐隐感受到震动的“北虏”和“西贼”，纷纷或被动或主动，甚至是不计成本地调整各自的利益、行为和预期：一些新的机构和组织成立了，一些新的诱惑出现了，一些新的强制也降临了。过不了多久，从各地流出的钱帛、米粮，一袋袋，一车车，被来回调运或者干脆封桩入库，好应对那人人预感必将发生的更大事件，或者说，军事灾难……
总之，在许多变法的亲历者看来，“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正是新法最直截、最迅速，也是为数不多的“见效”。随之而来的，是百年来祖宗以“仁恩厚德”培育成的理想世界的全面崩塌，所有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个盛世崩塌留下的可怖黑洞中：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然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二
在这一片喧嚣和纷乱之中，总有一些声音似乎格外响亮，还格外刺耳。
熙宁二年（1069）的某一天，众宰相和执政官员到政事堂聚议新法。传说，新提拔的参知政事王安石风头正盛，“下视庙堂如无人”。会议才开始不久，王安石和同列某官就一言不合，起了争执，旁人连忙打圆场。新参政从椅子上噌的一下站起来，怒视周遭诸人，最后，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狠话”：
君辈，坐不读书耳！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大哲学家张载之弟），也是为了反对新法，专程找上政事堂，与王安石理论。二人辩论良久，张戬援引儒经中的典故立论，王安石哂笑一声，语带讥讽地说：
安石却不会读书，贤（指张戬）却会读书！？
这句反话噎得张戬半天没有吭声。在王安石眼中，他的“良法美意”不受反对派待见，根本乃是由于这帮人不学无术，泥古不化。为此，他专门告诫神宗，“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无法理解新法带来的利益，所以“好为异论”，完全没必要理睬。
新法派中另一著名人物——章惇，在后变法时代成为宰相，力主“绍述”，大肆迫害元祐党人，在熙宁年间却不大受王安石看重。不过，此人的作风和王安石倒有几分神似。元祐初年，旧党得势，欲尽废新法，章惇操着一口带点福建口音的官话，竭力为新法辩护：
与同列议事，一不合意，则连声骂曰：“无见识！无见识！”
台谏官员就据此攻击他“纵肆猖狂”“无大臣体”，认为“此语，虽市井小人，有不轻发也，而惇以为常谈”。
“不读书”“无见识”“没学问”，类似的人身攻讦，在科举社会，在无不自诩博学鸿儒的官僚士大夫听来，大概要算最伤自尊的侮辱，在北宋政治中却也常见，台谏的弹章、贬降的制词，往往有之。至于气急败坏，在情绪失控的应激反应中，将政治的分歧，首先归结为竞争对手的智识、学问上的缺陷，而不是先论出身、阶级、信仰、种族、阴谋等，尤见得北宋的书生政治家有质朴可爱的一面，往坏了说就是迂腐、书呆子气。但是，这总归是努力让政治超越狭隘的情境、利益和权力关系，显示政治是可以（至少在一个相对平等、均质的文化精英圈子内部）通过公开、理性的论证或说服来推进的。这还涉及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政治哲学问题：智识的差别（intellectual distinction）能否转变为政治优势？或者说，最有“学问”、最会“读书”的人，最有资格治理国家吗？
尽管宋代政治制度缺少可供官僚士大夫内部进行政治辩论以弥合分歧、达成共识的理想机制，毕竟要承认，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示了政治行为者与制度环境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主义”。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熙宁四年（1071）的另一天，御史中丞杨绘（反新法派）提醒宋神宗，得多关心一下不愿附和新法而纷纷出走的元老重臣：“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杨绘还提议，及时选拔人才出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清要职务，以备顾问，储人才，因为“堂、陛相承，不可少”。在场一些官员纷纷表示赞同。
用房屋建筑来譬喻朝廷的人事结构，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宋太宗就自夸对“内外官吏，皆量才任职，喻如匠者架屋，栋、梁、榱、桷，咸不可阙也”。王安石给一代大儒胡瑗写诗，期待他能得到重用：“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构架桷与榱。群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至此，一切都很正常。孰料就在此时，王安石站出来，以一种莫可名状的揶揄语气发表了一番议论：
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
这番驳斥，不仅堵住了杨绘之口，又顺势借“基”“础”“柱”“梁”这一连串譬喻，将旧党上上下下的元老、中坚和新锐通通嘲讽了一遍，可谓巧妙而极尽刻薄。这里，用的是类比，却不是在说理，而是一种人身攻击，诉诸情绪而非诉诸理性，效果不错——史书十分简略地记下了神宗皇帝的反应：“上笑。”
其实，王安石讥为粪壤、烂石、朽木之辈，许多原是他的故交和诤友。比如欧阳修，作为前辈，提携青年王安石不遗余力，既赠诗勉励：“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又上奏宋仁宗夸他“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后来，王安石也深情悼念欧阳修，以为“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到了庙堂的政治辩论中，逞一时口舌，老前辈就划入了烂石朽木。无怪乎后世传言，王安石曾对宋神宗污蔑欧阳修：“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也无怪乎后来杨时笑他“说多而屡变”，陈瓘骂他“取快而言，乍强乍弱，况随其喜怒而论君子、小人哉”。王安石自己说过，“君子之所不至者三”，其一是“不失口于人”，这条箴诫，不妨原物奉还给荆公。
梁任公读罢宋史，不禁感慨：“政见自政见，人格自人格，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乃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出乎贤士大夫也。”从高度情绪化和道德化的攻讦，包括后来的“君子—小人”“朋党”等议论，又见得“泛道德主义”（pan moralism）在宋代仍有挥之不去的浓重暗影。它就像一个散发恶臭的巨大泥沼，任你如何爱惜羽毛，都无法全身而退。
三
本书的聚焦点，正是熙宁这个喧嚣时代的唇枪舌剑：理智的、诡辩的、冷静的、狂热的、善意的、险恶的……不为贪看热闹，而是有以下三点用意：
在两宋迄今的褒贬不一、聚讼纷纭的众多史料中，对王安石却有一个相当一致的评价，就是说他性喜“强辩”：“强辩自用”（赵抃），“强辩背理”（《宋史》本传），“率以强辩胜同列”（邵博），“直是强辩，邈视一世”（朱熹）……“强辩”，这一北宋晚期以来王安石的恶谥，既是一种行为描述，又是一种负面评价，与真实世界中他本人的鲜明个性脱不了干系，又是元祐、绍兴等时期，新法反对者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对王安石和王安石集团的历史形象进行建构的一个关键元素。王安石等人的“强辩”，先在传统史学中被脸谱化、污名化，后在聚焦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史学中被边缘化，其实还有值得重新审视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一部面目稍显特殊的王安石传记。
广泛而激烈的政治辩论，在北宋历史上不止一二次，有日本学者喻为现代的“议会论战”。不过，熙宁时代尤其独特。朱熹说，比起汉唐，本朝胜在“议论”，“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无许多闲言语也”。所谓“熙丰”，主要指熙宁。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国是既定，诏狱屡兴，喧嚣不再，议论反而显得沉闷，甚至有些压抑，到了元祐初年，之前被压抑的议论又得到了一轮释放，可视为熙宁的延续。所以，叶适说得更准确：“本朝议论行事为三节：庆历也，熙宁也，元祐也。”此外，熙宁时代这些文字和口头的竞争，哪怕有时不过是争意气，犹如“村妪相谇”，也绝非清谈，而是对现实的政治进程有直接影响，乃至最终左右了新法的成败。比如，推行青苗法时，尽管阻力巨大，王安石独立朝堂：
在廷（指宰相曾公亮、陈升之，以及范镇、李常、吕公著等）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
所以，历史书写中的王安石形象，往往是一个靠着巧舌如簧取悦神宗，趁机窃取权力的奸佞：
安石有口辩，上常悦，所言皆听，以此日益多所变更。
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
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不过，在熙宁时代的政治辩论中，这些形而上的“大观念”，本身还不算是主角。政治辩论带有明显的情境性、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何从这类“表话语”中解析出“里话语”，即书生政治家对理想或现实的政治本质、政治关系以及统治技术的一般认知、预设、思维结构，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挑战。梁任公指出，研究政治思想史有三种路径：专题（如天下、国家、民本），年代（通贯、先秦、唐宋），宗派（如儒家—法家，道学—功利）。这里是截取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为横切面，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
以上就是本书的蓝图，至于究竟实现了几分，就留待读者来批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