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7日,一个特殊的女人被接到了北京中南海。

之所以说她特殊,是因为在建国之前、此女的丈夫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工作。

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凡和旧政府沾边的人,大多数都受到民众们的唾弃,毕竟他们都曾是为祸一方的地主官僚,平日里做惯了欺压相邻的勾当,老百姓对他们自然不会有好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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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一个旧社会官僚的太太,竟然来到了首都北京,还大摇大摆的进入中南海,其身份自然受到了人们的猜测。

而当毛主席见到她之后,更是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

许久之后,向来待人宽和的毛主席竟脸色一变,说出了令人猝不及防的一番话:“你就没给我带点东西?”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她的丈夫又是何许人也?

当毛主席见到她之后,为何却冷不丁地说出这样的话呢?他们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呢?

要想弄清楚其中的层层疑团,还要从一年之前、毛岸英韶山之行的意外发现开始说起。

1950年春夏之交,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毛岸英说道:“你长大了,也已经成婚了,是时候回韶山老家去见见那里的父老乡亲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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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嘱托,毛岸英踏上了前往韶山的列车。

回到老家之后,他先是到祖居游览了一番,然后便是挨家挨户到长辈们家中登门拜访。

这是毛岸英记事之后,第一次重回故乡,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显得格外亲昵,此次行程也让他收获颇丰。

在韶山待了一些时日,毛岸英便回到了北京,刚下火车还没来得及休息,便心事重重地找到了父亲。

看着他微蹙的眉头,毛主席好奇地问道:“探亲回来,为什么闷闷不乐的?”

见父亲主动询问,毛岸英便支支吾吾地回应道:“我回韶山见了舅舅,听他说了姑姑被捕牺牲的事情,还有……她还有个养女在世,只是很少有人知道”。

毛岸英所说确是实情,那位舅舅、正是毛主席外婆家的表兄,名叫文运昌。

根据文运昌所言,1928年时,毛主席的堂妹毛泽建因为参加“湘南暴动”,被军阀抓住,不久后便传来了她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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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建牺牲时只有24岁,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但却有个养女还活着。

在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眼神中掠过一丝欣喜的光亮,连忙问道:“这个孩子现在何处?”

毛岸英则表示,由于此次行程比较紧,并没来得及寻找她的下落。但他已经委托舅舅文运昌帮忙打听,只要有消息就写信给自己。

毛主席默默点了点头,在他的心中,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见这位素未谋面的外甥女了。

好在文运昌并没有忘记这份委托,在毛岸英走后便开始四处打听,在下了一番功夫后终于找到了毛泽建的养女陈国生。

而当文运昌表明来意之后,陈国生竟然毫无预兆地痛哭流涕起来。

见此情形,文运昌慌忙走过去安慰,过了好一会儿、陈国生才算平复了悲痛的情绪,将深埋在心底的那段往事哭诉出来。

原来,陈国生原本姓梁,父亲梁泽南、母亲陈淑元都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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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梁泽南被反动派残忍杀害,侥幸逃过一劫的陈淑元便带着她东躲西藏。

可是此时陈淑元也面临敌人的搜捕,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始终不方便,只好将她寄养在了革命好友陈芬、毛泽建夫妇家中。

或许是陈淑元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临分别的时候悲痛地对毛泽建说道:“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

毛泽建则重重地点了点头:“你放心,我和陈芬没有孩子,一定把她当成亲生骨肉对待”。

事实证明陈淑元的预感是对的,短短几个月后她便被反动派军警抓住,最终为革命捐躯。

令人惋惜的是,1928年5月,毛泽建也不慎落入敌人的圈套。

从那之后,陈国生再也没有见过养母,后来她才听说,毛泽建也被敌人杀害了。

说完这一切,陈国生再度泪如雨下,毕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亲眼目睹父母、养父母先后离世,对于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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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运昌则轻声安慰道:“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现在毛主席、也就是你的舅舅正在找你”。

听到这句话,陈国生满脸不可思议,她不敢相信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竟然还关心着自己,便在文运昌的帮助下,给北京寄去了一封信。

在信中,陈国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问候,希望有机会能够前去探望,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那就是希望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

原来,陈国生虽然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但她的丈夫宋毅刚曾在反动派政府中任职,正是这一点,让她的身份变得十分敏感,以至于许久都没能找到一份工作。

要知道,在建国之初,地方上的各级部门对于敌特分子的审查极为严格,虽然宋毅刚已经和反动派政府彻底划清了界限,却也免不了每隔一段时间到湘潭县政府汇报近况。

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左右,陈国生终于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此问 近好!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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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毛主席的亲笔信后,陈国生极为感动,便当即拿着信件找到了湘潭县政府。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她先是进入到县里的国营茶厂做女工,凭借着干活勤快的优点,不久后又被调到长沙蔡锷北路肉食店担任出纳员。

虽然每天都要忙到很晚,而且身体也十分劳累,但陈国生却乐在其中。

毕竟以自己的身份,能够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极不容易,所以她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一转眼时间来到1951年初,当时春节刚过,肉食店来来往往的顾客络绎不绝,陈国生正忙着打包货物,却突然被店里的领导叫了出去。

原来,有个电话打到了领导办公室,并且指名道姓要陈国生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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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雾水的陈国生只好跟着领导来到办公室,刚接过听筒放到耳边,电话那头便传来一个浓厚的声音。

“喂,是陈国生吗?”

陈国生回应了一声后,那边又继续说道:“我们是湖南省委办公室的,昨天北京发来电报,要请您去一趟”。

听说自己受邀前去北京,陈国生心情格外激动。

因为她已经猜到,肯定是毛主席要见自己。

可高兴之余,陈国生又犯了难,吞吞吐吐地说道:“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出过远门,北京更是一次都没去过,我怕……”

未等话说完,电话那头给她吃了一剂定心丸。

“这个您不用担心,还有毛主席的两位亲属一同前去,您跟着他们就好”。

原来,此次毛主席一同邀请了三人前往北京,除了陈国生之外,还有表兄文运昌和文涧泉。

在经过两天时间的准备后,他们先是乘坐大巴车来到了湖南省委驻地,在省委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又乘坐绿皮火车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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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陈国生和文运昌、文涧泉见过几面,也算比较熟悉,再加上此次能去北京他们心中极为兴奋,一路上有说有笑、气氛十分欢快。

4月24日,一行三人终于抵达北京,刚下火车便被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接到了前门建国饭店休息,并且告知他们三天之后毛主席将亲自接待。

三天时间并不算长,可陈国生却感觉度日如年。

毕竟毛主席虽说是自己的舅舅,可他也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她不知道见面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因此心中格外忐忑不安。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转眼便来到了4月27日清晨,陈国生三人对着镜子精心收拾了一番后,便乘车来到了中南海。

走进怀仁堂,他们便发现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自己,文运昌率先开口喊道:“毛主席,是您吗?”

那人正是毛主席,听到声音后转过身来,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与他们热情地握手说道:“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不要喊主席”。

见三人点头后,毛主席继续笑着问道:“这几天住得还习惯?饭菜合不合胃口?”

文运昌则十分满足地回答道:“都好,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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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主席的目光落在一旁的陈国生身上后,和蔼的笑容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严肃。

片刻后,他才假装生气地说道:“外甥第一次来看望舅舅,也没给我带点东西?”

闻听此言,陈国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笑脸通红地说道:“我……我没有带礼物……”

看着她的反应,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并不是真的向陈国生索要礼物,只是看她一直待在文运昌的后面,一言不发格外拘谨,便想着活跃活跃气氛,也好让她不那么紧张。

这时,逐渐放松下来的陈国生突然想到,自己带来的包袱中还有两封书信,一份是当年养母毛泽建被捕入狱后,写下的绝笔信;另一封的内容则是丈夫宋毅刚的具体情况。

一同翻找之后,陈国生将两个泛黄的信封递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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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先是看了毛泽建的绝笔信,眼角不由得泛起了泪花。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时,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

明明预料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毛泽建却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这份胸襟与魄力非常人能够企及。

感慨一番后,毛主席又打开另一封、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

内容并不长,只是写了一些宋志毅的过往经历,曾在反动派警察局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督导员,没用太多时间便看完了。

收起信件后,毛主席看向陈国生:“你丈夫手上有血债吗?”

陈国生摇了摇头:“没有血债,大多只是负责处理一些文书”。

毛主席接着追问道:“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有没有遭到人民的怨恨?”

陈国生则如实交代道:“他原本也是个穷人出身,只是不慎被反动派抓了壮丁,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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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详细情况后,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打心底里对这个外甥女婿表示了认可。

而后,陈国生又突然提到,养母毛泽建还埋葬在衡山紫金峰麓,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显得非常寒酸,希望政府能出一些经费,把她的墓重新修缮一番。

修缮养母的坟墓,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毛主席听罢却沉默不语。

直到陈国生再次询问时,他才长叹了一口气,幽幽说道:“烈士的长眠之地,是应该好好修缮,只是现在重要的是搞建设。为革命牺牲的烈士那么多,是笔不小的数字,这对现在的财政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随后,毛主席又笑着说道:“我父母的坟茔还是个小土包嘞,很多人劝我修一修,我都拒绝了。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等经济好转了,再做这件事情也不迟啊”。

看着毛主席语重心长的模样,陈国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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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想到,毛主席不光伟大,还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心中的敬佩之意更加浓烈起来。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陈国生曾多次受邀前往北京,看望舅舅毛主席。

而每次见面所见到的事、听到的话,都让她受益匪浅。

陈国生晚年时,曾这样回忆道:

“自从和毛主席见面之后,他老人家就一直记挂着我们,除了平时写一些信之外,每年还会让秘书寄来一些钱。他知道,我们生活得比较拮据,也算是帮忙贴补家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中开支的,平时他舍不得花,就都攒起来帮助我们。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一家人根本度过不了经济上的困难.......”

说完这些,陈国生早已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