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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桐城派，不仅仅是桐城的，也是中国的，桐城派1200多个作家，桐城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布于全国各地，从河北、山东到广西、贵州都有，像我们熟悉的湖南人曾国藩，就是桐城派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美国学者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一书中认为，曾国藩推崇的是孔子、周公和姚鼐的三位一体，而同治中兴的哲学基础就是桐城派。还有福建人严复、林琴南，也是桐城派的，严复翻译《天演论》，林琴南翻译《茶花女》，用的都是桐城笔法，鲁迅就曾说过严复的译文"桐城气息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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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习文、做人甚至健身融为一体，举一个例子，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活了80多岁，还有张英、张廷玉父子、官至宰相，也活了80多岁，这与他们严格遵循桐城家法的生活方式不无关系，所以曾国藩很羡慕这些桐城人，觉得他们太平寿考，从容跻身大家，而自己天天在军队打打杀杀，生命质量远不如他们。桐城家法的内容很广泛，涉及面也很多，我就侧重谈谈诵读。桐城派重诵读，从《左传》、《史记》到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的文章都要读，要大声朗读，而且在朗读前，要整齐严肃，排除杂念，气定神闲。读多了,自然由表及里，由文之粗进入文之精，由格律声色进入神理气味，进而掌握文章的精气神。按我的理解，这种练习古文的方式也是一种修身、健身的方式，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会使人气象开阔，有一种气清体洁的澄净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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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出现，在当时是有着历史进步意义的。18、19世纪，中国思想界被汉学所把持，买官卖官，贪污成风，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廉耻，中国传统社会进入末世，特别是嘉庆初年和珅案的爆发，显示了清王朝已腐败透顶，激发了汉族士大夫的道德义愤。在这种情势下，姚鼐和他的弟子以书院为基地，以宋学相标榜，以古文相传授，致力于理学与气节，讲学与清议合二而一，议评时政，大胆为东林党人辩护，呼唤一种新的士大夫人格，开启了一代学风。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江苏学人李兆洛就曾说："桐城气节文章高于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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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要履行这些职责，那就要教书育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中进士，人翰林，官至刑部郎中，但40多岁就辞官南归，在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讲学40余年，桃李遍东南，而支撑姚鼐坚守清贫书院生活的正是这种传道精神。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中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辞官，要求担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在莲池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华北一带的学子纷纷赶到莲池书院求学，有"吴门弟子满天下"之美誉。后来，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赴任前，又在安庆创办了桐城学堂，并亲为学堂题写横匾：勉成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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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为了推广白话文，将矛头对准古文和骈体文，说了很多过激的话，比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桐城派作为儒家文化和古文运动的最后堡垒，对近世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仅在安庆一地，20世纪就孕育了众多学术大师，如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史学家徐中舒、严耕望，新儒家方东美、余英时，法学家史尚宽等等，这些大师们，在他们的晚年回忆和自传中，无一例外地都说他们曾受到了桐城派学风的影响。而桐城派人士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的一些应对方式和策略，也值得我们借鉴。还是说吴汝纶，他创办桐城学堂，既要求学生学习西方的语言、物理、数学、化学，也要求学生学习《古文辞类纂》，并行不悖，他的教育理想是"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治而成"。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存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过错。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能够抛弃自己的传统而成功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传统的复兴。所以，桐城派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本文系由作者汪军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之《文都桐城》中与主持人洪涛对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