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那年21岁，名义上是高中毕业，但实际只读了高中一年，还差一个月就搞“文化大革命”了。“停课闹革命”，一晃就是三年。本来应该是1968届毕业生，但延宕到1969年十月才“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引龙河农场四分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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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正式名称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劳动改造管理局第十四劳动改造支队”，邮箱编号为419信箱。后来我在农场办公室遗存的旧信封和档案袋上，还能看到这样的字样。
由于1969年上半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黑龙江由当年中苏友好时期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一下子变成了“反修前哨”。边境地区的劳改农场再放在这里绝对不合适了，必须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劳改犯们留下的空白就由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来填补。
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还有监狱大院和犯人，有武警部队高高的瞭望台，夜里亮着探照灯。武警战士荷枪实弹，严密监视着犯人们的一举一动。这场面，是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们一起去农场的天津二中同学大部分是高中生，我们学校是天津市的重点校，学生入学都经过考试选拔，素质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上学的时代，正是大抓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年代，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各种政治运动熏陶和培养了我们听党的话，积极进取的精神。
来到农场，我们仍然保持和发扬在学校里养成的积极上进、勤奋好强的传统。第一天下地干活，派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已经铺满积雪的大田里背麦捆，运到地头的脱粒机旁。我们还像在学校时到农村支农劳动那样，个个争先恐后，一个人背八到十捆麦子。而跟我们一起去的天津知青也有一些是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心智还没发育成熟，基本还是个孩子，浑浑噩噩，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看人学样，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挺大一个小伙子夹着一捆麦子吊儿郎当地走来走去，这能让领队的复员军人指导员待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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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几天下来，农场干部就从我们这些青年里分出了好坏优劣。我们二中和几个其他学校干活卖力气、表现好的男生，除了去基干民兵排，就是被分配到大车排。而那些偷懒表现差的学生，就被分到农业连下大地去了。
我自然是被分到大车排。这工作，在今天年轻人看来，仍然是体力劳动，属于脏话累活之列，不屑一顾。但在我们当年，这可是“技术工种”，一般人想去还不让去呢！因为赶大车，拉车出力的是牛、马、骡子，赶车人只需挥鞭吆喝，算是“半出卖劳动力”吧？有时到山里拉木头或是到场部拉物资，路途远，要走上一两个小时，装好车后，老牛老马自己认识路，而且空旷的农场内部大道上，又没有什么往来车辆，赶车人吆喝一声，牛马自己上路前行，车老板甚至还可以倚在车帮上睡一觉，比在大田里弯腰弓背、运锄挥镰强多了。
我赶大车的第一个师傅叫张福林，东北话“福”字念“府”，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叫张府林。他是哈尔滨知青，后来才知道，他这个“知青”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上的学，来农场前已经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游荡一些年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良青年”。
我见到他时，他头戴一顶皮面园顶俄罗斯式卷毛羊羔皮帽，脚蹬一双半高腰黑皮靴，比我们这帮刚出校门的穷学生穿戴强多了。听先于我们将近一年来的哈尔滨青年说，他这个人脾气大，不好惹，于是我就像老一辈人跟师傅学徒那样，对他毕恭毕敬，让干啥干啥。再加上我常在路上根据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大道小道消息给他讲故事，比如中苏珍宝岛谈判花絮等，他挺感兴趣，所以我俩相处得还不错。只是我从小就是规规矩矩的好学生，社会经验极少，到东北又对当地风俗民情一概不知，闹了一些笑话。
比如有一次我俩到场部仓库拉货，车到地方后，他叫我找个“喂得罗”来给马饮水。我答应着，还怕师傅不高兴，没再问一句，便急匆匆下车到处去找。但我实在不知道“喂得罗”是什么玩意儿，心里想着是不是农村用的秫秸秆编制的笸箩？在院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最后还是张福林说：“就是小水桶！”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中学学俄语学过“小水桶”这个词“ведро”呀，怎么忘了呢？东北话里有许多俄语词，尤其以哈尔滨为多，如“黑列巴（хлеб，面包）”“马申（машина，机器）”等等。来到东北发现自己当年学的俄语还真找到了用物之地，也是意想不到的成就感吧？
我跟张福林赶车大约一个多月，我被分场领导指派作为知青代表，参加总场组织的整党学习班。等我一个月后回到分场，张福林已经回哈尔滨去了。当时以为他是短期回城探亲，不久还会回来。后来听说他在哈市参加流氓团伙斗殴，被逮捕判刑，以后就不知所终了。
我的第二位赶车师傅是牟宗言。他比我小一岁，是老初三学生，他的哈尔滨同学都叫他“老牟”，我们也这么叫他。他当时任大车排排长，很能干，也很讲义气，我俩至今还保持着微信联系。
我从场部开会回来后不久，连里安排我做司务长，管起了食堂。当时我们农场烧柴全靠上山砍树。碗口粗的小橡树，东北人叫“柞树”，木质坚硬，烧火热度高，燃烧时间长，确实是很好的烧柴。但这么好的树，还没长大就被我们砍掉了，现在想来也实在可惜。
那个时代不讲环保，没有绿色生态概念，农场局和林业局永远打不清的官司，我自己就曾经帮我们分场“革委会”主任写过给林业局的“检查”，但检查写过了，树还是要砍。听说现在好多了，农场职工也用上了管道天然气，与林业局的纠纷才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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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我找牟宗言驾车去山上砍树，当地话叫“拉条子”。我俩找到一处茂密的柞树林，牟宗言挥起大斧，东北叫“玻璃斧子”（其实这词也是来自俄语“托波尔”——топор，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有个地名叫托波尔斯克，中文意思就是“斧头城”），专找碗口粗的小树，一斧一棵，很快就砍倒一大片。
我从小就头脑灵便，四肢孱弱，干体力活没力气，也不会干。所以老牟在那里“咔咔”砍树，我只在一旁打打下手，帮帮装车。老牟也不说我，反倒时时提醒我小心，别被树根、木桩子绊倒磕着，也别让木条子砸到腿脚（我们一起下乡的一位天津同学就是帮人卸拉木车时被圆木砸中膝盖，造成粉碎性骨折），他倒像个大哥哥了。
我俩呼哧呼哧干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快到中午了，肚子也已经咕咕叫，再说回程还要走近一个小时，我便催促老牟赶紧捆好车上的条子往回走。哪知，越忙越出事，车行了大约三分之一路程，遇到一个沟坎，大车颠了一下，车上全部条子后移到车尾，把车底板翘了起来。可怜那匹几百斤重的辕马，被马肚带兜着悬在半空，四蹄挣扎，就是下不来。另外两匹边马，在一旁楞着，不知所措。
这下可糟了。老牟说，得把车上的条子全部卸下来，重新装车。我一听，烦死了，不知得折腾到什么时候？这时，我那一身懒肉把营养全供给大脑，激发起我脑细胞的急剧活动，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我对老牟说，能不能用车上带的大绳把条子垛拢起来，再把绳头分别拴到边马的马套上，赶着边马拖带，看能不能把木条垛拖回到原位来？
老牟想了想说，可以试试。于是他按我说的，把条子垛用大绳捆好，再绑到边马的马套上。他自己站在车辕的横杠上，挥舞大鞭子，“啪啪”两声脆响，那两匹边马一起使劲，居然一下子把一垛木条子拖回到原位。这下可把老牟乐坏了，一个劲说我：“有学问的人就是有办法，这回我又学了一招！”
其实他哪知我是在偷懒呢？不过这件事也启发我想到，可能科技进步就是由懒人促进的！你想，老实勤快的人只是想认真干活，自己不怕脏不怕累，干好就完事了。只有懒人怕辛苦，总想投机取巧，于是才去发明各种机器。不愿意写字，就发明打字机；不愿意洗衣服，就发明洗衣机。不管怎么说，反正老牟直到现在也对我十分“崇拜”。
本文作者（左）
后来我被天津市选调到师范学院上大学，老牟则参军到兰州军区体工大队，转业后到黑龙江大学工会工作，热热闹闹玩了一辈子。但我俩的联系始终没断，每次我到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开会出差或单纯旅游，除了哈尔滨荒友们集体会见我之外，他都要单独接待我，我俩的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半个多世纪岁月消磨，多少人和事都渐渐淡忘了，但牟宗言站在马车辕杠上挥鞭喝马的形象，则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李逸津