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有点含糊。一个人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写有益于同志和事业健康发展的文章，又期望它流传后世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他的文字就不得不寓真义于“含糊”之中，以防敌人扼杀。而真义只有在深思善辩下才有可能凸显，这真是考验作者和读者的智慧。
瞿秋白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在梦呓和呻吟都使敌人敏感的环境中，瞿秋白既要彻底暴露自己内心的真相，对党说出最后最坦白的话，又不能使文字直白，思想透明，就需要讲究“谈天”的技巧，就需要给自己的文字涂一层保护色，就需要有意给敌人留下“信念动摇”的破绽，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而这也增加了人们理解《多余的话》真义的难度，《多余的话》还可能被敌人利用，大做反共文章。由此，不求甚解的人们读罢《多余的话》难免有点“含糊”之感。
“含糊”的原因，还在于作者本人似乎只是客观地描述自己的矛盾思想和人生轨迹，首尾无状，亦无是非之断语，使人难觅其思想倾向。而不加遮掩和没有思想倾向的文字，最易于人们独立思考，判断是非曲直，揭示事物发展规律。这正是瞿秋白思想的深刻之处。
度，是数学的概念，更是哲学的概念。什么时候应该含糊，什么时候不能含糊，瞿秋白的心中是有“度”的。在国民党说客费尽心机劝降时，瞿秋白坚决拒绝，毫不含糊，即使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说客声言“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还是坚决拒绝，毫不含糊。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而为了达到写作《多余的话》之目的，瞿秋白选择了理性的“含糊”，使《多余的话》得以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防线流传后世。这样的“含糊”，是大智者苦心所为，显示了瞿秋白高超的斗争艺术。如果作者是李逵，只管砍杀，他是不会有一点含糊的。
《多余的话》，有点忧虑。瞿秋白在题记中引用《诗经》中的话写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虽然从《多余的话》中，无法直白无误地看出瞿秋白忧虑什么，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绝不是忧虑个人的生死问题。因为他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那么，他忧虑什么？陆定一说：“那时，红军正在长征，还没有安定下来，蒋介石调集所有的兵力，要消灭红军。敌众我寡，随时有被消灭或打散的危险。如果王明路线的统治继续存在，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这是他的心忧所在。”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他也不可能不探究造成党和红军重大损失的深层次原因，忧思党在政治、思想、组织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当然，不联系现实语境，加以深刻分析，是难以从《多余的话》的表面文字上看出这些的。
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的“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学术研讨会上，不顾斯大林与托派斗争的需要，指出：“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以便更有效地、更好地清除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可见，瞿秋白已经意识到大革命失败是诸多原因造成的，但由于形格势禁，他无法深刻剖析这些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包括他本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没有错误。他说：“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真是那样，那是可悲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而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防共、分共、反共一再忍让、迁就、退却，并对已经拿起屠刀的国民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对失策。
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曾一味想把共产党捆绑在国民党战车上的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需要追问：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罗列的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种种表现和思想变化，与“形格势禁”是怎样的关系，造成“形格势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